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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近代科学知识在晚清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丰硕，佳作甚多，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可为代表，相对冷门的地质学在华传播，也有专题论述。较之抽象深奥的西学，那些新奇的西方技术及其制成品，令更多的中国人包括下层民众大开眼界，触动更直接。 当时来华的西方人深知其妙用，为吸引听众招徕信众，在鲁南乡村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福若瑟记述，他为村民展示了一些欧洲人的日常用品：“钟表、餐桌物件、欧洲纸张、书籍，特别是我的铅笔，它会自动书写！”他甚至还用一架留声机演示。 1887年他在致主教安治泰的信中，曾请求给予“一些能引起人们强烈兴趣的玩具和特别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会“在宣教时起到很好的作用”。出生于浙江乡村的蒋梦麟描述，外国传教士“足迹所至，随身携带的煤油、洋布、钟表、肥皂等也就到了内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对这些东西比对福音更感兴趣。这些舶来品开拓了中国老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起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 其实那些上层人物也不例外，1889年爱迪生在美国的工厂想开拓中国市场，为此送了一台留声机给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次年6月26日李经述致信爱迪生，告知“我父亲非常喜欢，我们也都非常喜欢。我父亲命我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认为您是这个世纪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检阅以往晚清史研究，伴随近代科学知识而来的诸如工业等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和传递，及其对晚清社会近代化进程推动的专题研究相对薄弱，有待加强和拓展。 一 晚清国门是被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轰开的，从中看到中西之间兵器制造技术巨大落差的一些中国人深受刺激，率先睁眼看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依旧闭目塞听的清朝统治者对此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直到20多年后，迫于内外困局，焦头烂额的清皇室才勉强起步，开始允许引进西方的技术，兴办近代企业，旨在以此支撑日趋衰弱的统治。 此禁一开，再难倒退。因为江南制造局（今江南造船厂的前身）等企业所引进的西方生产技术的先进和高效，有目共睹，即使那些竭力反对西学的守旧势力也理屈词穷，“奇技淫巧”的谩骂，实际上也承认了技不如人。江南制造局成立后，一直是中国工业的骨干企业，尤其为晚清中国近代造船技术的进步贡献良多。 1898年，实地游历的英国人记述：“厂前临黄浦江，水道利便，码头极好，傍设小船坞，以为修造船只之用。又有一起重之机器，可起六十吨重之物。厂中又设小铁路，通人力车，以资运送。该厂所用机器及各种器具，皆为英国所造之物”；“该厂自能炼钢，自能仿制各种器物，但以三十吨重为止，再重则不能自制矣。” 一批中国早期技术工人也在这里应运而生，史称中国产业工人的摇篮。这些技术工人为日后上海其他工业部门的兴办及中国其他城市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专业人员的支撑。1884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从沪粵闽等地雇来工匠，开办了云南机器局，制造弹药并修理枪炮。1890年投产的贵州青溪铁厂，也从“上海采购机器招募匠工”。 1906年，在华游历的英国人布鲁斯记述：“兰州有一个雇用了约100人的兵工厂，由一名曾在著名的上海兵工厂培训过的工头看管着。每名工人每月的薪水为8两银子，这在中国是相当丰厚的”。 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投产，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厂。1892年，就有来自湖北的学徒。1893年3月24日，《北华捷报》载：“日前‘大通’轮船自汉口载来幼童50名，年龄均约十六七岁，系派赴上海机器织布局学艺，学习如何使用机器。彼等任艺徒期间，每人每月领工食银1.50元，待学艺完成，即将在武昌织布官局中工作，每人每月工资将为7至10元不等，去冬来沪（学艺）之幼童30名，均已回鄂”。 1895年后，实业救国呼声高涨。张謇在南通着力创办大生纱厂，其建厂初期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来自附近乡村，而技术骨干则主要招募自上海。1908年，“以抵制杭州城内售卖之洋纱、进口棉布、印花布为目的”，当地商人集资开办股份制织布厂，“赴上海购置纺纱机，正加紧准备开业”。 二 1843年上海开埠后，很快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为适应众多远洋近海船只的维修保养，19世纪50年代初已有外国资本在沪经营船舶修造业。60年代后，随着长江及沿海通商口岸的增辟和中外贸易的扩大，上海的船舶修造业兴盛起来。与此相联系，中国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也开始起步。轮船制造修配业涉及金属冶炼锻造和切削加工，它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实际也是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意义颇为深远。 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的发展可为代表，1904年该厂设于南码头黄浦江畔，占地80余亩，下设冶铁、熔铸、金工、组装等工场，先是制造载重数百吨的内河轮船，“都是木壳，机器引擎锅炉都是厂内自造”。后在造船的同时，开始制造大型蒸汽引擎，并试制小型内燃机和制造钢桥、码头等构件，成为上海著名的机器制造厂。1909年该厂承接上海南市自来水公司大型水泵，“日夜赶造，不阅四月大功告竣。当此机试验时，有许多西国工程师接踵来厂，视其所事，察其所行，皆叹赏不置”。 据统计，1866-1894年的近30年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先后设立12家，其中1866-1885年设立的9家都是船舶机器修造厂，后设立的3家才开始兼造缫丝机、轧花机等。 上海开埠后，生丝是大宗出口商品。最初是由蚕农手工缫制，难免色泽不净，条纹不匀，拉力不合欧美国家机器织机的要求，需要再加工。1861年，已有外资机器缫丝厂在上海开办。以1882年公和永丝厂为发端，更有一些华商涉足，揭开了本国资本机器缫丝业的发展篇章。 在设备方面，先期兴起的本国船舶机器修造厂已能仿制西式缫丝机，以供缫丝业发展的需要。设在外虹桥的大昌机器厂，先是除修造小轮船外兼造缫丝机及丝厂用蒸汽发动机，后转为主要生产丝厂设备，“有工人一百多名，日夜制造意大利式缫丝车及丝厂用小马力水汀引擎，非常忙碌”。截至1894年，连同公和永在内的8家民族资本缫丝厂共拥有丝车2576部，资本约206万两，雇工约5850人，年产丝总量约2782担，成为上海民族工业中紧随船舶修造业的第二大产业部门。“上海的各种工业中，缫丝工业最是遐迩闻名的，因为它的产品风行于欧美市场，举世皆知”。 上海的技术进步，在地处内陆的出口生丝产地——四川也有回响。阻滞晚清四川丝厂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把丝厂的机器设备运到重庆，经过长江三峡之险很是不易，再由重庆转运各地亦是困难。于是，四川去过日本的留学生和见过上海机器丝厂的人，改良创办了不用锅炉而以人力为动力的木机缫丝厂，并很快推广到四川各地。 1895年后，借内河小轮业勃兴的推动，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得以从完全依附于外资船厂的修理业务，转而部分地自主发展。中国民族工业船舶制造技术和产能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内河轮船客货运输业的兴盛，1899年8月4日《申报》曾以赞叹的口吻记述：“内地通行小轮船，取费既廉，行驶亦捷，绅商士庶皆乐出于其途。沪上为南北要冲，商贾骈阗，尤为他处之冠。每日小轮船之来往苏、嘉、湖等处者，遥望苏州河一带，气管鸣雷，煤烟聚墨，盖无一不在谷满谷，在坑满坑焉。” 据统计，1897年沪苏杭之间乘坐轮船往来者已超过20万人次。内河轮运业的发展势头，促使轮船招商局于1902年组建了招商内河轮船公司，拥有小轮船7艘，拖船6条，先驶往苏杭，后航线伸展至南浔、湖州、宜兴、溧阳、江阴，从苏州经无锡、常州至镇江，过长江抵扬州、清江，又从清江越宿迁至窑湾，溯淮河至正阳关，形成一覆盖江南和苏北大部的内河航运网，小轮船也增至1911年的近30艘，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内河轮运企业。 江河湖通达的湖南省，首任英法公使郭嵩焘1879年离职乘坐轮船返湘，当地守旧者哗然，其“由鄂乘白云轮船入境，官绅哄动苦阻，集议于上林寺，几欲焚其寓室”。时过境迁，甲午战后湖南的内河近代航运业也渐次兴办，1896年熊希龄、蒋德钧等人为创办湖南内河轮船企业四处奔走游说，并于次年春获得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 熊希龄进而又于同年5月上书张之洞“请与湖北合办小轮”，他陈述：“去年湘中各绅议行小轮时，即与在湘鄂人共商分招鄂股之策，盖汉口商务情形与鄂中所销之物，惟鄂人就近最为熟悉。湖南地隔重湖，必仗鄂人之力乃能消息灵捷，况湖江毗连，血脉相通，义同唇齿，湘中煤、米尤鄂急需，湘轮如行，百货流转，则鄂民食价廉之物，每年小户共可省钱数百万串，彼此互有益也。”这一内河轮运企业的兴办，在技术层面得到上海的援手，熊希龄创办的湘鄂内河轮船公司租用的“湘帆”轮，1897年曾“来沪修理”，并“拟求招商局总船主试往察验是否良窳，售旧购新是否合算”。 湖南邵阳人蒋廷黻忆述：“省会长沙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06年受外国影响已经很深，城内许多商店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国货……大型汽轮从上海、汉口开来长沙，看起来好似水上行宫”。同年7月28日，日本驻长沙领事馆的报告记载，招商局轮船进入湖南航线，并有招商局要造适于湖南航道的吃水浅轮船的消息。1909年，“行驶常德、益阳、湘潭、株州等埠各小轮合计不下十余艘，生意均极畅旺”。 同年11月5日，京官汪荣宝从汉口坐内河小轮船去长沙，“舟较江轮为小，余定坐大餐间，精美与江海轮船无二”，次日抵岳州（今岳阳——引者），11月7日“午后三时半抵长沙埠头”。1909年10月30日日本《支那经济报告书》载：“在重庆，有人拟开办轮船公司，从事宜昌与重庆之间航运，先在上海建造轮船，现已造成，正在溯江途中。该船有138吨余，88匹马力，吃水3尺，有牵引船一只。牵引船分为两层，一、二等船舱可容客50余人，三等可容百数十人。”同年11月15日，其又载：“现又据闻，该公司预定集股15万元建造4只轮船，俟经营稍有头绪，再增资25万两，共计将达40万两，每股40两，不许外国人加入，汉商争先人股”。 三 民族机器工业制造技术和产能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手工业、粮食加工业等部门生产技能的进步。上海开埠后，原棉出口持续增加。这不仅促使周边地区棉花产区的扩展，同时也带动了与原棉出口直接联结在一起的手工去除棉核即轧花业的兴起。以上海为中心的棉纺织工业自19世纪90年代兴起后，轧花业的市场空间更大。在棉花主要产区的南汇、嘉定等县，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加工效率更高的铁制“洋轧车”。 这些所谓的洋轧车，实际多是由上海民族资本机器船舶修造厂仿造而成，其需求之大，甚至令制造厂应接不暇。 铁制轧花机的生产效率，远非旧式轧车所及。“浦东原有的木制轧花车，每天只出花衣3-5斤，脚踏轧花车每天可出花衣60斤左右”，是前者的一二十倍。它的行市，一方面反映了农村手工轧花业的兴盛，同时也更推进了轧花业的发展和技术更新。“最早购买新式脚踏轧花车的是浦东及上海郊区的富裕农户。购买数量逐年增加，一般在第一年购一台，以后再购一台，亦有一户购置四五台者。在收花时，雇工轧花，除自轧外，兼营代客轧花，各按重量计算工资及加工费。后花行、花厂设立，行销益广，原有木制轧花机遂逐渐被淘汰”。 一些地区出现了向机器加工业过渡的趋向，在嘉定真如，“清光绪季年，乡人杨荣逵倡设合义兴花厂，轧售花衣”，初用人力，后改为机械，设有12匹马力引擎1台，轧花机15台。手工轧花业的上述发展，令在沪外国人印象深刻。美国驻沪领事佑尼称，在机器轧花厂出现的同时，“华人之在家中按设轧车辆以人力为之者亦复不少，内地轧花仍多用旧法，目睹情形者莫不讶上海变态之速，凡此皆足以勉励栽种棉花之业也”。 上海民族工业制造动力机器，从水汀引擎（蒸汽机）开始。早期，水汀引擎主要是用于内河小轮船的制造。19世纪90年代，上海机器缫丝工业兴起，永昌机器厂制造的小马力水汀引擎，开始应用于拖动缫丝机。20世纪初，求新机器厂仿制成功内燃机火油引擎。它标志着民族机器工业在动力机器制造方面的重大进步，并为民族机器工业开拓农村市场创造了条件。 内燃机的制造成功，对于农产品加工机器的制造，起了推动作用。水汀引擎体积大、搬运使用不便、价格昂贵，限制了农产品加工机器和农机具在农村的使用。内燃机仿制成功后，其体积小，搬运使用均较水汀引擎灵活，价格便宜得多，更适销于农村市场，而其销量的增长，又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内燃机制造业。20世纪初叶，上海的城市人口已达百余万，每日消费的巨量稻米，自然不是传统手工碾米业所能加工的，机器碾米业因此登场。上海的机器碾米厂始于1900年的美商美昌碾米厂。 此后，上海的米行米厂，已开始采用国产火油引擎拖动碾米机器，以代替原先落后的人力和畜力碾米。1908年，有福建商人薛某在湖北汉阳南岸嘴新开机器米厂，每月可加工米约15000石；湖南龙阳县有人拟招股20万两，同时派人到上海购买机器，“在该地开办米厂”。 上海机器面粉业，始于1897年开办的英商增裕面粉厂。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1900年投产的阜丰机器面粉厂为首家，最初日产2500包，1904年已增至7500包。步其后尘，190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集资在无锡开办的保兴面粉厂投产，次年增资改组为茂新面粉厂。1902-1904年，在上海又有华兴、裕丰、裕顺面粉厂相继投产。 此外，先后开办的还有1903年的江苏镇江合兴面粉厂，1904年的浙江宁波通久远面粉厂。截至1911年，上海已经设有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7家。荣氏兄弟也在这里开启近代中国著名荣家企业集团创业之路。 值此笔谈之际，梳理上述史实，以求拓展深化晚清史研究，并为当今倡导中国制造和工匠精神提供一些历史镜鉴。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原文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8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