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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几乎与中华文明的历史同等悠久，至秦汉时期确立了“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地位，隋唐以来更因科举制的加持而成为一种文化权力的象征。而到了晚清时期汉字的光环逐渐褪去。在视西方为文明模板的历史语境中，以进化眼光看待文字，最终具体化为一种明确结论——表意汉字落后于西方表音文字。文字进化论在清末知识界只是初显威力，并未根本动摇汉字作为载道之器的优越地位。 到“五四”时期，汉字的历史地位开始受到强烈冲击，先是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化干将从清算旧文化和输入新文化两方面，对汉字予以彻底否定；继之而起的瞿秋白、鲁迅等左翼文化人，则通过诉诸大众立场，激烈讨伐汉字制造的阶级壁垒。在左翼阵营，伴随着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勃兴，废除汉字甚至成了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夏衍面对热情宣传拉丁化的瞿秋白，竟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保留态度，就是一个鲜明例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49—150页）。与之关联的另外一面则是，在大众意识形态的裹挟之下，对汉字价值的辩护已明显变得底气不足。 汉字本位论 时代风气转换得很快，仅仅过了十几年，汉字革命派占据舆论优势的局面骤然翻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后，舆论界兴起了一种与之相反的论调——汉字本位论。有关汉字存废的讨论文章在报刊中数量骤增且态度趋于激烈，高扬汉字价值、恪守汉字本位的呼声变得高亢响亮，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风景。 这一时期，坚守汉字本位的公开言论在数量上明显增多，但并非特别集中而是较为分散地见于各种报章杂志，所以这股思潮之兴起大约是知识界因应时局自发形成，并非某党某派积极主动策划的结果。刊载过此类言论的刊物颇为驳杂，既有标榜自由主义的《独立评论》，也有旨在复兴民族文化的《今论衡》《思想与时代》，还有与国民政府关系较密切的《新民族》《建国学术》，甚至还包括诸多不知名刊物。 1936年6至8月《独立评论》曾先后刊发过四篇有关汉字的专题文章，就算是一次比较集中的“发声”了。该杂志第205号刊发了青年语言学者王力以“了一”为笔名发表的《汉字改革理论与实际》一文，第207号刊登了周作人与胡适讨论汉字问题的两则通信，第212号从《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7月26日）转载了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吴俊升所撰《从教育观点论汉字存废》的文章；第217号又发表了署名金发的作者所著《我怀疑汉字改革的办法》一文。这几篇文章虽立场接近，但基本是各说各话而非彼此响应。从《独立评论》各期的“编辑后记”来看，似未发现有编辑策划的痕迹。这股思潮的兴起，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发自动的特征。当然，该刊第212号之所以转载吴俊升之论文，应系编辑有意为之，目的是与此前已刊发文章形成对照，更准确地说是形成呼应。 不知是读者看重吴氏北大教育专家的身份，还是他从教育普及角度展开的论述确实平实简明，其文自《大公报》和《独立评论》分别刊发后，不久即引起了各方评论。热烈赞成者有之（兰香：《读吴俊升先生之从教育观点论汉字存废有感》，《常识月刊》第1卷第4期，1936年9月1日），激烈反对者亦有之，倡导拼音化的拉丁化和国语罗马字两派就都有人撰文表达不同意见。其中，国语罗马字派的主要宣传刊物《国语周刊》，竟连续八期刊载一名为王玉川的忠实拥趸的长篇大论，对《独立评论》上述文章观点尤其主要针对吴文予以系统反驳，颇能见出汉字存废问题在当时的热度。（王玉川：《同吴俊升先生谈谈国语罗马字》，《国语周刊》第271—278期，1936年12月12日—1937年2月6日） 汉字文化情结 抗战前后报刊所见的诸种汉字本位论述，论证角度虽不尽相同，但背后的民族主义诉求却又是一致的。就技术层面而言，此类论述中最为常见的逻辑，或强调汉字并不比其他拼音文字更难以掌握（余又荪：《谈改革汉字的问题》，《自由评论》第42期，1936年9月19日），或从语言文字学角度论证汉语与汉字恰相适配（张世禄：《中国新文字问题》，《社会科学月刊》第1卷第2期，1939年9月）。技术层面的差异并不能掩盖普遍存在于各家论述中的浓郁文化民族主义情结。大致而言，此种汉字文化情结又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向度。 首先，汉字本位论者针对“汉字革命”派的民族虚无主义取向，做了理直气壮的抨击。国家主义者余家菊愤激指出，文字进化论衍生于西方中心论，国人引此种理论为拼音化运动之奥援，实乃外力冲击下失却理性、缺乏民族自信的结果。余家菊并不满足于一般性地批驳文字进化论，而是根据汉字特点“量身定制”，兀自确立了以文字流传之“时间长短”和“空间广狭”的价值标准，试图由此来恢复汉字的固有荣光。用他的原话来说即是“故论文字之优劣，必须问其能传达意思而使人能了解之空间与时间之如何。能使广大空间上的众多人们了解之者，其价值大，反之，则价值小；能使悠久时间上的前人后人互通意见者，其价值大，反之，其价值小。”（《论中国文字拼音化运动》，《今论衡》第1卷第3期，1938年5月15日） 表音文字能使“言文一致”因而比表意文字高级，这一被汉字革命论者奉为圭臬的准则，在抗战时期同样被急于肯定汉字的学者们所颠覆。不少学者都指出，在幅员广阔、族群众多的古代中国，表意不表音的汉字在时间上未有中断的绵延，在空间上克服方言歧异，对于创造延续和统一的中国文化居功甚伟。在他们看来，相对于铸就民族国家文化一统这一巨大功绩，被激进文化人所诟病的汉字表意不表音，只能算是不值一提的微小瑕疵。史学家钱穆发表的《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连载于《思想与时代》第11、12期，1942年6月、7月）、《古代学术和古代文化》（《思想与时代》第26期，1943年9月），语言文学家张世禄发表的《中国新文字问题》等系列文章，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论述。相比《独立评论》，钱、张二位学者的相关论述学术性显然更强。以钱穆为例，他在文中辩证指出，兼具形声之长是汉字的最大优点，表现为汉字既因依形表意有跨越时空的卓越稳定性，同时又“终极谐声而亦不为声所相挟”，与语言“相亲接”却又不随“语言而俱化”，此点“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性者为功甚大”。 汉字在历史上的文化一统之功，在抗战时期还被直接转化为激扬民族意识的政治能量。文献学家潘重规发表的《新民族与新文字》一文，称颂汉字孕育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思想，不仅构成中国文化难以动摇的国基，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十分棘手的障碍。（《新民族》第2卷第5期，1938年8月14日）抗敌御侮思想甚著的史学家陈垣，在抗战后期完成的《通鉴胡著表微·夷夏篇》中也深情诉说道：“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辅仁学志》第14卷1、2合印本，1946年12月）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民族与民族性》这一长篇理论文献中，也客观指出“书同文”虽不是国家统一的必然条件，但确实极有助于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和谐。（《新民族》第1卷第2号，1938年3月5日）1940年《学生之友》杂志刊登的《论汉字及汉字拉丁化》一文，更是通篇着眼于论证汉字构建中国民族意识的不可或缺作用。（《学生之友》，第1卷第2、3期合刊，1940年8月10日） 汉字的民族主义属性 较之钱穆、陈垣等传统学人，来自新文化阵营、曾赞成拼音化的胡适与周作人等人对汉字政治功用的重新认识，无疑更能彰显抗战所激发的文化民族主义热忱。1936年周作人、胡适在通信中谈及汉字问题，周氏率先肯定汉字可以强化中国民族意识，胡适在回信中予以积极回应，表示“在这个我们的国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时候，我十分赞成你的主张，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语、汉字、国语文这三样东西’来做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国语与汉字》，《独立评论》第207号，1936年6月28日） 学人论述中昭然可见的民族主义情结，与国民政府此期对汉字的宣传实是桴鼓相应。1940年教育部官员在面向中央社记者发表的公开谈话中宣称：“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九如：《中国文字不可废》，《建国月刊》第1期，1940年7月）历史地看，汉字的民族主义属性，曾为五四新文化人所不屑，更为左翼知识分子所尖锐批判。抗战前汉字支持者对此点的抒发因此多有顾忌。然而，国家覆亡、文化沦丧的现实危机，使得重建民族自信成为时代急需，从而也就赋予了文化民族主义表达以巨大的历史正当性。 当然，汉字本位论述在抗战前后蔚为时代潮流，还有两个非常直接的动因：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推行日语日文的文化殖民，直接造成民族语言文字有沦丧之虞；第二，拉丁化运动此时达于宣传高潮并获致大批青年学生的追随。尤其是1936年5月包括蔡元培、孙科与柳亚子等在内的600多位政界文化界名流，共同签署《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宣言书，赞成将拉丁化方案作为战时民众教育工具，此一情势极大地刺激了钱穆、潘重规、罗家伦、余家菊等学者的神经，使他们深切感到了捍卫汉字的必要性和批判汉字拉丁化的迫切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少汉字本位言论明显针对汉字拉丁化运动，双方却并未形成你来我往的交锋。这是因为，汉字拉丁化派此期的宣传虽仍相当活跃，但他们将主要矛头对准了同样坚持拼音化但以专业学者为主体的国语罗马字派，试图与后者争夺文字改革的正统权，对汉字维护派的言论反而未做强烈反驳。即便1936年《独立评论》连续刊发反对激进汉字改革运动的文章，拉丁化派一方也仅有胡绳发表了一篇文章，以为回应。（《论胡适周作人王了一对于汉字改革的意见》，《生活教育》第3卷第11期，1936年8月1日）这与他们对国语罗马字派发起的凌厉密集的攻势，可以说形成了鲜明对比。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汉字本位论虽颇为流行却一直未酿成有影响的思想论战。本来，推动拉丁化运动的主力多为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从民族主义和国家一统角度肯定汉字者多为文化民族主义者，二者在文化取向上一直尖锐对立，汉字存废各有立场可谓事属必然；中共和国民政府在政治上严重分歧，国民政府肯定汉字抨击拉丁化运动有分裂倾向，则既是其秉持的文化复古主义立场的一贯体现，又带有明显的党派斗争意蕴。总之，抗战时期，“文字存亡，文化随之”的“国粹派”式表达，之所以频频见诸报端，正与上述文化和政治语境休戚相关。 近代中国尤其是抗战前后汉字存废所引发的长久争议，深刻说明了语言文字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关联。 汉字强劲的生命力 “五四”以来蔚为风潮的“汉字革命”论，毋庸置疑凝结着一代知识分子恳切的大众启蒙诉求，因而能引起相当共鸣。但是，对于一度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的“五四”新文化人而言，汉字的历史价值和认同功能并非他们关心的议题；对于信奉国际主义的左翼文化人而言，汉字所表征的文化民族主义更是其要解构的对象。易言之，在反传统的大潮之下，汉字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是一个不具备合法性的议题。抗战的爆发，无疑改变了这一文化权势。客观地说，文化民族主义者对汉字的评价时有溢美，对汉字拼音化运动的抵制也不乏政治偏见，但应当承认，他们尊重了语言文字的历史性和本土性，充分认识到了汉字勾连历史与现实、促进文化认同的重要功能。 当代中国的语言文字规划，更多地体现着文化民族主义者所坚持的汉字本位立场。如今的汉字，虽有繁简之别，但在大陆和港澳台地区都是法定的通用官方文字，在更广大的华人文化圈依然发挥着维系民族认同和传承中国文化的职能。回顾历史，再观现实，不能不说汉字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既为我们在新时期坚定民族文化自信提供着切实的支撑，也为全世界华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沟通起到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