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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史学界的一大成效，是突破沿袭多年的研究范式，呈现多元化的思路。 要说对既定范式的突破，在中国是个艰难的历程，那是因为从建国以来在史学研究中有太多的框框，例如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用进步与反动，唯物与唯心的两分法界定历史人物；只言历史规律、必然性，讳言突发事件、偶然性对历史的作用；只重视精英思想的研究，忽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影响等等，其中尤以阶级斗争的绝对化影响最大，它几乎贯穿历史研究的一切领域，从课题的选择、经费的投入、资料的收集，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无不以宣扬、演示阶级斗争为至上的纲领，从而把许多重要领域如生态环境、资源配置、民族心理摒弃在视野以外，留下许多薄弱环节，无人问津。 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不满，还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周扬就呼吁阶级斗争是红线，不是红布。岂止是红布，上下五千年全是红彤彤，农民战争和儒法斗争就是一切，课题愈来愈窄，老调老弹，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连党中央的宣传部长都无可奈何，一般研究人员又何敢妄言其他! 十年文革历史研究成为极左思潮的重灾区，这不是偶然现象。 改革开放刷新了史学界的风貌。观念的改变，文物资料的新发掘，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兴，西方史学的传播，不断扩大视野，使得史学领域焕然一新。重写古代史、重写思想史、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绝于耳，有的成绩已很可观。然而这对近代史研究来说，又相当隔膜。在七、八年前要想在一本书中阐明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话，很有可能遭到非议，尽管在现实中已明白宣告以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经建设的目标，但在历史领域仍然是一禁忌。从这里可以理解，茅海健的《天朝的崩溃》一书会引起轩然大波，原因之一，就是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高悬在近代史领域的利剑，直到九十年代末胡绳先生认同以现代化作为考察近代史的主线之一，研究者奔走相告，这问题才算是了开禁。然而，某些问题仍然层层相因，不敢超越雷池。今年我们研究室编辑了一本《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因为批评了义和团的落后愚昧，终审时不得不被删除。 这种既定的框架对近代史的研究十分有害，要知道百年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历史时期。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奋起，为救亡图存，求富自强，前赴后继，成就了数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从鸦片战争以来，一切为振兴中华而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义举和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留下宝贵的经验和光辉的业迹。一百多年的历程充满了反复和阵痛，失望和希望，机遇和挫折，终于在这世纪之交确立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迎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新高涨。阶级斗争是这百年行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当代中国的变革，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到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正是这一百多年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起步，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和核心内容。然而，现代化又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最深刻的历史巨变。殖民和反殖民的对立和冲突; 新旧生产方式的并存和代谢; 社会机制的解体和重构; 两大文明的撞击和融汇等多种线索相悖相引，纵横交错。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各地区又有不同模式和不同程度的区域现代化的事实。毫无疑问，现代化是涵盖各种矛盾和各类地区的主要线索。这不仅是革命先烈振兴中华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人奋力的追求。推进现代化的建设，实现中华民族腾飞这一目标，已超越不同社会制度的屏障和经济水平的差异，在同文同种和同一民族命运的炎黄子孙中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 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近代史，远比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释历史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中国人的觉醒是从自强意识启蒙的，这是在经受列强炮火震撼后的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使中国割地求和，蒙受耻辱，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从广州北上，封锁了渤海湾才用了二万五千人，打到北京才六千人，放火烧圆明园才有三千多人，清王朝为什么就那样不堪一击? 兵临城下，皇帝临阵逃跑，天朝的面子丢尽了，可清政府宁可丧权辱国，还要在怎样面见外国公使的礼节上，争论不休以保持天朝的体面? 如此昏庸无能的政府又怎能不一败涂地? 天朝上国的体统被打乱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丧失了，怀疑也就发生了。怀疑中最有份量的是在统治阶级的上层，高级官员的分化，出现要求自强的社会力量，而不是下层民众。农民起义可以打翻封建王朝，然而，取而代之的依然是又一个封建王朝，太平天国被誉为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阶段，他们的迅速腐败和内讧再一次表明出自下层的社会力量未必比原有的统治更高明。阶级斗争可以改变统治的现状，却不能改变尊卑贵贱的封建统治序列，其结果依然是王朝更迭而不是民族的振兴。由此可见，阶级斗争和现代化并非天然一致，有时可能成为悖论，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英勇无畏令人赞叹，然而他们挖电线竿、扒铁路，甚至要烧京师大学堂，抵制现代文明的愚昧行为，又不自觉地成为抵制社会进步的势力，其后果不是民族的振兴而是再一次走向深渊，19世纪的中国能够真正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是从统治阶层中产生的向西方学习的自强意识，而不是盲目排外。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两律背反是历史发展中的悖论，史学研究不是道德评判，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符合这一历史潮流的就应该得到肯定。 自强的首要步骤，是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培养新型人才，开始了现代化的思考，这是统治阶层中前所未有的分化。分化就会有新的阶层力量，有意思的是，在主张学习外国技术，要求自强的倡导者中如恭亲王、文祥，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眼光看这无疑是卖国者，然而正是他们亲历了民族的奇耻大辱才唤起自强意识的觉醒。从妄自尊大，讲究华夷之辨，到要求自强向外国学习，这在中国是了不起的变化，这哪能以阶级标签所能阐明的。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一批人，这一批人的出现说明了最高统治阶层中要求变革现状的社会力量已经成长、壮大。虽然在初期引进的技术中，主要是洋枪洋炮，但也说明，这首先是来自战争失败的教训而激发的富国强兵的要求，从军事工业的启动，促进了中国第一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反映了中国是从深重的民族危机中被惊醒的、虽然这是被动的，艰难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于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走上追求工业化的道路，这是19世纪中叶，最先进的中国人要求社会变革的曲折道路。然而对这一简单的认识却迟迟得不到史学家的理解，记得在80年代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就愤愤不平地指出:“说洋务派办军队是镇压农民起义，农民从没有海军，那北洋水师难道是打农民的? ”为什么一个浅显的道理却不能得到认可，盖因为阶级斗争压过一切，以致对一些起码的事实也视而不见。 所以确立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视角，这是对既有研究范式的一大突破，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无异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这有力地推动近代史研究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诚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社会世态和人情，内容上有其继承性，不能以简单的推陈而处置，但在某些方面引起对近代史研究的重新思考和改写，已是不争的事实。 史学研究的变革，重要的是观念和方法的纳新。秦王朝只存在了十四年，研究秦王朝的历史二千年不衰。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的时代精神出发，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探求资料，解析现象层出不穷。史实有终而意义无穷，这才是史学吸引后人的真正魅力。时下诸多方法的引进如计量统计、模式分析、结构功能、田野调查、社会学、文化学、后现代等多种学科方法的运用，都有助于推动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例如把社会心理确认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方式，可以启迪史学研究工作者通过社会风尚的演变，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普遍意识，以便更准确地描述历史的场景和国民性。而用社会学、心理学的概念、范畴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可能另辟蹊径，丰富和补充阶级观念不能深入的领域。所以理论的更新也是范式的更新，范式的更新又给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在史学研究方法已经从单一化而走向多元化的今天，研究者们更应该不拘一格求真知，创生自己的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