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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笔记小说《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三类人很难调和：大小妻、正副考、前后任。大小妻争风吃醋，互相龃龉不难理解。正副考不合也是科场常事，按照科考规制，考生第一名由正考官选拔，第二名则为副考官推举，正副考官往往因选拔推荐门生故吏产生分歧。甲午科考张之万、麟书、李鸿藻、翁同龢共同阅卷，翁同龢为了推荐门生张謇，联合李鸿藻与主考张之万争，逼迫张退让，既是一例。《天有二日·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以下称“《天有二日》”）选取了禅让时期的大清政治，也是前后任的事，只是类型比较特殊——父子皇帝，加之重臣和珅游弋期间，此选题立意吸引人阅读，却也需要十足的勇气。长期以来，乾隆帝贪恋权位、嘉庆帝懦弱守成、和珅奸诈狡猾已固化为学界和社会认知的“脸谱”，重构的难度很大。 《天有二日》于政治史研究有所突破。笔者曾检阅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相关学术资源库，查找乾隆帝禅让相关文章，结果并不乐观。在专业书籍方面，清代通史和乾隆帝传记等或多或少有所涉及此选题，多则十余页，少则几言，观点因循，多无创见。专题研究仅有一篇硕士论文，未有新史料发掘，也无新意，本书则有很大突破。乾隆帝禅让处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人类文明在此阶段产生了重要变化。《天有二日》开篇引言即将此段历史列入横向的世界历史范畴，显示出作者宏大的视野。作者细化众多历史人物关联，考察乾嘉时期的白莲教起义、南疆叛乱等军国大事，描绘了贪污腐败的官场生态，揭示出一个时代的历史特征，对于清代政治史研究无疑具有推进意义。 《天有二日》史料广泛、扎实。作者的叙述和判断，史料来源于朱批奏折、录副奏折、上谕档等权威第一手资料。以该书第七章第一节“胡齐仑冒滥军费案”为例，作者阅读了涉案胡齐仑、福宁、庆保、祖之望等上百件原档（这些材料在过往研究利用不多），从中抽丝破茧，选取史材，力求句句有据。作者考究论证和珅《衣带诗》“汛”与“汎”的不同，论证和珅临死前的忠魂，新意十足。在众多引文史料中，诗歌征引是文章的特点，如乾隆帝御制诗的应用。乾隆帝是一位高产诗人，有学者统计他一生创作了四万一千多首诗，以8岁作诗开始计算，至其逝世平均每天有1.5首，以今日微信和微博等信息传播媒介隔空盱衡，乾隆帝是当时的一位舆论达人。诗歌记录了乾隆帝的生活琐事，反映了他的心灵世界，抒发他的真实情感，诗歌为作者描绘乾隆帝提供了绝好史材。如第六章借助御制诗“迩来每喜饱安眠，一夜四八卅二刻”，描绘乾隆帝的失眠与安眠，揭示乾隆帝禅让前后的精神起伏。 《天有二日》回归史学应有的叙述范式。历史研究的贡献有的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有的在于新史料的发掘，本书贡献在于其精彩的叙述方式。一是注重细节描绘，如第六章“衣带诗”一节，考证和珅衣带的行状、规制，给人以强烈的现场代入感。二是史学关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史家的追求，本书通过人物、事件、制度各类故事，引发读者思考，如第三章“被集团考傻的上届庶常”一节，讲了庶吉士集体考砸一幕，点出了士风习气，批评了急功近利的官员考核体系，发人深思。三是描写人物的情感。朱批、录副所体现的是能写公文、会办事的“技术性官僚”形象，缺少血肉。《天有二日》除了描写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政治与社会变局，也着重刻画了时代人物，如乾隆帝与嘉庆帝既是皇帝，也是父子，父慈子孝的亲情络绎反映了儒家治国理念，也当是那个时代思想的表征。 不过即使作者着力避免刻板的史学叙述，也存在一些写作技术上的瑕疵，如部分章节引文过长。第七章“福宁的厄运”一节，引文占了一半篇幅，应酌情删减，叙述会更加顺畅。此外，史料运筹还有精进空间，如同一章“支领清单上的统兵大员”一节，描写湖北布政使祖之望被解职的原因，作者指出“办案中故意拖延，‘迟延多日，意存掩饰，非寻常怠玩可比’”，引文征引自《清仁宗实录》。朱批奏折对此事也有介绍，更具史料价值。依据《实录》，祖之望于嘉庆四年五月被革职，检阅朱批奏折，祖之望之后继续署理湖北布政使，同年六月上折议及汉水漫堤，嘉庆帝也做了批复，朱批奏折表现事件更加完整全面。 瑕不掩瑜，这些不足以影响本书对于推进历史研究的意义。卜键研究员长期以来从事文学研究，在文学领域收获颇丰，同时在明史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树。近年来开始潜心于清史研究，很快有所斩获，出版了50多万字的《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获得学界好评。又在此基础上，推出《天有二日》一书，如此高效的写作，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科研能力。而作者文学领域的造诣与史学的结合，产生的化学反应，成就的史学叙述范式效应，或许会超过此段历史研究的本身价值。 (作者单位：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