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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兴亡共存，系开国与辱国于一身。他既谱写了英雄史诗，又导演了历史悲剧。导致国破身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本文试从洪秀全等由艰苦创业到骄奢淫逸的生活蜕变的角度作一探析，从而引出可资借鉴的历史教训。 太平天国初创时期，洪秀全推行“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圣库制度。官兵之间“有食同食，有衣同衣”，平均分配，平等享用，“即使最高级军官的盘碗里也跟最低级的士兵一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正如太平天国歌谣所唱“换个朝来立个王，带兵最好数洪杨，吃饭官兵同张桌，睡觉官兵共个房”。（引自《洪秀全传》。）在艰苦的战斗历程中，广大士卒“布衣褴褛，囚首垢面，鹑衣百结”，（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72页、第272页、第230页、第164页。）洪秀全等也“敝衣草履，徒步相从”，（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72页、第272页、第230页、第164页。）与将士一起“枕戈而眠，冒雪而征”。（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领导核心成员“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俱商一堂，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张德坚《贼情汇纂》。）由于洪秀全等领导者与将士团结一致，出生入死，患难与共，因而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太平军“自金田而至天京，势如破竹，越铜关而打铁卡，所向无前”。（《太平天国》（二）第658页。） 不幸的是，还在出广西入两湖的胜利进军中，洪秀全就选妃嫔、铸金玺，开始从农民革命领袖向封建帝王逐步倒退；定都在天京后，更“盛置妾媵”，广选美女，他的月宫就有88个后妃，（《洪福瑱自述》。）同历代帝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当将士在天京城外与清军浴血苦战时，洪秀全却在城内拆民房、广基址，营造“侈丽无匹”的天王府，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腐化生活。天国诸王侯也大兴土木，建筑王宫，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到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更是“僻处深宫，足不出户”，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应付宫中女眷，而不“问国中军民之事”，以致洪氏集团的一群无赖把持朝政，他们“广蓄财货”，“穷奢极欲”，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政治日益昏暗腐败，使太平天国前后只经过14年的短暂历程就夭折了，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创业不易，守成更难。洪秀全等从艰苦创业到骄奢淫逸的生活蜕变，是太平天国迅速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一，骄傲自满、盛极而衰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书信选》第241页。）明末农民军从西安很快就攻占北京，在过短的时间获得了过大的成功，李自成等领袖们都沉进过分的陶醉之中，大家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不在意，几十万士兵屯在京城里面享乐。由于胜利后骄傲轻敌，李自成农民军很快就失败了。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太平军从金田迅速攻占南京之后，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轻敌，安居金陵，错失大举北伐的良机。《建天京于金陵论》中说：“天父皇上帝恩差我主下凡，救众安民，扫妖除害。自广西至金陵，一路滔滔，势如破竹。金陵之至，如此其易；金陵之得。如此其速者，非天父天兄欲使我主建天京于金陵乎？“金陵如此容易得，胜利来得如此快，似乎不是人力人谋，而是天命天意了。洪秀全等在胜利的凯歌声中盲目乐观起来，认为“方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速扫群魔，妖氛几尽”，好象与“清妖”的较量，胜负已分，天下已定，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安然做做“太平天子”，享受“小天堂”的洪福了。洪秀全在一通诏旨中竟然说：“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丛刊《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太平军还未得到东南半壁江山，就认为“赫赫我王，奄有四海”，幻想“天下太平，万方来朝”，“天朝天国万万年”。（《天命诏旨书》。）洪秀全等为胜利所陶醉，在繁华中任逍遥，过去那种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已经逐渐消减了。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各王侯就在胜利中飘飘然。他们修王府，定官阶，因人设事，任用心腹。“今踞金陵，侈然自得，骄心盛而其官愈冗。”（张德坚《贼情汇纂》。）供天王差遣的就有1600多个指挥级以上的职官；东王府的职官多达3564人，加上各级官吏兵士及仆役随从，总共有二、三万人；北王府中“伪参护、伪典舆统下，共约千余人。”其他王、侯、国宗、丞相之下也有很多部属。这样机构臃肿、山头林立，必然助长宗派主义的权力纷争和领袖之间的关系疏远。“昔日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贼之灭亡，可烛照而数计矣”，杨、韦“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69页。）事态的发展不幸被敌人而言中。正当太平军乘西征大捷攻清军江南、江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占据长江中下游广大区域，军事上达到全盛之时，东王杨秀清的权势欲恶性膨胀，更加居功骄傲，专制独裁，“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李秀成自述》。）甚至对天王“逼封万岁”，洪秀全害怕大权旁落，密令“心腹盟弟“韦昌辉回京诛杨，终于酿成天京变乱的历史悲剧。天京内讧不仅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也使宗教信仰出现危机。“拜上帝教”由鼓动群众革命的精神支柱变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天国诸王互相残杀拆穿了自己的西洋镜。广大将士信念动摇，精神崩溃，“人心冷淡，各有散意”。（《李秀成自述》。）当时在太平军中流传一首歌谣：“天父杀天兄，终归一场空，打好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这首歌充分反映了广大将士对理想天国幻灭的失望情绪。洪秀全和杨秀清等陶醉于既得的胜利中，为争夺权力而引起的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由全盛开始走向衰落。 第二，背弃将士、众叛“亲”离 战国思想家孟轲说过：“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自古以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心的向背关系到事业的成败。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洪秀全以诏令调动军队，指挥作战，教育将士行军时要“首尾相应，努力扶持老幼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天命诏旨书》。）并激励将士斩邪留正，杀敌诛妖，建功立业。他自己也同将士同甘共苦，“所着短褐草履，日坐卧于蛮烟瘴雨之中”。（张德坚《贼情汇纂》。）洪秀全等还注意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在“安民告示”中严格规定：“无令敢人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右脚”。（《李秀成自述》。）由于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因而深得群众拥护，沿途“民至如归”，“贼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72页、第272页、第230页、第164页。）这充分反映了人心的向背。洪秀全等关心部下，爱护群众，官兵一致，军民一家，因而将士用命，天下归心，革命力量迅猛发展。 但定都天京之后，由于环境相对安全，生活比较优裕，享乐思想日渐滋长，艰苦奋斗的作风日益减退。洪秀全等很快就功成忘本，脱离广大群众，脱离共患难的部下。他们把革命中夺取的权力变成自己享受的特权。洪秀全等颁布了一部“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太平礼制》，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极为严格的规格待遇，王府的级别，后妃的数量，甚至轿夫也定出烦琐的等级区别。如规定天王外出，用轿夫64人，东王则用56人，以下官员按等级递减，连最基层的乡官两司马也有轿夫4人。他们还大摆架子、大耍威风：“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杖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72页、第272页、第230页、第164页。）太平天国这类森严可畏的规定，比以往的尊卑制度更多一点霸道和蛮气。洪秀全说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太平天国》（二）第515页。）昔日平等相处，互相爱护的兄弟关系，成为贵贱分明、尊卑有序的君主和臣民关系，他早年宣传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情”，（《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2页。）已经黯然失色了。 洪秀全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页。）的平等思想打天下，却以“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张德坚《贼情汇纂》。）的帝王思想坐天下。他在天王府门口朱笔大书：“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雪云中”为太平天国典籍中习见的“刀”的隐语，意即杀头，这是多么可怕的诏令！洪秀全在自己的周围筑起一道高墙，把与他共过患难的部下隔开了，连昔日“草莽结盟”的兄弟也“罕见其面”，广大士兵和群众要见他就更比登天还难了。 洪秀全与诸王可以“遴选秀女”、“广置姬妾”，而最高领导集团以下则“男归男行，女归女行”，“男归男馆，女归女馆”，男女有别，不准逾越。根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即使原是夫妻，也不得同居，否则斩首。这些禁欲主义的规定，在战争期间保证了军队的严格纪律和旺盛的战斗力，但定都南京之后，仍然否定家庭，漠视人伦，使妻孥尽散、骨肉分离，就必然引起广大将士的嗟怨和不满。 洪秀全住进天王府之后，便深居简出，“不喜见人”，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姘”的宫墙内，过着与世隔绝的帝王生活。他高踞于群众之上，漠视群众的利益，“不问政事，不严章法，不用明才佐政”，“有才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因而“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李秀成自述》。）结果严重地脱离将士和群众，也影响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1862年在浙江的待王李世贤写给他部下的一封信中说：“我兵心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又闻各地土匪四起，非十万精兵不足以平之……从今以后，宜加意爱民，使民不以我为仇，倘时势不佳，尚有藏身退步。否则，兵一失机，我与尔皆死无藏身之地”。（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第188页。）从这封密信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后期革命队伍内部已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士兵心散，“不肯力战”，民众反抗，“以我为仇”。失去民心，必然众叛亲离，根基动摇，事业夭折。 总之，领导集团生活上的奢侈腐化，政治上的封建化，使其从根本上脱离了将士和民众，这是太平天国由兴盛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 第三，奢侈腐化、国破身亡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页。）洪秀全曾写诗言志，以汉皇刘邦、明主朱元璋自许，但却不能象刘、朱那样胸怀大志、深谋远虑。刘邦打进咸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约法三章、争取民心，任用贤才，以图大事；朱元璋攻占南京，不是偏安享乐于六朝故都，而是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谋略，扩军备战，建基江南，大举北伐，问鼎中原。然而，洪秀全等选择“城高池深、民富足余”的南京作为“帝王之家”，即失去了经营八表以取天下之志。只是偏师北伐，“分扰南北”，而他们自己却“为繁华所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张德坚《贼情汇纂》。）从此，太平军由政治军事上的战略攻势转为拱卫天京的守势。洪秀全作为最高领导者在思想上由积极进取变为偏安保守，生活上由艰苦奋斗蜕为奢侈腐化，其后果正如太平军著名将领罗大纲所说：“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清史稿·洪秀全传》。）南京这一六朝绮罗金粉之地，促长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贪图安逸、追求享乐、揽权营私的腐朽生活作风，简直象可怕的瘟疫一样，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迅速地滋生蔓延了。自天王洪秀全以下都沉醉于享乐之中。他们比宫室之富丽：天王府“周围十余里，墙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72页、第272页、第230页、第164页。）其动员人力之多，使用工匠之多，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是少见的；东王府也规模很大。“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各级官员都修缮楼台亭榭，一时形成奢糜之风。他们还比“器用之美”：天王吃饭用24只金碗，一尺多长的金筷子，杯盘壶勺都是金玉器皿，东王府所贮珠宝、玉器，价值不可数计；比衣饰之华丽：天王的金冠、金项链各重八斤，诸王的金冠也都“雕镂龙凤”、“珠宝缨络”，所谓“一冠袍可抵中人之产”；（张德坚《贼情汇纂》。）比声乐之动听：“日夜琴声总莫停，停声逆旨处分明。天堂快乐琴声好，太平天下永太平”。（洪秀全《天父诗》。）其他王侯也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他们更比排场、比威风，“盛阵仪卫，恣情快意”。天王府内侍候起居的杂职人员就有一千多人，天王出门时，“坐金顶绣龙黄舆，抬用十四人，前八后六，旗帜百余杆，……舆前执矛者约千余人”，东王仪仗队更多至千数百人，每一出府，有开路龙灯、钲鼓等无聊器物，很象乡村里的迎神赛会。其他领导者也上行下效，互相攀比，一个个昏昏然，过着养尊处优的奢侈生活。作为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者洪秀全，既没有以身作则，励精图治，也没有采取措施，防微杜渐。上梁不正下梁歪，从上到下的腐化之风，促使太平天国大厦倾塌。 太平天国后期，洪氏集团由生活上的腐化演变为政治上的腐败，其中最突出的是任人唯亲，滥封王爵。洪秀全把自己的哥哥、堂兄弟、侄儿、外甥、女婿等一大批王亲国戚和心腹亲信安插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虽然庸碌无能，“又无才情，又无算计”，却被封为安王、福王，一直参与朝政，他们的十个儿子也都受封为王。洪秀全的两个“驸马”也受到重用。他的外甥肖有和不过十几岁就参与国政，“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李秀成自述》。）掌握天京政权的洪氏集团，除洪仁玕有所作为外，大多是不得人心的腐化堕落之辈。天王长兄洪仁发“贪冒聚敛，无所不为”，次兄洪仁达“嗜洋烟’，并与仁发“贪货蠹法，狼狈为奸”，洪仁政“时携姣童，被艳服，往来于市”。（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掌理朝政的蒙得恩与安、福二王互相勾结，“厌膏梁、丛罗绮、穷奢极欲”。幼西王肖有和“斗鸡走狗，为暴于闾里’。（《太平天国野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腐败分子的“贪货蠹法”、“穷奢极欲”，与洪秀全的重用和纵容是分不开的。为了加强皇权，维系人心，洪秀全还滥封王爵。据1861年冬的记载，天王已封了一百多个王，后来又添设了仅次于王爵的“天将、朝将、神将”等名目，还设“义、安、福、燕、豫、侯”六等封爵，却仍然抑制不住许多将领自恃有功非得王爵而不罢休的情绪。将领和官员们“却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洪仁玕《资政新篇》。）大家都在谋求升官发财，争权夺利，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昭王黄文英说：“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太平天国》（二）第857页。）太平天国内部秩序已陷入无法解救的混乱之中。 洪秀全委政亲信、滥封王爵的结果，造成军事上各将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不听调遣，“战守各不争雄”；政治上更加离心离德，“事权不一”，“谗佞张扬、明贤偃避”（《李秀成自述》。），纲纪倾覆，乱政迭出。洪秀全等领导者生活腐化、政治腐败，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衰亡。正如李秀成、洪仁玕在自述中所说：“天王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天国得失兴亡之事，皆因自乱于己’。这些历史教训的总结是何等深刻！ 【资料来源：《探索：哲社版》1993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