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70多年来，中日两国学界对七七事变进行了很多研究，但仍然存在争论，其中，关于该事变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成为突出的焦点。现结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的有关内容，对这一问题略抒己见。 探究“来龙”与“去脉” 作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长期以来得到中日两国史学界的细致研究，成果斐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国史学界对这一事变的研究存在很大分歧，尤其在事变的发生是否具有必然性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与这一争论密切相关，战后日本社会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思潮和活动此起彼伏，导致中日关系波折不断。 为了解决历史认识问题，2006年11月16日，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会见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问题达成如下协议：“双方一致认为，应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及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两国学者对中日2000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60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的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同年12月26日，第一次共同研究会议在北京召开。经过三年的努力，2010年1月公布了共同研究报告。2014年10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在两国同时出版。其中，“近代史卷”第二部“战争的时代”第一章和第二章均涉及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论述。 应该指出，尽管日本学界对“十五年战争史”一直存在较大争论，但该报告仍将1931—1945年中日关系史定义为“战争的时代”而展开了论述。其重要学术意义表现在：1.将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一阶段认定为中日局部战争时期；2.将卢沟桥事变认定为从中日局部战争（中国局部抗战）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 中日学界关于七七事变的研究成果，就其内容与形式而言，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对七七事变本身“知其然”的研究，包括“第一枪”、“失踪士兵”等问题，相关成果已颇为细致而丰富；二是对于七七事变前史“知其所以然”的研究，包括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演变、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日本局部侵华史、华北事变的发生及战前中日关系的演进等；三是对七七事变发生后“知其然后”的研究，包括中日双方在当地的交涉与最高当局的应对，以探究最终走向全面战争的问题。 关于七七事变历史必然性问题的研究，既包括其“来龙”方面（即发生战争的必然性），又包括其“去脉”方面（即走向战争的必然性），二者缺一不可。关于这种“来龙”与“去脉”相统一的历史必然性研究，应是就七七事变在历史上的发展趋势而言的，它并不否认这一事件本身的“偶发性”，或者说并非一定要体现在事件本身的必然性方面。 基于上述见解，就七七事变研究而言，笔者认为，一要从“大历史”角度出发，继续加强对事变前后历史的深入探究，即通过知其“所以然”、“然后”，来考察其必然性；二要在事件研究本身的“知其然”方面，进行实证性考察。 历史必然性并不排除偶发性 在“知其所以然”层面，《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第二部“战争的时代”第一章论述了中日关系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的演变过程。中方论文指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必然性与计划性及其作为十五年战争开端的意义，围绕日本入侵华北、制造华北事变所展开的复杂交涉，以及中日关系在短暂缓和局面后迅速走向全面战争的过程，从而论证了中日战争爆发的不可避免性。日方论文首先论述了“满洲事变”发生与处理过程的复杂面相，重点论述了日中围绕关系稳定化所进行的各种探索及其可能性与挫折，但也指出日本最终在卢沟桥事变后走向对华一击的结局。尽管双方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伪满洲国的评价以及此后中日关系的局面与走向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对于中日在持续紧张的关系中终于在卢沟桥事变后走向全面战争的结局是有共同认知的。这就从“来龙”方面，论述了七七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在“知其然后”层面，主要是在“去脉”方面，第二章第一节进行了论述。中方论文指出日本当局从不扩大争论到迅速采取扩大方针的过程，以及中日在短暂交涉后走向战争的过程，详细论述了日军按照战前计划继续进攻长江流域、扩大侵华战争以及国民政府走向自卫抗战的过程。日方论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七七事变后日本军政当局的决策过程，指出日方的“一击论”和扩大派最终占据优势乃是导致战况扩大的要因，还论述了关东军的积极介入及华北方面军占领平津后的南下，从而导致出兵上海及对华战争的扩大化。通过以上各自论述，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以“中国事变”名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走向自卫的全面抗战，终于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向。 除以上两个层面之外，双方并没有回避对于七七事变本身的“知其然”研究。中方论文在概述了事变爆发的情况后指出：“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同时又指出：由于该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并且，这一事件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日方论文在详细叙述了枪击事件后，指出：卢沟桥最初的枪击事件是“偶然发生的”，但是，由于日本军部内部的“扩大派”自事件爆发后持“一击论”，加之政府早已决定派兵与日本媒体的一边倒论调，都是助长日军趋向于侵略华北的综合因素，从而导致战况的扩大化。在此，中日双方都考虑到学界迄今关于“第一枪”等问题的研究与争论，倾向于共同认为卢沟桥枪击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偶然性，但同时又都指出日方将侵略华北的战争扩大化的责任。 幸存档案证明日本侵华的计划性 关于七七事变本身的“知其然”研究，之所以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上存在很大歧异，除中日两国学者在史观与史识方面的差异外，史料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作为该事变的主要当事方，日本中国驻屯军的档案史料在战后一直匮乏，中日两国几乎都难觅其踪，不排除其档案在战争期间或战后被人为毁坏的可能性。仅就以下幸存的档案史料，亦可见一斑。 第一份文件是《1936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1936年9月15日由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定，23日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呈报给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其中提出中国驻屯军占领华北、实施统治的一系列计划。与1930年12月关东军参谋部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炮制《满蒙占领地区统治之研究》一样，《1936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也证明了七七事变前夕日军侵占华北的阴谋与计划。 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将七七事变定名为“华北事变”。正因为有此计划书，13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部第四课据此制定了第二份文件《伴随着华北事变的占领地统治纲要》。这两份文件都说明了七七事变前后日军侵占华北的计划性。 第三份文件是在事变次日即7月8日凌晨三时中国驻屯军主任参谋起草的《宣传计划》。它计划在事变爆发后，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要人如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实行绑架和软禁等措施，并迅速占领卢沟桥和宛平城；而在宣传策略上，则要强调日本行动的不得已性，并证明事件发生非日方有计划的行为，乃是中国军队不法行为而造成的不幸突然事件。 从以上三份文书来看，如果中国驻屯军的档案资料是完整的话，迄今围绕卢沟桥事变的发生问题所产生的争论，当可不攻自破。 至于有日本学者所称七七事变不同于九一八事变的说法，早在日本政府将七七事变定名为“华北事变”后的1937年8月11日，一位日本人金崎贤就写作了《满洲事变六周年与华北事变》一文（《外交时报》第83卷第787号，1937年9月15日出版），其论点为：“一、两事变的性质与目的一致性”，“二、两事变的原因及目的的相似性”，“三、两事变经过的相似性”。他据此得出结论：“华北事变与满洲事变，完全一致”。 历史的现象与过程纷繁复杂，但总有必然性的规律可循；历史的发展与潮流浩浩荡荡，其必然性时常伴随着偶然性和多样性。通过以上关于七七事变的“知其所以然”、“知其然后”以及“知其然”三个层面的考察，尽管在卢沟桥事件上迄今尚存在偶发性的争论，但无论从“来龙”、“去脉”方面而言，还是就仅有的中国驻屯军文书之实证而言，七七事变的历史必然性应该是本文的结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