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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抗战史研究始终维持高热状态，沦陷区研究虽相对薄弱，数十年来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正如卜正民在书中所指陈，如果将沦陷区研究比作一片丛林，既有研究多为向上看“通敌或抵抗的大树”，而较少往下看大树下“那些模糊不清的灌木丛”（秩序的沦陷，第275页）。有见及此，《秩序的沦陷》在以往研究的薄弱处发力，眼光向下，深入灌木丛林，试图使暗影重重的灌木丛林由模糊不清变得逐渐清晰，其学术抱负及取向显然都值得大加称许。 该书具体选取抗战初期沦陷的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等江南五城为研究对象，以日军支配下基层政权的再造为切入点，细致探讨沦陷区研究中较为忽略又普遍存在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作者运用“collaboration”来指称，中译本则避开学界经常使用的道德色彩浓郁的各种词汇，而译为价值较为中立的“合作”，应该比较贴合作者的本意。该书之所以赢得社会的热烈回应，首先正是因为其在学术上的创新性，在大汉奸、伪中央政权等耳熟能详的历史言说外，眼光投向数量更为庞大的基层群体与基层社会，为更贴近地了解沦陷区民众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可能。 该书的写作方式，也较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秩序的沦陷》抛弃刻板的学术著作写作方式，以一般公众为读者对象，全书架构经细致筛选，由五个案例构成主体。部分案例如南京，由于资料较为充分，处理时游刃有余，讲述时娓娓道来，左右逢源，大时代小人物的命运在细部刻画中跃然纸上。值得指出的是，中译本将全书注释置于书末，显然也是注意到了该书面向一般公众的特点；这样的安排，既保持了学术著作的规范性，也为一般读者的连续阅读提供了便利。 然而评价一本学术著作，不能仅凭社会反应，而应考察其学术价值。如果以严谨的学术标准来衡量，《秩序的沦陷》实际上是一部瑕瑜互见之作。在笔者看来，《秩序的沦陷》在学术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资料状况不一，致使五个案例的呈现程度参差不齐。五个案例，分别承担不同的论述主题。五个城市中，南京与上海，一为国民政府首都，一为中国经济中心，资料生产与留存相对理想，作者所能搜集的史料远远优于其他三城，这在各部分注释的数量上有非常直观的体现。这种状况，直接导致南京案例所承担的“共谋”主题和上海案例所承担的“竞争”主题，史实的重建更为充分，建基于此的史论也更为言之有据。 与此相较，其他三个案例，无论是讨论“外观”的嘉定案例、“成本”的镇江案例，还是“抵抗”的崇明案例，都不甚理想。作者行文到崇明案例时也不得不坦言：“现有的文献资料编写几个浪漫的历史故事虽然绰绰有余，但再现真实的历史就捉襟见肘了。”五个分主题中三个论述有所欠缺，除使全书架构略显失衡外，也损害了全书观点的说服力。 其二，意图破除沦陷区研究中的民族主义解释框架，惜建设工作过于肤浅。 民族主义是沦陷区研究中常见的分析与解释框架，这一视角在具有强大解析能力的同时，在某些问题的阐释上则较为乏力，强行使用，不可避免地存在片面化、简单化之弊。《秩序的沦陷》通过研究指出，沦陷区民众在通敌和抵抗的选择上，“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第275页）“将抵抗和通敌视为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两极是很少与事实相符的”。（第43页）应该说，该书经由五个案例中细节的重建，对民族主义解释框架提出质疑，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这一框架的局限性。 然而遗憾的是，该书沉迷于以民族主义为标靶，将过多的篇幅用于“破”上，而对各个案中当事人的行事逻辑的解剖显然用力不够，只是一味地强调回归当时情境的重要性；对于当时情境中哪些具体因素影响了当事人选择“合作”，则或语焉不详，或草草了事。有些部分因为资料限制，史实重建本身模糊不清，以此为基础的讨论，甚至更像是兜售作者“阅读大量的欧洲合作文学作品”（第40页）所收获的经验。这样的一部作品，固然可以给学界很多的启迪，但显然尚无法实现作者所期望的在沦陷区研究中提供新解释框架的雄心。 卜正民原著（书名：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早在2005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去年稍早时候，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以《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精英》为名出版了林添贵的中译本，稍晚面世的商务版中译本，或许为了避免重复，没有选择书名直译，而是另外命名。新书名颇有可议之处。该书名一方面比较好的点出了研究的时空范围，另一方面与研究内容及作者意图有明显的出入，该书研究的不是秩序的沦陷，而是沦陷后秩序初建过程中所呈现的合作关系。原著与中译本的不同书名，或许已曲折体现出两种不同史观的较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