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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藏信札”中，还有他与军机大臣李鸿藻486封通信。张志潜说：“李文正公与先公之交，海内所知也，志潜求先翰于其嗣符曾侍郎，不可得。既镌板矣，辛酉（1921）春闲，其家忽以名贤手札售诸市肆，其间先公之书为多，弢师（按：指陈宝琛）得其半，举以归志潜。”（张志潜：《涧于集·书牍后序》，第1页） 光绪十年五月张佩纶出京任职前，住北半截胡同，与李鸿藻丞相胡同寓所仅一墙之隔，因彼此关系熟络，往来方便，故大量信件都是约时间见面。朝中政事往往并不直接记载。但有时会涉及对一些人和事的看法，依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比如光绪八年底，“清流”重要健将、礼部侍郎宝廷典试福建，回途中买江山船女为妾，事情败露，上奏自请从重惩罚。十二月二十九日，携带宝廷奏折的折弁（信使）到达北京，准备翌日转递奏折。按照李鸿藻关照，佩纶派一旧仆装成宝宅佣人，到西河沿客店劝说折弁迟几天再递。但折弁同时还携带漕运总督的奏折，不肯分日递送。佩纶当即写信给鸿藻，告知情况，表示“友朋之谊能尽者止此，公请恙未愈，不必因此记念。”并说“似不必因此强起入直也。如能挽，令一仆候公入直时送信。愿公多息一日。如不能挽回，亦不再送信矣。”李鸿藻旋即回函： 手教诵悉。贱恙稍瘥，明日必须入直。缘有赏件应谢恩也。一切唯有相机行事，仆并不识其人，总以顾全大局为要耳。两知。 张佩纶连夜又写信给李鸿藻：“此事唯有委之气数，不独言路削色，亦且朝列蒙羞。”他建议李鸿藻明日在处置宝廷奏折代拟上谕时，“于明发中稍光润些亦好。言之愤愤恨恨，此皆鄙人不能匡救之过也”。 次日，张佩纶退朝后往李府拜访，未遇李鸿藻。再明日，光绪九年正月初一，亦是李鸿藻生日，他参加朝廷的拜年活动后，不顾家中祝寿的贺客，径直前往张府，也未遇。遂又致函：“今日退直颇早，趋诣未获晤教为怅。申、酉闲如得暇，望便衣过我一谈。略备蔬酌，不邀他客也。” 宝廷买妾事件，对一直以清廉自诩的“清流”的声誉影响巨大，从这些密函看，张佩纶、李鸿藻均十分紧张，连正月初一都在筹划应对。 张佩纶被流戍后，与李鸿藻分居两地，再后来，张佩纶寓居津、宁，他们信中谈论政事，臧丕人物，反倒多了起来，史料价值也就更高。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对张謇和李鸿章、李经方、盛宣怀、袁世凯等人的评论。 光绪二十年殿试，张謇高中状元，张佩纶曾向李鸿藻作如下评价： 状元张謇乃吴提督长庆幕客，与朱铭槃、范当世称通州三怪。朱中乙科，已故。范未售，近在合肥处课读。三怪伎俩不同，其为怪一也。吴小轩卒于军中，张及其弟詧乾没饷银七千余两，经其部将黄仕林察出，理谕不听。黄本粗直人，怒而锁之屋中，欲加刑讯，经袁子久辈调处，始吐实缴出若干、弥补若干完结，一时有黄祖杀正平之嘲。后中南元，吴县、虞山均亟称其才华，气焰复振。在籍处一小讲席，干预公事，武断乡曲，每将吴县、虞山所致书悬诸厅事以傲人，闻亦尝就虞山之馆，则鄙人久出都不知其详矣。要其品则与浙之徐琪一类也。此次中式，闻出公手，批“充畅、饱满、诗妥”六字。渠告人云，公见之抱歉，称为“季直先生”。此合肥所闻。鄙人云：“公断不学此时派，非老辈从未称以先生，岂其老而学虞山调乎？”不值一噱。鄙人局外，何暇品题时流，取三五少年之怒，特此辈鬼蜮，不可不知，祈公知而疎远之也。 迨至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已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台湾亦已被割弃。张佩纶又有一函致李鸿藻，回顾中日朝交涉的失败： 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晚节若此，爱莫能助，夫复何言。惟综其生平而论，以功覆过，略迹原心，七十老翁何所求乎？议约竣，此约如何能议得惬人意耶。能容其退归以全恩礼，在朝廷亦是厚德。公笃故交，求曲保全之，此非蒉私于亲昵也。《春秋》之法，罪有所归，宽子苛父，亦非平允。况安吴剿捻之绩，亦何可一笔抹煞？能使此老无不测之祸，是在仁人一言。蒉知猜忌犹深，此老亦非见机者，恃公心手必不过辣也。此非所宜言，恃爱姑放言之，盖以公夙性笃厚之故。若和战之迹，则亦无从回护，虽身存而名已丧，无如之何。倭图朝鲜，在都于吴军力持不撤之说，屡见封章，此已旧话。甲申花房之役，乙酉春间定约已成两属，蒉遣戍过津，力争之，清卿不可，此亦旧话。寓津七年，日虑此作杞忧。合肥托大，酿成此祸，诸将已伏其辜，而祸端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仪老稍有明机，为此三人蛊惑，更成糊涂。小李卖父误国，天地不容，自己终身废弃，盛亦累经弹劾，虽有大力庇之，终为财色冥殛。独袁以罪魁祸首，而公论以为奇才，直不可解。花房之役，攘陈[吴]长庆功，此不足论。虽曰欲尊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并视日本如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土匪之起，即倭所使。电禀日数十至，请兵往剿。彼岂不知亲家翁之约者，无乃太疏？吴清卿折辈行与袁作儿女亲家。求翼长不遂，与叶争分不相见，指牙山使之屯剳，致入绝地。既回津门，所与合肥论者，皆无甚高论嘉谟，而与盛腾书都下，各表所见，均系事后诸葛，实则全无影响。其时倭氛日棘，蒉自七月初九卧病至八月初，月余未见合肥，不能复争。所密谋者，三君之外，一张士珩而已，焉有不用其一策，而日日仍参预谋议者乎？都下诸公主持清议，皆呆人也。袁乃子久从侄，于蒉执礼甚恭，且推子久旧交，亦何取雌黄后进？第此公与之深谈数次，大言不惭，全无实际；而究其所为，骄奢淫逸，浮躁险很，无一不备。公以通家子弟畜之则可，以天下奇才目之则万万不可。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既已误合肥矣，更恐误国，更恐误公。与之实有恩而无怨也。斯人不用，吾言不效，此信作梦呓观，则大幸耳。闻徐建寅、马复恒都入大儒夹袋，亦何怪乎袁之攘臂而前哉！证候渐深，参芪不可得，大黄、芒硝不可轻用，况于鸟喙？ 以上两函，前者表达了对张謇名士作派不满及在吴长庆军中表现之不屑，后者表达了对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决策失误及围绕在李鸿章身边出谋划策人物无能误国之愤懑，都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史料。民国年间，陈宝琛在琉璃厂购得这两封信件，转送张志潜。1927年秋，志潜又将信函呈交寓居天津的逊帝溥仪阅看。溥仪对前函题写“识微鉴远”，对后函题写“辨奸特识”，并加盖“宣统宸翰”的朱文印鉴。张志潜将二信收入《涧于集·书牍》，又将原信及溥仪批注以《涧于中丞遗墨》之名影印出版，以前清遗老姿态，揭示“先人拳拳为国之苦心”。2013年，上海图书馆在《一纸飞鸿——上海图书馆馆藏尺牍文献精品展》中，展出了第一函原件，引起学者关注。结合两函，细细玩味张佩纶品评的历史人物和溥仪的题注，是很有意思的。 张佩纶的靠山主要是二李。政治上，他为他们出谋划策，自己碰到疑难，也与他们商量。“甲申易枢”后，清廷派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专折奏事。这次外派，是“清流”由盛转衰的关键。获知消息后，佩纶自感不妙，立即给李鸿藻写信：“本日奉阁抄，鄙人忽作闽峤之游，不知何故？然正可藉作脱身矣。” “承示敬悉，此事出人意表，然为阁下计，亦甚妙。否则实难脱身也。”同时，佩纶又致函鸿章，希望他帮忙筹划，将他与吴大澂对调： 如吾师能为道地，改清卿南行，而鄙人在北洋，较为合宜。盖闽省无知兵大员，清卿前往，可坐得开府，而鄙人近依左右，乞退较易。如以清有见成兵与器为辞而留鄙人京东，可办团练，必可动听。得请以后，以曹驻滦乐而吴小轩住烟台。公已主和，北门之管不过虚张战势，今真战则清亦不必定胜也。唯会办北洋，门面较阔，而闽海则南洋之一隅，或恐清卿不屑而我公不愿。然鄙人特藉此为退闲地，并非争也。可否，乞决之。钧断不必与清卿露鄙意，如公不能行，亦不相强，要之，决不南行。午节后当过津纵谈十日，即在津引疾投劾矣。如不我信，有如皎日。一切面谈。 无疑，张佩纶对于会办福建海疆背后的凶险看得十分清楚。但李鸿章没有为他运作，反建议他找李鸿藻商量。“清卿奉旨后尚无来信，自不可向彼露此议。倘商由贵宗人南北更调，奉劝不必多练陆队，专为督操水师，夏秋后铁舰必来，吾亦可卸肩矣。”似乎佩纶若能换来北洋，就将北洋海军交他训练。事实上，鸿藻已失去运作力量，而鸿章不出手，佩纶只能走上危险之程。张佩纶出京赴闽，打算先将船政、台湾及各处防务查明覆奏，然后“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离开复杂险恶的官场。但到了福建，张佩纶看到防务空虚，何璟、张兆栋和穆图善全无布置，忍不住冲上一线。而朝廷乃至李鸿章，对于他要求增添军舰和先发制人的要求不予回应。待到马江之败，鸿章又对佩纶说“公会办实系贬谪，只合浮湛，乃如此勇于任事，又任必不可任之事，为中外众射之的，能毋深痛惜耶”之类空话。相比两年前张佩纶为李鸿章“夺情”复出出力，李的暗中帮衬显得不够有诚意。这是他在私交上有愧佩纶之处，也是佩纶流戍后，鸿章为其支付公私费用，赐环后甚至将女儿嫁给他的原因吧。张李之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恩怨，而历史变化的细微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