（一）
按照史学界的通常说法，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亦即咸丰元年辛亥）的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于广西武宣县之东乡正式登极，就任天王，史称“东乡登极”。
然而太平天国自己并没有所谓“东乡登极”之说。迄今发现的所有太平天国文献，未对洪秀全“登极”的时间、地点作过任何具体说明。
考“东乡登极”之说，最早见诸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该书于1851年3月23日条下标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登极（按：时在广西武宣台村东岭三里附近）。”郭氏对此解释说：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王诏旨中有：“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极节”，同年十月十四日诏云：“二月念一哥登极，亦朕登极人间和”。所谓“登极”，即指洪秀全正式即位而言。此二月二十一日，自系太平天国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亦即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以是时尚无所谓天历。
其后，罗尔纲在《金田采访记》一文中专门花了一节的篇幅，对世传洪秀全于大湟江口石头脚登极之说进行考辨，重申了“洪秀全于武宣东乡称天王”的观点[2]。自罗氏考辨之后，“东乡登极”之说遂为大陆史学界所认可。
当然也有不同的见解。如郭廷以本人即模糊地意识到：“洪秀全之建号称王，并非始于是时。”他指出《天命诏旨书》中有“庚戌十二月初旬，时在金田，天王令曰”云云一条，又庚戌十二月二十日，清钦差大臣李星沅于奏报及致骆秉章书中有洪秀全等“擅帖伪示”、“结会僭号”等语。郭氏由此认为，所谓“伪号”、“僭号”，即是指洪秀全称“天王”而言。可惜他未能循着这一思路深究下去，反而坚持了洪秀全于1851年3月23日“正式即位”的观点[3]。
简又文则从根本上反对“东乡登极”之说，认为此说“可疑实甚”。他指出：
干王供词虽未明言其于起义时即位，但固已称其为天王，且于正国号之后，即“封立幼主”，随封五军师主将等，又以天王名义屡颁诏书，军次江口墟驻跸石头脚，即以陈公馆为天王之行宫（见《金田之游》该公馆主人陈仲连述辞，清军常有误以其于此称王者）。是时，其妻妾俱称“王娘”（见拙译《天王惩戒娘娘记》，载《女位考》）。凡此种种事件俱可证明其在移师武宣──二月二十一日──之前，已实行“天王”职权，不特徒拥虚号已也。如是显见其一起义即正位天王，必无于武宣再行“即位”之理。[4]
应该指出的是：简氏所谓“一起义即正位天王”的说法是错误的。细考洪仁玕自述原话，虽然语意较为含混，但他只是说“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并未提及洪秀全于三十八岁生日那天即位天王[5]。但简氏列举的种种事实，足以反映洪秀全在所谓“东乡登极”之前已经称王。尤其是他还提出了一条极为有力的反证：
《太平天日》有句曰：“此时干王洪仁玕染病见天启奏主曰：‘兄三十八岁方登天子位也。’”洪氏三十八岁之年正是道光三十年庚戌。如其在翌年二月方“登极”，时年已三十九岁，登极之前当不是“天子”，则《太平天日》之官史的记载，岂非失实？但这是无可能的。我认为这是断定此问题的铁证。[6]
简又文否定了“东乡登极”之说。但他囿于“天王于起义之时即位”的成见，对二月二十一日之“太兄暨朕登极节”又提不出一个合理的有力解释（详见下文），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真正解决。
（二）
显然，欲将问题弄清，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所谓“耶稣登极”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二，洪秀全是否确于某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极”？
先看其一。简又文指出：洪秀全规定每年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极节”，意义明显，“是纪念耶稣与天王同在此日‘登极’之大庆典也。”而所谓耶稣登极，应即是基督教“耶稣升天节”之变相（外人称之为Easter），即所以纪念耶稣死后复活荣升天堂传说故事者。“在外国，这节期定于每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后第一度（或是日）月圆后之第一个礼拜日举行，常称‘复活节’。”简氏为此考察了1851与1852两年的复活节日期，但结果很令他失望：1851年的复活节是在4月20日，1852年的复活节是在4月11日，折合清时宪书或天历都不是二月二十一日。而辛开元年的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虽系3月21日春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不是春分第一度月圆之后。简氏由此得出一个自嘲式的结论说：
此可能系因洪氏固知基督教有“复活节”约在是时举行，但不确知日期，故误为提前一月举行之，并即附会为自己登极之日，一并举行祝典，以示与“天兄”并尊之义，殆不一定指明其确在是日登极（即位）为天王也。[7]
简又文没有考察1850年的复活节。不过结果同样不会令他满意：是年复活节为3月31日，折合时宪书为道光三十年二月十八日；而二月二十一日虽在春分第一度月圆之后，却偏偏又是星期三而不是星期日。
简氏猜测“太兄暨朕登极节”与复活节有关，有其一定的道理。1860年8月11日上海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刊载了艾约瑟牧师（Rev. Joseph Edkins）的一篇报告，内中就涉及这一问题。这篇报告较详细地披露了艾约瑟访问干王洪仁玕时的若干对话。其中艾约瑟的第14个问题是：
天历六节中，二月二十一日之天兄暨天王登极节，应作何解？
他所得到的答复是：
这是试图将救世主被钉十字架与天王登极的时间统一起来。干王对其族兄说，他曾从韩山文先生（Mr. Hamberg）处得知犹太人之逾越节（Passover）是二十四日，但天王坚持采用二十一日，因汉字之二、十、一，共同组成一“主”字。[8]
逾越节，是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三大节日之一，在犹太教历的尼撒月（公历3、4月间）的十四日举行。据《圣经·出埃及记》记载：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上帝命令宰杀羔羊，涂血于门楣，天使击杀埃及人之长子时，见有血记的人家即越门而过，称为“逾越”。犹太人遂立此节以示纪念。基督教在纪念耶稣复活时，亦曾有一些社团据此传统将复活节定在尼撒月之十四日，直到7世纪下半叶西方教会才定出复活节的具体计算方法，即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9]。有意思的是，洪仁玕在答复艾约瑟提问时虽然提到耶稣受难之事，但却只提到逾越节而未提到复活节，而逾越节的日期又是韩山文告诉他的。对此，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即：当时传教士在向中国人介绍复活节时，很可能是考虑到东方人的习俗和方便而采用了逾越节的日期，并直接将此日定为中历的二月十四日。此处洪仁玕所说“二十四日”显系“二月十四日”之误。
洪秀全在规定“太兄暨朕登极节”的日期时，否定了洪仁玕的意见而坚持采用“二十一日”。说明他对“耶稣升天”之事和逾越节的日期，都是明白知晓的。考其于辛酉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发布的诏旨中，有“逾越十四升十三，登极同日排由父”之说[10]。所谓“升十三”，系指天历六节中正月十三日的“太兄升天节”；“逾越十四”，即前述犹太人之“逾越节”日期。这两句诏旨像是答复人们的疑问或诘难一方面既申明了“登极节”是与“耶稣升天节”、“逾越节”截然不同的新节日；同时又强调了他与天兄同日“登极”，完全是由天父亲自安排的。
简又文的前述“结论”不能成立了。问题又从天上回到了地下。这就是：在现实中，洪秀全是否确有在某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极”的举动？
对于“二月二十一日”这一日期我们不应有所怀疑。因为“二十一日”暗含了一个“主”字，正是“登极”的最好时机，况且又有洪秀全本人的诏旨为证。问题是：洪秀全究竟于哪一年的二月二十一日登极？
辛开元年之说已遭简又文否决。其后的各年更无可能。剩下的唯一选择，只能是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其根据，便是前引《太平天日》中洪仁玕的那句“天启”式预言：“兄三十八岁方登天子位也。”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按照民间的习惯算法，其三十八岁是在道光三十年庚戌，这应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其时仍是凡夫俗子的洪仁玕何以能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即预见到洪秀全将于六年后登极？《太平天日》将此归结为他因“染病”而见天启之故[11]。所谓天启（apocalypse），又作“启示”，系基督教神学用语，谓上帝向人显示其旨意及“真理”。《圣经》中有不少启示文学作品，每每采用“见异象”、“传启示”的形式，伪托系过去写成，并将已发生的历史情况以隐喻方式，作为当初所作的“预言”而加以描述。《太平天日》中洪仁玕的“预言”，亦应作如是观。事实上，洪仁玕直到避居香港往依韩山文时，仍不确知洪秀全登极的具体时间。由其口述而由韩山文笔录的《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汉译作《太平天国起义记》），即误以为洪秀全“在永安即帝位，改国号为太平天国”[12]。尽管如此，《太平天日》所载的“预言”，还是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洪秀全确实已于庚戌年登极。
对于洪秀全于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极，还可找到直接的佐证。据《天兄圣旨》载：
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天兄欲天王暂行避吉，众等坚耐灵变，爰降圣诏谕天王曰：“秀全，尔穿起黄袍么？”天王对曰：“然也。”天兄曰：“要避吉，不可命外小见，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天王对曰：“遵天兄命。”[13]
黄袍加身的意义谁都明白，这就是“登极”，从而成为所谓“真命天子”。将洪秀全身穿黄袍理解为“登天王位”的预演，实际上还是受了“东乡登极”或“起义同时登极”成见的束缚。从天兄（亦即萧朝贵）与洪秀全的对话来看，“天兄”并没有丝毫责怪洪秀全“过早”穿起黄袍的意思，只是要他从此更加小心谨慎，不可被人识透“根机”。洪秀全的应对也相当坦然，没有任何内疚的表示。由此可见，他之穿起黄袍，应是事先得到“天父”、“天兄”首肯的。再从时间上分析，“天兄”这次下凡是在二月二十三日，则洪秀全身穿黄袍的举动只能在此之前不久刚刚发生，也即“太兄暨朕登极节”所表明的二月二十一日。
从《天兄圣旨》的有关记载中，还可窥见洪秀全“登极“前后的若干蛛丝马迹：
早在戊申年十二月初七日（1849年1月1日），亦即洪秀全三十六岁生日的前三天，萧朝贵就以天兄名义，要黄玉琇等三人（均为洪秀全之表亲）当晚即去恳求“天父”准洪秀全“早正大位”。因《天父圣旨》缺失，“天父”（亦即杨秀清）如何表态不得而知。看来是没有同意。此后的整整一年之中，“天兄”历次“下凡”也未再提及此事。但到了己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50年2月10日），事态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天兄圣旨》的记载中第一次出现了“回朝朝见太平王”的说法。而且话是由核心人物之一的韦昌辉口中两次道出，说明此时不但洪秀全之“太平王”的名分已定，甚至其驻地也被目为“朝廷”所在了。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1850年4月5日）之后，二十七日（4月9日），“天兄”再次下凡。这次下凡的宗旨是：“欲天王和以处众，欲众等敬以尊天。”他嘱咐洪秀全：“秀全，尔要放些悠然。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之所以需要有这么一次“下凡”，看来是因为“天兄”发现洪秀全即位之初，“君”与“臣”双方一时都还不太能适应，从而希望这位“太平天子”放些“悠然”，即放随和一些，不要把弦绷得太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天兄”对谭顺添的如下一番嘱咐：“太平事是定，但要谨口，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所谓“太平事是定”应作如何理解？此话固然可以解释为“起义之事已定”，但理解为“太平天王已即位，立国之事已定”似更确切些。由于形势所迫，洪秀全的登极仪式只能是在少数人知晓的情形下秘密举行。所以“天兄”以后的历次“下凡”，都一再严令有关人员注意保密：“千祈不好泄漏天机，不好讲太平事先。”
洪秀全登极的具体地点何在？就是“天兄”多次“下凡”所在的平山（又作平在山、平隘山，在桂平县旧宣二里）。据《天兄圣旨》可知，至迟从戊申年九月（1848年9~10月）起，平山便是洪秀全活动的主要据点。而至少从己酉年十二月十九日直到庚戌年三月初四日（1850年1月31日－4月15日）期间，洪秀全未离开过平山。
对于洪秀全在平山登极，还有两条旁证材料：
一是幼赞王蒙时雍家书中提及，他于庚戌年二月敬拜上帝后，“为日无几，即随先父到平在山面觐真圣主天王圣颜，仰蒙面诏教导，指引甚属精详。”[14]
二是庚申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860年12月22日）的幼主诏旨中，有“平在山勋旧，俱升封义爵”[15]之说。这些所谓“勋旧”，当系洪秀全登极之时，随侍前后的一班旧臣。十年后追叙勋劳，予以升封“义爵”的殊荣。
（三）
综上所述，洪秀全之“登极”地点，不在武宣之东乡，也不在桂平之金田，而是在桂平之平山（平在山）；其“登极”时间，不是辛开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也不是庚戌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而是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850年4月3日）。这一史实的辨正，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太平天国“先起义，后正位”或“起义同时正位”的成见，因而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太平天国初兴时期，尤其是金田起义发动前后的若干重要史实。这里且举两个与“登极”直接有关的例子。
其一，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等人究竟于何时就任军师？以往的论著大都依天王登极的时间或定在1851年1月，或定在3月，现在看来，都靠不住。根据《天兄圣旨》可知，除韦昌辉外，冯、杨、萧至迟在庚戌年七月（1850年9月）已具有军师的身分。则三人之就任军师，很可能是在庚戌年二月（1850年4月初）洪秀全登极的同时。而韦昌辉之升任军师，则要迟得多，大约是在辛开元年十月（1851年12月）封王前不久[16]。又据《天情道理书》所载：杨秀清“蒙天父亲命下凡为天国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亦系“天父差下凡为右弼又正军师”[17]。因此，杨、萧二人之就任军师，形式上是否由天王任命还是问题。
其二，关于金田起义的发动及其具体时间。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开国史上最为著名的大事件。“金田起义”的提法，也最先见诸太平天国自身的文献。但长期以来对金田起义的时间一直争论不清。具体地说，就是依李秀成自述所说的“十月不约同日起义”定在庚戌年十月，还是依洪仁玕自述所说的“恭祝万寿起义”定在庚戌年十二月。现在看来，这一问题也可得到澄清。简又文之所以主张金田起义发生于庚戌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他认定洪秀全只能于三十八岁生日那天登天子位，也即“起义同时正位”。现在既已确知洪秀全之“登极”早在金田起义之前，以其生日，亦即所谓的“登极”之日作为起义标志，便失去了立论的基础。因此，判定金田起义的标志，还是看它是否已经发动，是否正式打出造反的旗号（按照《天兄圣旨》的说法是“扯旗”）。其具体时间，当依太平天国官修史书《诏书》所载明，而为李秀成自述所引用的“庚戌年十月”[18]。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有趣的史实，即洪秀全本人与金田起义的关系问题。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洪秀全理所当然是金田起义的领袖。可是太平天国时代人们对“起义”确切含义的理解，显然是与今人有差异的。从太平天国的文献记载看，“金田起义”有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其大意是指以金田为中心的各处拜上帝人马“团营”举兵，“共扶真主”，亦即仗义起兵勤王之谓。如杨秀清、萧朝贵共同以军师名义发布的题为《奉天诛妖，救世安民》 起义文告中，即有“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雠，共立勤王之勋，本军师有所厚望焉”云云。因而，此时已身为天王的洪秀全本人便不可能，也不应该出头公开扮演起义领袖的角色。事实上，正如李秀成──也即太平天国官修史书《诏书》──所说，金田起义之时洪秀全正在山人村胡以晃家中密藏呢！
（资料来源：本文曾以《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为题摘要发表于1993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全文发表于《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第110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84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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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商务印书馆1947年再版，上册，第108~115页。
[2] 罗尔纲：《金田采访记》，载罗著《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30~333页。
[3] 郭氏前揭书，第108~115页。
[4]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上册，第369~372页。
[5] 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2页。
[6] 简氏前揭书，第369~372页。
[7] 同上。
[8] 转据P. Clarke and J. S. Gregory ed.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Honolulu, 1982. 按：此条史料系王庆成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9] 参见王克勤等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743、998页。
[10]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4页。
[11] 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及《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横排本）所载之《太平天日》，有关断句均为“此时干王洪仁玕染病见天，启奏主曰”云云，实误。查《太平天国印书》（影印本）之《太平天日》原文，“天”字之前有一空格，其后与“启”字之间却无空格，也无标点符号将“天”与“启”断开，说明“天启”二字确系连在一起的含有神圣意义的专有名词。
[12] 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载《太平天国》资料第6册，第837页。
[13]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14]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72页。
[15]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72页。
[16] “天兄”在庚戌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凡”时，对洪秀全说“尔现有两个军师在此”云云。当时在场的有洪、冯、韦以及“天兄”所附身的萧朝贵本人，仅杨秀清缺席。可知韦昌辉当时尚不具有军师的身分。而辛开元年十月二十日的“天兄下凡”，全篇似为“天兄”对刚刚升任军师的韦昌辉及其家属的训诫。见《天父天兄圣旨》，第62~65，94~96页。
[17] 见《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资料第2册，第370、371页。
[18] 有关金田起义的详细考察，见拙作《金田起义再辨析》，载1996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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