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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立国后，公私文件所署国号年月均作太平天国某干支某年，如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丙辰六年等；官员将领的印文，亦作太平天国某官，如“太平天国燕王秦日纲”，“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之类。但在后期，出现了“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之称，各种文籍所署国号和官员印信的印文均以“天父天兄天王”六字冠首。《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叙此事说： “去年天王改政，要合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家亦然，凡出示以及印内，具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入，口口不遵者，五马分尸。……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声称，李世贤现今亦未肯称此也。” 《自述》写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一八六四），“去年”应指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这系《自述》误记。罗尔纲同志已以辛酉十一年洪秀全的诏旨等文书为例，指出“天王命令凡出示及印文内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并不是始于癸开十三年”（《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但洪秀全的这项“改政”具体开始于什么时候？实行的情况如何？其意图和作用何在？李秀成称对此命令独他与李世贤不服，究竟是否事实？这里试作简略的稽索和说明。 据现存原件的太平天国文籍，署写国号年份最早与“天父天兄天王”相联的，似为洪仁□《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会试题》一书。但此书封面未题刊刻年份。查考太平天国九年发表的其他文籍，都没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可以判断，太平天国九年并未实行“改政”，这部书虽是九年所写，刻印应是以后的事。 太平天国十年的文书有原件传世的很多。发布、刻印较晚的是这年九月二十四日减免苏南各属钱粮诏，和这年十月印行的辛酉十一年新历，都没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样。《钦定士阶条例》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本，肖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据以影印，封面题“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镌”。此书篇首洪仁□、陈玉成、蒙得恩的献书奏中说，“本年十月二十一日又蒙我真圣主操劳圣心，颁降圣诏”，考蒙得恩于十一年春去世，故奏中说的“本年”，不可能指十一年，而是指十年，洪仁□等作奏、序的时间，都应在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至十年年底之间。奏、序中有“自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甲子科举行”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九月初九日宏开天试”之句。据此看来，在十年十月以后至十年年底这段时间内，洪秀全似己“改政”。但实际则不然。一九五七年江苏常熟发现《钦定士阶条例》的另一刻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太平天国印书》据以影印，其版式、内容和封面所题刻印年期与伦敦本完全相同，但伦敦本洪仁□等奏、序中“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字样，常熟本都作“太平天国”。对勘之下，伦敦本显然晚于常熟本，显然是就常熟本的原版改刻了两行而重印的。由此可知，直至太平天国十年年底，洪秀全并未实行“改政”。 如果我们参考利用传世的太平天国文籍抄件，那末，对于“改政”的具体时间和背景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太平天国史料》（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编）载有向达抄自伦敦不列颠博物院的洪秀全和他的儿子在庚申十年、辛酉十一年发的二十八件诏旨，其中的“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正月初一日天王诏旨”，并没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原抄件在这件诏旨后，有十一年正月十三日诏，幼主正月十四日、拾五日、十六日、正月二十日、正月二十六日诏，接着又有“天王诏旨”，其内容是改太平天国国号为“上帝天国”。此“天王诏旨”下有“二十六日”四字而无年月，但无论从编次和内容来判断，这件“天王诏旨”的发布年月日应为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这件诏旨说，“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更合真理”，并未说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可见这仍是“改政”以前的事。 在这以后不久，我们从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的洪秀全诏书中见到了“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之称（见《太平天国诏谕》），此后就经常出现这种称谓。由此可以断定，《自述》中所说的“改政”，是在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到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之间发生的事。这样，我们看到，在短短的二十一天之内，洪秀全实际上有两次“改政”。第一次是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规定在玺印文字和各种文书内统要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但这件事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洪秀全改变了主意，又有第二次“改政”，把“上帝天国”改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文书、印文都要在原来的“太平天国”四字之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洪秀全为什么要改号改政？《自述》说：“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将此来情，云天上有此之事，瞒及世人。……称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御林兵者，皆算渠一人之兵，……恐人霸占其国。”我们且撇开这番解释，来简略地考察、分析一下历史事实。 一八五六年以前，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虽曾受挫折，但总的来说，是蓬勃向上的。一八五六——一八五七年的杨韦石事件，使太平天国早期反复宣传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受到严重伤害，使将士人心涣散，分散主义日益滋长。这一后果，洪仁□在太平天国九年曾很坦率地指出：“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为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资政新篇》附《兵要四则》）。 为挽回这种局面所作的努力，效果甚小。在体制上，杨、韦死后，曾经有希望重建有力的集中领导。在全军中有威望的石达开担任过“通军主将”，“提理政务”。但不久，石达开又“远征”不归。此后两年，洪秀全兼做“主”与“军师”，新封五军主将，“稍可自立”。但看来洪秀全不惯于亲自处理实际政务。己未九年以后，他把“军师”职务交给了虽然忠于太平天国但缺乏经验和威望的供仁□，而自己后来又声称不再亲理庶政。在太平天国后期，凡组成集中领导所必需的各种崇高职位并没有空缺，而且大多由洪秀全的兄弟子侄担任着，但这并没有增强洪秀全和天京中央政权的威望，分散主义依然存在和发展着。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洪秀全的某些年幼或无知的兄弟子侄辈不可能起有力的实际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洪秀全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提出足以重振人心、团结内部的切实可行的口号和政策。在太平天国前期，“有衣同衣，有食同食”的理想和这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的实践，是鼓舞太平天国人心的基本因素；而结合着这种理想的关于天父天兄的神学宣传，确也曾起了统一太平天国内部意志的特殊作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太平天国曾以特定的社会内容而使本来的鸦片烟暂时地变成了兴奋剂。“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就是证明。然而，一八五六——一八五七年接踵而来的内部事件，不但使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失去了光辉，更使天父天兄差遣他们弟兄数人下凡救世这一套神话实际上彻底破产。兴奋剂的时效已失，空虚和失望导致人心的冷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重振人心和加强领导，本应改弦更张，从天国回到人间，着重在人事上多做切实的努力，以有力的政治经济设施来挽回已形成的严重形势。这不是不可能的。旧式农民战争不可能有一条使自己的革命斗争达到胜利的革命路线。它的领导人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这个限度内，农民战争领导人在解决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方面，仍有很大的活动范围和施展自己政治才能的余地。然而洪秀全却终于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他过于脱离实际。他在杨韦石事件以后，继续拾起在将士心目中已经破了产的神学武器，继续并且进一步乞灵于天父天兄这一套神话。同前期宣传略有差别的是，他把重点放在自己受命于天和天父天兄天王幼主父子公孙同坐江山这一虚妄世系的神圣性上。这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文献中是斑斑可考的，有的简直到了荒诞可笑的地步。当然，这不仅是笑剧，而且更是悲剧。我们不能要求洪秀全没有帝王思想、家天下思想。他大概认为，天父天兄既曾帮助他号召了人民创建了天国，一定还能够帮助他维系人心、巩固领导的权威而防止“为君之权谋下夺”，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杨韦石事件后的内部问题。殊不知，天父天兄既不能防止他自己和杨韦石矛盾的爆发，又何能消除矛盾爆发的严重后果呢？恰恰相反，在“人心冷淡”以后而继续高弹神的老调，继续把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把人的作用归功于神的启示，将士们是不会从这里受到鼓舞激励的。 洪秀全在辛酉十一年初的改号改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他企图加强神学体系来解决内部问题的一系列努力中之一环。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的意思是，“普天一家尽归爷哥”，突出这个人间的和天上的天国都是上帝即洪秀全的父亲的。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这种称号，看来比“上帝天国”之称更能直接地表达洪秀全父子上承天父天兄来治理这个国家的神圣地位，而又能保持将士们久已习惯的太平天国之称。这大概就是洪秀全在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以后很快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原因。 这种改号改政，尽管洪秀全当年极为重视，但本身是一种无意义的做法，不可能产生什么积极效果。而且，刚刚下诏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不几天又下诏把“上帝天国”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如此任意反复，迹近儿戏，它本身就不会加强洪秀全的领导威信。 洪秀全“改政”以后，执行情况是颇不一律的。天京的一些将士、官员，大都遵办了。 首先是洪仁□，他在辛酉十一年的七月初七、八月初一都有致“大英番译官富礼赐”的信（见《太平天国书翰》），八月二十三日签发了一件给外国人的通行证（见《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这一年他还和幼赞王蒙时雍、忠诚二天将李春发联名发布了诫浮文谕（见《太平天国诏谕》）。这些文书都把国号写作“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洪仁□官印的印文，影印件看不清，但蒙、李的印文却可以看出已加上“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忠诚伍天将任番镇总管莫仕睽在这年七月有两件文书分别给富礼赐和敛天义梁凤超，所写国号年月和官印印文都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见《太平天国书翰》）。梁凤超在这年七月发的一道悬赏令，令文中写上了这六个字而官印印文中则还没有加上（见《太平天国诏谕》）。 留在天京的李秀成的亲弟□天义李明成，在这一年五月至七月有四封信给富礼赐，都在“太平天国”之上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前两封信的印文没有改，第三封信的印文影印件看不清，而在发出第四封信时，官印已经更换，印文内有了这六个字（均见《太平天国书翰》）。 天京以外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李秀成在“改政”后当年所发的文书，有原件影印本可考者，有五月十四日谕赖文光，十月初三日谕子侄（均见《太平天国书翰》），十一月二十四日谕上海松江人民，十一月谕赵景贤（均见《太平天国文书》），国号和官印印文都没有“天父天兄天王”六字。李世贤在这一年所发的文书，有原件可考者有劝四民归顺谕（未填月日），有十一月二十三日劝浙江子民效顺谕（原件均藏浙江省博物馆），国号和官印印文也都没有这六个字。由此看来，说李秀成、李世贤不服不遵“改政”令，并非不是事实，而是实有其事。 然而，在辛酉十一年不遵“‘改政”令的，并不止于二李，还有一些较重要的将领。如殿前南破忾军主将认天义陆顺得这年十一月发给肖山县人民的门牌，讨逆主将进天义范汝增这年三月印发的门牌（见《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及《续编》、《补编》），都不写“天父天兄天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英王陈玉成在“改政”后一年，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在庐州同时发给赖文光等、马融和等及张洛行三封信，没有一件在国号之上加写“天父天兄天王”六字（见《太平天国文书》）。这说明，对洪秀全“改政”不以为然的，确是大有人在。 李秀成在辛酉十一年对“改政”不服不遵是无疑的，但从十二年起却有变化。壬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李秀成谕忠逢朝将刘肇均，印文未变，国号之上则已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六字（见《太平天国文书》）。此后，李秀成或以李秀成名义所发的文书公据，都按此办了。例如，“忠王李”在十二年发给金匮县黄祠墓祭和陈金荣的田凭（见《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及《补编》），这年九月十五日对徐少遽的“忠王瑞批”（原件藏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所写国号以及田凭、瑞批上所盖李秀成属官印信的印文，都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六字。现在能见到的他本人发出的几件最后文书，如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给护王、潮王的告急信，是抄件；这年十月二十六日给呤□的委任书，有原件的影印件，都遵行了“改政”的制度。从呤□原书上的影印文书看，李秀成的印信也已更换，印文上有了“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李世贤的态度则似不象李秀成那样有所改变。他在上述十一年两通“谆谕”以后，没有留下首尾完整的文书。天京失陷后，他在漳州有一封告人民谕和一封致英法美公使书，原件今已不存，呤□《太平天国》据当时报纸的英译文收录，它们所署的国号年月，英译均无“天父天兄天王”字样（见呤□原书，一八六六年版，第七八四、七八七页）。按呤□此书引录的太平天国文件，如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幼赞王蒙时雍等复英国侵略者宾汉书，其英译文在幼赞王等的衔前和书后的国号上均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同上书，第四一八、四二三页）。李世贤的两件漳州文书如原有“天父天兄天王”六字，英译是不会漏夺的。由此推测，《忠王李秀成自述》说李世贤至今（太平天国十四年）对“改政”仍不服不遵，大致是可信的。 至于李秀成、李世贤的部下和江浙地区太平天国其他各级将领以及乡官的文书公据，从洪秀全“改政”以后，遵制的情况是纷纭杂出的。多数遵行了。有的彻底，书写文和印信文都加了“天父天兄天王”；有的书写文改了，印信文未改；有的却是印信文改了，书写文未改。但也有在李秀成已经遵制以后，其属下将领仍未遵未改的。需要提出的是，在辛酉十一年李秀成不服不遵的期间内，他的部下有些仍是遵改的。除前述他的亲弟李明成的事例外，如他的大将朗天义陈炳文属下在十一年所发易知由单和这一年十一月卅日所发营业执照，济天义黄和锦所委办的赋租总局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布告（均见《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图录续编》）等等，都是遵从了“改政”令的。看来，李秀成并未命令他的部下与他采取同一态度，他在辛酉十一年不服不遵，只是说明了他个人对“改政”的观感。说由于李秀成的反对而使洪秀全的“改号”、“改政”未能实现，那是几个方面都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改政”以后太平天国的各种文书上反映出来的这些纷杂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种“改政”实际上缺少威信和生命力。太平天国九年，洪秀全、洪仁□打算加强中央集权，反对爵赏浮滥，不准各级将领对属下自行封官授印。这不失为克服分散主义的一种措施。但时而不久，天京方面自己也实行了滥封滥赏的政策，就以现存十年九月二十日至年底的十六件诏旨来看，每次一封就是十几人、几十人，有的还一封再封。这只是十年最后两三个月内的部分情况，以后的情况更为严重。数以千、万计的官员将领几天几个月就升一次官，镌刻宫印的任务就已够繁重了，而洪秀全的改号改政，又加倍地增加了这种任务。十年年底，幼主奉洪秀全之命封了四员“总典镌刻”。“改政”的结果，大概只是使这四员总典镌刻官和各地典镌刻官所属的刻字工人忙得不可开交，应接不暇。此外，还能产生什么实际作用呢？ 洪秀全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作为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人而对历史有杰出贡献。但他不是没有自己的弱点。“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改号改政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对改号改政的态度不是什么评价太平天国人物的标准；相反，我们应该按照历史原貌而对改号改政给予认识和评价。没有接受“改政”的陈玉成而为太平天国尽忠到底，很早就遵制遵改的陈炳文却终于向清朝呈递投降禀帖，并且在禀帖上盖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官印，“改政”之不能检验太平天国人物的功罪，不是很明显的吗？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78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