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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有深厚的基础，这种研究事实上成了一种专门的太平天国学。粉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三年多以来，太平天国研究从被窒息的状态恢复生机，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曲折的道路有助于我们思考太平天国学本身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本文不是从文献学方面叙述太平天国的研究史，而是在学习太平天国研究史的过程中主要着眼于研究方法的得失所写的一些笔记，对研究成果的介绍大体上只是在这个限度内有所涉及，自然不免挂一漏万。错误之处，尤盼识者指正。 一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统治者毁灭了它的文书文献，而仅仅在他们的官方记录和私人文集中，片断地、歪曲地留存了这次运动的形象。二十世纪初叶，我国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为推翻清朝统治而激烈悲壮地斗争了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那时的革命志士心目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宣传这次革命运动。如石达开就是他们用来进行这种宣传以寄寓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人物之一。汉公《太平天国战史》，是当时有影响的著作。孙中山曾为该书写序称，“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显然，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借太平天国以鼓吹反满革命。编著者说，本书多采译西人从军日记诸书及日本人著作、中国写本，列了英、法、日各种参考书和“中国逸书”，但实际上，书中所记颇多出于虚构。如书中说，太平军初占武昌，行乡会试。兴国刘某为状元，登台演说驱满兴汉意，民有泣下者。洪秀全在南京谒明陵，祝词称：“不肖孙子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规模一遵洪武初年祖制。”等等虚构之事，是当时汉族民族主义思想之反映。书中又说，洪秀全建国后，其制度律令半效西法，日登高殿集众演说，日用食事，一宗法制。与人民自由权为主，解妇人拘束，交际之风一变。又说，美国领事以洪秀全为人民争自由，乃东方之大革命，请遣使通好。洪仁□乃赍国书使美，国书称：朕闻贵国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为主，男女交际无所轩轾，实与我天朝立国相合。更属予虚乌有，应为当时革命者头脑中民主主义理想的投影。 辛亥以后，谈论太平天国已不成为禁事，因而二十年间出现了多种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其中有一些主要是叙事性的，如凌善清的《太平天国野史》（一九二三年出版）。作者对太平天国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它实行了许多新政，有许多新思想，清末民初许多改革都渊源于它，其意义较之民国之墟清为尤重且要。但这本书基本上仍是叙事性的，它的主要根据是《洪杨纪事》抄本，即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还有一些则据自传闻或伪托的书。随着太平天国史料的日益发现，这些著作已逐渐失去了价值。 另一些，主要是理论性的，是试图从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内容等方面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分析的史书。这类书有李一尘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一九三○年）、张霄鸣的《太平天国革命史》（一九三一年）等。它们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或称为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或称为市民性的农民革命、农民性的市民革命。它们的观点似乎都渊源于拉狄克的著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拉狄克说： “中国当时需要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了。所以太平天国暴动有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份……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暴风雷雨般的先声，有力的开端。” 根据这种观点，李一尘、张霄鸣等都认为，太平天国以前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客观基础；太平天国建立共产农村公社的企图，很快就被高度发展的商业货币经济所推翻，他们破坏了地主土地占有制，解放贫苦农民，同时又开始建立“派力门”（按即“议会”）政治，建立进步的司法审判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打出道路。同时认为，太平天国一八五六年内讧，是阶级矛盾的表现：洪秀全是小资产阶级，即破产的下层知识分子的代表，接触商业资本后趋于腐化；杨秀清是代表工人意识的急进派；韦昌辉是被迫加入革命的地主富商的代表。内讧就是三个阶级的冲突。拉狄克说：“工人的意见是欲推进革命向前发展，小资产阶级就动摇了，而地主就手舞足蹈地屠杀工人。一九二七年的历史更重演了这出悲剧（指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太平天国的历史，即是一九二七年北伐中阶级利益冲突的开场白。” <%均据张霄鸣书转引。%> 我们不能说这些书在理论上学术上没有可取之处，但它们主要的论点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中国当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是否成熟，姑不具论，但拉狄克等对问题的推理过程是不能成立的。以杨秀清为工人的代表，说只有他希望把革命推进到北方，更是毫无根据。所以这些看法也就不可能有说服力。 二 三十年代以后，太平天国学在史料和研究两个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 从二十年代后半特别是三十年代起，国内久已湮没的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如它的印书、文书等，当年曾被一些传教士、商人、外交官、侵略军带往国外而收藏在博物馆、图书馆里，这时陆续被一些中国学人发现而传回中国。最早传回和出版的有刘复《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和程演生《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都在一九二六年出版）。刘复的十六种抄自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件，其中十四种系太平天国文书，但大多被割裂，分量较少。程演生的史料集系据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藏本抄摄，有太平天国的重要印书十篇，其中包括《天朝田亩制度》初刻本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洪秀全的早期著作以及《天父下凡诏书》等。三十年代中，肖一山、王重民等先后到英国、德国、法国搜访，抄摄了很多太平天国的印书和文书，先后出版了《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天国书翰》、《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官书》等，提供了《天朝田亩制度》重刻本、《资政新篇》、《英杰归真》等等多种文献。在国内，故宫文献馆也于一九三三年影印出版《太平天国文书》一册，其中有李秀成、陈玉成等的一些重要书信、告示。所有这些关于太平天国的真实记录的出版，打开了研究工作的新世界，促进了太平天国研究在三十年代的繁荣。 三十年代以后，在太平天国史事的考订研究方面也有较多的进展。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丛考》，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对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历史过程和政策措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澄清了前一阶段许多以讹传讹的误解。例如关于朱九涛同洪秀全的关系，关于钱江、王韬等人同太平天国的关系，关于太平天国的历法等等，他们都分别作了研究考证，澄清了传闻之误，揭出了事实真相。再如关于太平天国的经济社会政策和思想，在此以前或未予重视，或虽重视而多陷于臆测。而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重视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分析以研究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制度，同时还注意利用方志和笔记资料，提出和研究《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如此等等，使人们对于太平天国的认识有了不少进展。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如简又文等认为这是一次民族革命运动，目的在于推倒满清政权而恢复汉族河山。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但“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些看法各各不同。简又文强调太平天国的汉、满民族斗争的性质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显然是突出的资产阶级偏见。但他们尽管有这些不同，在方法上却大都重视考据、重视用逻辑的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事实和过程。不能不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前一阶段著作中的某种主观主义倾向，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纠正。但是，他们重视的是个别的、部分的史事考订研究，其根本缺陷是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解释和驾驭全部过程，这必然要限制他们的视野和成就，或者造成种种错误的见解。 三 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家的重视，成果的丰富，队伍的扩大，等等方面，比以前都不可同日而语。建国初期，在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这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全国许多地方举办了太平天国展览会、座谈会。在群众和专业工作者配合下，文物、文献不断发现。史料的编纂和出版大规模地开展。一九五○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一册，收入了向达等从英国抄录的许多重要史料。其后，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包括了建国以前零散发表的太平天国文献和清方记载。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努力下，《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艺术》、《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先后出版。此外还出版有《太平天国资料》、《太平天国史料译丛》、《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等。其中，在搜集太平天国各种文书告示和当时人的有关记载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建国以前不可以道里计。这就为新中国的研究者科学地认识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 在研究工作方面，范文澜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初版于一九四五年，建国以后它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它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的革命运动，它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这种看法代表了我国太平天国研究的整整一个时期。罗尔纲在建国初期先后出版了《太平天国史稿》、《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和《太平天国史事考》等七种论文集，重在总结他考订研究史事的成果，这对于建国以后新的研究力量的成长也起了有益的作用。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写出了多种关于太平天国的专书和大批论文，其数量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首屈一指。很多研究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批驳了把太平天国曲解为宗教革命或种族革命的偏见，而认为这是一次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伟大革命斗争。同时，对太平天国史的许多重要问题，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讨论。 五十年代进行的关于这次革命的性质，包括它的原因、动力、任务和目标的讨论，是我国太平天国研究史上一次最热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是一次旧式农民战争，是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的基础上爆发的，《天朝田亩制度》正是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反映。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次革命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有的还认为它是一次市民革命，《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要求。太平天国运动是否具有近代的性质，或在什么意义上具有近代的性质，是十分重要但并非轻易就能认清的问题。研究这样的问题，需要对太平天国本身的思想、政策的性质、作用、后果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还应对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性质有切合实际的认识。列宁说：“在全部社会经济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三二八页）根据列宁的这一意见，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农民革命而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似乎需要切实地研究当时中国的全部社会经济是否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或在什么程度上带有这种性质。这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当然不是从名词、概念方面所能解决的。 太平天国的经济政治措施是建国以来的重要研究课题。太平天国不曾实行《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方案，但它是否实行过类似“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引导了对太平天国地区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入研究。由于研究者的努力，由于江浙等地大量笔记史料的发现，现在人们对于太平天国地区土地关系有了比以前较为具体、较为深入的了解，这是建国以来太平天国研究取得的重要成绩之一。较多的人认为，太平天国并未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农民在革命运动中得到某些实际利益，但革命并未改变整个所有制。此外，关于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权、乡官成份，思想渊源和文化教育制度，关于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打击清朝统治者的战绩，同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的关系等等，都发表了很多论著。这样，建国以后太平天国的研究在广度上、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阶段。 四 建国以来的太平天国研究经历了曲折和倒退，这就是六十年代中期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和七十年代中期在太平天国史领域中搞“批儒评法”。 一九六四年对历史人物李秀成的批判，如同当时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和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批判，对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进行大规模的批判一样，都是极左路线的产物，都是十年浩劫的先导。李秀成被俘以后的表现，出于什么动机？造成什么后果？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这本是历史学家应该探讨的问题，应该成为研究李秀成其人其事的一部分。但六十年代的李秀成批判运动却把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不允许讨论，用恶劣手法围剿不同意见。它在研究方法上还助长了一种非科学的倾向，这就是用对历史人物做政治鉴定来代替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研究。历史过程总是由人物、事件、环境等主客观因素构成的。人物怎样和为什么参加了某一历史过程，他对此过程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起这样的作用，等等，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价，这将使我们对整个历史过程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戚本禹批判李秀成的方法，却引向只关心对人物做出某种脱离历史条件、不作历史分析的政治结论，例如，是否叛徒，是否野心家，是变节分子还是变节行为，等等。历史人物“研究”中的争论如果只在这些政治结论的类别上或程度上纠缠不休，那就会失去科学的性质，而无助于对历史过程的认识。 “批儒评法”是继之而来的对太平天国研究的严重伤害。梁效、罗思鼎根据“四人帮”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曲解历史事实，用“路线斗争”论来塑造太平天国历史，把历史糟蹋得面目全非。他们说，洪秀全坚持《天朝田亩制度》，是反封建的，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主张“照旧交粮纳税”，是封建复辟代表；洪秀全要“斩邪留正”，别人要“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洪秀全要“反孔”，别人要“尊孔”，等等。这些浅薄的、别有用心的捏造，竟成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模式；生动、丰富的历史现象，变得极度的贫乏，脸谱化、简单化、公式化；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变成了一些不受物质条件制约的自由意志的表演。 在戚本禹、梁效、罗思鼎猖狂时期，太平天国研究经历了虚假的繁荣和真正的窒息。他们所铸造的模式不允许、不需要人们去研究历史，而只需要人们去“塑造”某些指定的英雄，去揪出一个个的“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分裂主义者”。 太平天国研究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逐渐恢复生机。一九七六年底，史学工作者就提出了批判“四人帮”对太平天国研究造成的祸害问题，后来又提出了纠正“神化”洪秀全、“鬼化”李秀成等人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样的批判和纠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戚本禹和梁效、罗思鼎那些荒诞浅薄的论断，已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鄙弃。但拨乱反正并不是简单地回复到十几年前的老地方。这几年来太平天国研究取得的成就，更表现在经过史学工作者新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 如关于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过程，有些同志认为，在洪秀全的科场绝望和走上反清道路之间，有一个信从宗教、希望通过改造世道人心以救世的阶段，《原道救世歌》等早期作品没有直接的反抗意识，也没有包含近代的政治经济平等的内容，而只是反映了这种救世的愿望。洪秀全在一八四七年以后受广西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和推动，决心发动起义，基本上仍是中国传统的农民战争，在此以后，他的著作中才包含了利用宗教和其他适合于农民战争需要的思想。 又如，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的政权问题讨论的延伸。有的认为，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的政权，是一个新的封建政权；有的认为天京政权还是农民革命政权，但处在封建化的过程中。与这一问题有联系的，还有对太平天国内讧和政体问题的新见解。如关于内讧，认为这是政权逐步封建化、领导集团思想逐步蜕化的结果。关于政体，认为太平天国的政体制度是虚君制：天王为国家元首，临朝而不理政；军师为政府首脑，掌握实际权力。这种制度具有农民民主主义的性质。这种制度后被杨秀清、洪秀全自己破坏，洪秀全成为专制君主，使农民政权逐渐向封建政权转化。此外，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关于太平天国后期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及其变化，以及太平天国革命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等，都有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新的讨论，使太平天国研究出现了新的繁荣。 所有这些新提出的看法，当然并不都是对历史的更正确的认识。它们都还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并且有的争论也没有展现使意见逐步一致的前景。例如关于太平天国是“农民政权”还是“封建政权”的争论似乎就是如此。这种情况启发人们不仅关心争论中的不同意见，而且更关心研究的方法。在庆幸我们的工作从“四人帮”的窒息下解脱出来而重新取得了成就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存在着怎样才能使太平天国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的问题。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几十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太平天国研究在理论上方法上有什么经验教训？三十年来，关于太平天国，已经有很多书很多文章，这当然不是说太平天国研究已经走到了尽头；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是个无穷尽的过程，而且太平天国研究中的确还有不少我们未涉足的问题。既然这样，我们怎样才能开阔视野，向着太平天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无疑，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集思广益的讨论和研究。 五 回顾三十年来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到，正确地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于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成绩和失误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太平天国历史作科学的研究，加深了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认识， 丰富了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才能引导农民走向解放的真理，这样，史学工作者就以自己的研究从各个侧面解释了我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直接间接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固然有做得正确因而取得成绩的经验，但也有造成失误的教训。主要的问题在于对历史研究如何为政治服务、如何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理解，常常陷于片面性和简单化，常常把历史研究当作是为眼前政治需要作注解的工作，而不重视历史研究应有自己独立的对象、任务和要求。 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不仅存在于太平天国史。如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因建国以后的革命以资产阶级为对象而对历史上资产阶级的活动也认为要“立足于批”，按照批判当代改良主义的需要去描述和评价戊戌变法，以为这样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样，在太平天国研究中，为了当时某种理论政策宣传的需要，就从太平天国史取材进行“配合”，例如讲教育改革，就写太平天国的教育制度，讲妇女问题，就写太平天国男女平等，讲法律，就写太平天国的法律，如此等等。 由于在研究中早就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因而，在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去搜索李秀成的叛徒罪状，在太平天国中大抓叛徒；在七十年代，为了配合开展所谓路线斗争的需要而去构筑太平天国内部种种莫须有的矛盾，就不是一件突发的事。相反，倒可以说是由来有目的。当然，我们队伍中的这类缺点，同戚本禹和梁效、罗思鼎别有用心的捏造，是不同性质的问题。 我们在这种倾向引导下写作文章的时候，主观上可能认为这是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良好途径。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很多人都已看清楚，这样做，不能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甚至还可能造成危害，特别是当文章所服务的政治口号是错误的时候。至于这样的研究在学术上造成的危害，那也是很明显的。 它不能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甚至导致对历史的歪曲认识。历史和现实是复杂的，在注意到它们的连续性时，不能忽略它们之间往往有本质的不同，或形质俱异，或形似质异。为宣传婚姻法而谈论太平天国的妇女婚姻问题，为强调现实的法制而谈论太平天国的刑罚法律，这类做法不会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当时的历史和社会。 由于目的主要在于“配合”而不在于探讨历史本身，所以对历史的认识往往不能深入。例如我们有不少关于太平天国反侵略斗争的论文，但太平天国对外国的认识和同外国的关系，我们却依然知道得很少很浅很不具体。原因在于有些论文是为了突出某一普遍性的观念，是为了纪念或“配合”而写的。这样的文章是需要的，但如以之代替太平天国同外国关系问题的科学研究，就不能不使研究陷于一般化。 它还使我们的研究视野狭窄，题目单调，许多科学上应予探讨的问题，由于同“为政治服务”挂不上钩而受到忽视。 建国以来，我们在太平天国史方面有很大的研究队伍，发表的文章数以千篇计，这自然是巨大的成绩。但以之与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度相比，应该说，我们并未得到相适应的收获。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诸如此类的“配合”上，它们对获得深入的历史认识并没有多少帮助，更不用说其中有一些“配合”不仅破坏历史科学而且也破坏社会主义政治了。我们应当从曲折的发展道路中吸取这样的经验教训。 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我们的研究可以脱离政治，可以不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恰恰相反，我们要强调的是完成历史研究本身的任务和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统一。 历史学是有党性的学科。它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它的研究成果，归根结抵总是为不同的阶级利益服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历史研究，包括太平天国研究，无疑应该有利于无产阶级事业，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是，实现这种“服务”或“有利”，并不是要我们撇开历史的整体，只去摘取某些形似的部分作为论证某种现实问题的工具，并不是要把历史研究变成编写某种伦理学的教科书。这种“有利”或“服务”，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对历史现象进行独立的科学的探索而实现的。历史的发展象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进程”（《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一四三页），“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六四页），用具体的历史知识来说明这种规律，以丰富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认识。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越是独立地研究历史，就越能丰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越能提高我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信心，正是在这种根本的意义上，它越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所以恩格斯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关于史学方法的研究讨论中，对“古为今用”口号的理解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口号是一种过于概括的东西，其意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关于它的作用，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口号指导下的实践。而实践告诉我们，它往往引向拿古代的东西来比附今天的需要。这是不可取的。政治家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古代的人和事来作一种比喻或暗示，是常有的事。但是，比喻或暗示是可以不顾不同的历史条件的，而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却决不应该这样。不能随便用古代的东西来比附现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原则，就是确认不同的物质经济条件产生不同性质的事件和人物。这是与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区别。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总是认为历史进程是周而复始的循环，是永远表演于世界舞台的同一出悲喜剧。在他们看来，现在就是过去的重演，而在唯物主义看来，各个时代的政治斗争可能在形式上相似，但它们各有不同的物质经济条件，本质是不一致的。马克思曾辛辣地讽刺那种不分古今的肤浅历史比拟，指出：“由于古代的阶级斗争同现代的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可能有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姆伊尔之间的共同点更多。”（《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第二版序）这是历史研究者所应记取的座右铭。 后来变成修正主义者的考茨基在二十世纪初曾研究基督教的历史，他曾说，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研究历史往往有根据现实需要而改铸历史的危险，而防止这种危险的可靠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确认不同的物质经济条件有不同的人和事。他说，他研究原始基督教的起源，“并没有赞扬基督教或蔑视它的立意，我所想的只是了解它。我知道，无论我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所奋斗以拥护的使命并不会因此蒙受损害。……无论古代的无产者有什么伟大成绩和胜利，有什么欠缺和失败，我们都断不能根据他们来推测近代的无产者的性质和前途。”（《基督教之基础》引论）当然，了解历史有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无产阶级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地客观地认识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为了兴趣，而是为了有助于较深刻地认清现在的社会，有助于我们在现实斗争中成为有觉悟的和目光远大的战士。 近年来，史学界思想很活跃，当然意见也很分歧。对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某些看法，例如认为太平天国搞平均主义比封建剥削还坏、《天朝田亩制度》是维护封建剥削的纲领等看法，不少同志有不同意见。这些看法当然是难以赞同的，尽管我们应该鼓励不同见解的自由讨论。但为什么会对历史造成这些看法？有的认为这是历史研究不为政治服务的结果，是“为历史而历史”所造成的。其实不然。“为历史而历史”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的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历史，按照当时的条件去说明历史。而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易于被理解为按照一时的现实需要去“认识”历史，并以这样的“认识”来说明现实。实际上，这的确是历史研究中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甚至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历史观。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后一种方法和观点对科学事业所造成的有害影响，而现在上述那些人们难以赞同的看法进一步表明了这种万法和观点的影响是多么深远。稍稍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上述看法并不是独立地、客观地研究历史的结果；而恰恰是把某种观感附着于历史所造成的，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现实，都会对生活有种种观感。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需要的是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警觉某些观感在无意中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观察和认识而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这是我们应该具备的一种“职业训练”。如果不去警觉它，甚至反而利用它，如根据对“史无前例”的“红卫兵运动”的观感而去描述义和团运动，根据对今天生活中封建残余的观感而去看待历史上的封建主义，那就不会有对历史的真正认识和恰当评价。由此看来，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强调独立地客观地研究历史，的确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只有努力克服那种根据“现实感”来铸造历史的影响，太平天国学作为一门科学，才能真正地深入地前进。 六 从几十年太平天国研究的经验来看，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恩格斯说：“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斗争（不论它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领域中发生的，或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实际上只是各个社会阶级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的表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德文第三版序言》）。这种对历史现象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是我们研究太平天国的基本方法。新中国的历史学家正是在它的指导下才得以认识这次运动的阶级斗争性质，澄清了它是一场民族革命、宗教革命等错误观点的。 但在太平天国研究中运用阶级斗争观点，也存在着简单化的错误的理解。 有一种表现是，把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同历史研究者的阶级立场问题混而为一，似乎用阶级观点研究太平天国，就是要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洪秀全的立场，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斗争的历史。但他们的著作也昭示我们，研究这些历史并不是要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站在奴隶、农民的立场，而是只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无产阶级比历史上的一切人高明，所以总是要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上一切，而不能采取对它们顶礼膜拜的态度，以致失去了分析认识的能力。这种批判既不是简单的否定，更不是谩骂，而是一种科学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有规律地发展的，没有昨天也就没有今天，因而对有利于这个发展的人和事要肯定它的积极进步作用，指出不利于这个发展的人和事是历史的消极反动因素。这是只有站在历史之上之外才能做到的，作为当时被压迫者的代言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能力。所以，尽管我们承认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斗争，也不能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立场为立场。如关于杨秀清的评价，有的认为杨秀清应该肯定，因为洪秀全后来也肯定了他。杨秀清确是应予积极评价的，但上述的论断似乎太简单了，尤其是洪秀全的是非不能成为我们的是非。洪秀全的是非不是评价太平天国人物乃至当时其他人物的标准；对无产阶级的历史家来说，无宁说，他也是需要评价的对象。 同这种做法相类似的，是把歌颂和暴露的公式简单地搬用于历史研究，对历史上的“正面人物”要歌颂，“反面人物”要暴露，两者必须泾渭分明。然而，研究历史的方法同在现实题材的文艺创作中对人民、对敌人的政治态度，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对历史，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只应也只能作出分析，作出评价。也有歌颂历史上的进步事件和人物的提法，实际上，这里所指的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帝王将相，按照他们自己的私利所做的某些事甚至某些暴行，在历史发展中可能具有进步意义，我们能够用或者歌颂或者暴露的公式去处理吗？《共产党宣言》指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无耻的、残酷的剥削，同时又说它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既不是简单的“歌颂”，也不是简单的“暴露”，这是对复杂的历史所作的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依靠这样的分析，我们才能有对历史上的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阶级。但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对农民战争的研究也只有依靠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才能认识它的兴败规律和历史作用。在太平天国研究中，有时太平天国被整个地看作是歌颂对象，认为应该少说少写它的 “缺点”或“阴暗面”；有时太平天国的某些人和事被视为歌颂对象而另一些人和事则是暴露对象。对歌颂对象如洪秀全不能讲“阴暗面”，对暴露对象如韦昌辉就要掩盖他在金田起义中的作用；一旦讲拨乱反正，就误以为只是把原来的歌颂和暴露加以颠倒。这种方法当然不能如马克思主义所昭示我们的那样，科学地认识历史。事实上，太平天国以及它的人和事的“进步面”和“落后面”都不可分地包含在它们自身之中，都是它们自己。我们既不能象马克思所批判的蒲鲁东那样，“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就必须如实地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客观的研究。 客观地研究历史，与阶级观点决不是矛盾的，也决不是客观主义。列宁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客观分析方法，并在客观二字上加着重点。列宁批评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只谈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是客观主义者的语言，他说，唯物主义者运用的是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的客观主义，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什么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可见，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越是客观地研究历史，就越能更深刻地认识历史。马克思在谈到他怎样研究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时说：“我所作的论述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形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第二版序言）马克思说过林肯是个平凡的人，他研究了美国的制度怎样使这个平凡的人成为英雄豪杰（《北美事件》）。恩格斯分析了马丁·路德怎样从表现得非常勇敢的人民的一分子，变成投向人民的压迫者方面而使自己的名字带上了污点（《大陆上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这些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客观地分析历史人物的科学论述，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是治疗简单化弊病的良药。 在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另一种问题，是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简单化，看不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存在和作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肯定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这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但现象要比本质复杂得多、丰富得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提供了认识这些复杂现象的本质的武器，而不是要我们回避和否认这些复杂现象的存在。列宁要求我们的是，“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论国家》）所以，当我们根据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而确认太平天国运动的阶级斗争性质时，我们不能只限于承认“农民”与“地主”这两种社会范畴的存在，否认民族、宗教、文化等其他社会因素的存在和作用。研究这些现象同确认这次运动的阶级斗争性质是不矛盾的，相反，它只会使我们对本质的认识更深刻、更丰富。 例如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宗教问题。在我们正确地批判了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宗教革命的错误观点以后，长期以来回避或否认宗教现象在这次运动中的存在，即使提到它，也只是简单地予以斥责。这无疑是研究工作中的幼稚病，其结果只能限制我们对太平天国认识的深入。 宗教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不仅洪秀全、洪仁□等领导人的著作中有很多宗教的语言和思想，而且宗教活动遍及于整个太平天国。我们应该研究太平天国宗教的内容，它与中国民间传统宗教、西方基督教的异同和关系，它对运动起着什么作用等等。但事实上，我们往往拿“宗教是外衣”一句话来代替对这些宗教现象的具体分析。其实，对恩格斯关于“宗教外衣”的论述，长期以来存在着误解。恩格斯是说在中世纪的欧洲，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都被合并到神学中，因此当时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必然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或者说，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外衣。恩格斯所论说的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太平天国时代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基督教神学的统治，怎么谈得上洪秀全为了发动革命就注定要披上基督教的外衣呢？至于说“宗教外衣”就是人们在政治斗争中有意利用宗教为工具，那也是过于简单的理解。恩格斯并不否认宗教中有着充满虔诚狂热的一面（《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二七页）。退一步说，就算太平天国的宗教是洪秀全给它披上的一件“外衣”吧，那也是一种存在，同样需要对它进行研究：它的形态、性能、对被它所复盖的机体的作用等等，不能因为它是“外衣”就弃置不顾。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这只是说它的作用，也不是否认它的存在。就它的作用而言，马克思在谈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同时，指出了宗教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与被压迫者显然不是没有关系的。太平天国宗教在酝酿金田起义的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例如它的教义中包含着祈求上帝解除信徒的苦难、保佑他们“有衣有食、无灾无难”，这正是被压迫人民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和叹息。当然，仅仅限于这样的抗议并不能真正帮助他们解脱苦难，而只会麻醉自己的斗争意志，所以马克思又说它是人民的鸦片。但麻醉剂在一定条件下、在一段时期内也可能是兴奋剂。错误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上并不总是起反动消极的作用，宗教世界观有时甚至可以激励人们勇往直前。“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清教徒比其他一切党派都表现过更大的毅力”，克伦威尔自认为是上帝的工具，称自己的行动为上帝意旨的产物，使他具有了不可遏止的力量（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太平天国初起时的胜利，原因很多，上帝佑助的信念无疑是其中之一。所以洪仁□总结前期形势时说：“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资政新篇·附兵要四则》）当然，宗教信念的这种作用，不可能长远维持，太平天国内讧的悲剧使这种信念近于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仍然想用宗教来挽回局面，愈益脱离了当时实际斗争中的问题，他自己对于宗教越信越用、越用越信，不能自拔，以致于太平天国陷于失败。可以说，宗教对于太平天国的兴亡是始终有关的。不回避它而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它，才会加深我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认识。 又如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民族问题，反对满族统治问题。建国以后，我们批判了把太平天国运动归结为一场汉族民族主义斗争的错误观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这场运动中不存在民族斗争的因素，不存在反满的口号。列宁所要求的是运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观点去分析事实上存在的民族问题。对太平天国研究来说，我们应该以这次运动是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的阶级斗争这一观点为基本指导线索，去分析太平天国的反满思想的性质和作用，而不是要我们去否认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民族思想的存在。认为民族思想、民族情绪只可能与地主阶级有关因而在太平天国内部划分农民反封建派和地主反满派，是缺乏根据的，在有思想资料可供研究的太平天国领导人中，有谁没有表现出反满民族思想？如果说程度上有区别，那倒反而是出身地主阶级的韦昌辉、石达开比较淡薄。所以这样的划分既不符合用阶级观点分析民族问题的要求，也不符合事实。 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现象，是在一定的基础和结构上产生的。太平天国时代的反侵略斗争，为近代的和现代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所继承，但它们之间仍因时代之不同而有差异。如太平天国斗争的出发点中仍然包含有天朝蛮夷之见，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而在这一点上，太平天国与清朝统治者并不是没有某些共同的地方。马克思曾根据所报道的太平天国的某些现象，说这是中国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所以，要具体地理解太平天国及其斗争，就不能只限于研究这些斗争本身，而必须同时研究这些斗争所由产生的整个社会和社会生活。两个阶段、三个高潮、八大事件的中国近代史体例，突出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大事件，但如果只重视这些事件本身而忽略了产生这些事件的土壤，忽略了当时社会的结构和大多数人的生活和思想，那末，对大事件的性质和面貌的认识也难以把握其具体的历史特点。今天的中国继承了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斗争，也继承了那时以来停滞的或发展着的社会生活。我们只有既研究大事件，又研究整个的社会和生活，才能真正了解历史是我们的昨天和前天。所以，对太平天国研究来说，凡是太平天国所由产生的和对它的斗争起了影响的当时各种社会因素，如经济、地理、文化、民族、心理、宗教、法律、人口等等，都应该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易于克服思想的枯竭或僵化，才能丰富研究的内容，使太平天国学走向更为深入的发展阶段。 关于怎样才能使太平天国研究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和进一步深入的问题，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作出回答。例如，应该充分、正确地利用史料，加强专题研究，不满足于粗枝大叶的了解，等等，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给予现成的答案。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研究的向导，不仅给予我们认识历史的犀利武器，而且也是克服我们研究工作中的缺点的根本方法。研究历史怎样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怎样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问题，等等，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不仅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而且还有许多著作作我们的典范，这些著作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和高度的科学性，而又无一不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它们深刻地把握住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本质而又把纷歧复杂的历史现象有血有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十分重要而又不易掌握的基本功；而我们在研究中的缺点，就其理论和方法方面的问题来说，包括我在以上的学习心得中所可能存在的错误看法，最主要的也在于没有掌握好这门基本功。因此，为了推进太平天国研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共同任务。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