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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晨教授将他刚刚完成的《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发给了我，让我找毛病、提意见。作者以“孤独百年”作为这部思想评传的主标题，并非只是匠心独具，而是他“走近张学良”后的准确把握和定位。书中通篇皆是心灵考古，在理清了张学良思想来源的基础上，考察了张学良的国家观、日本观、战争观、两岸观、历史观、宗教观，并最终得出结论：张学良思想人生的最大特点是“孤独”。 历史人物，能不能名垂千古，要看他是否引导或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张学良作为历史人物，他的政治生涯只有八年时间，但却经历了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转折事件，每一次转折都与现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张学良在这些事件中都扮演主要或重要角色，表现出一种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这种担当精神，有的让他获得荣誉、地位，如实现东北易帜后，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有的则让他头上的光环更加耀眼，赞美声不断，如武力调停中原大战后，高升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人们更称赞他：“巩固边防，劳苦功高！”“是和平息戈的使者！”“是国家统一的表率！”然而，这种担当为他带来的光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全部脱落，对他的赞美声，则变成责骂声。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一背就是半个多世纪，在这期间他不争不辩，也没有条件争辩。他说“用不着跟他辩”，毁誉由人，说骂由你。这种承担更表现在蒋介石去世后，当张学良有权利开口说话时，“九一八”事变的主要责任人蒋介石不在世了，他可以讲出“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然而他不仅没有这样做，还明确地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张学良不去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政策，而强调是他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这样做既符合历史事实，同时，又（在人格上）保护了他自己。不为自己的错误找客观理由，进行辩解。这种行为让他选择了承受“孤独”。 不管张学良主观上是否要洗清“不抵抗”罪名，在事实上也难以洗清。“罪名”让他“孤独”，而“功名”同样让他更加“孤独”。 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以兵谏的方式，逼迫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事变是以兵谏的方式开场，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无论是兵谏的开场式，还是和平的完成式，都展现了张学良的担当精神。他冒死将天捅了个“窟窿”，又冒死去补这个“窟窿”。他捅“窟窿”和补“窟窿”，都是为了达到成就“大我”的目的。这种担当，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大我”，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也有的评论说，西安事变改变了一个国家、两个政党和三个人物的命运。对后者的评论，站在不同角度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对张学良成就“大我”的状态都是持肯定的态度。 西安事变采取兵谏的方式，应该说不是最佳的途径，但却是当时不得已的唯一选择。选择这种非常的方式，改变国家近代以来混乱的惯性方向，制止了内战的继续；停止持续十年的内战，全民族共同抗战局面的出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完整和统一的国家形象，一种团结和自觉的民族精神；避免了国家和民族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由此，张学良便成为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千古功臣”。 而这位“千古功臣”，却因此被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人们在评论这一问题时普遍认为，如果张不去南京送蒋，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但这不符合发动西安事变实现共同抗日的初衷，张学良对这种命运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又极力地向好的方面去想去设计。他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戏竟演坏了！” 选择冒死抓蒋，是为了改变蒋的内战政策；选择冒死送蒋，是为了让蒋更好地领导抗战。这种忘我的担当行为，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 然而，蒋介石没能和上张学良这“一送”、“一放”的“好戏”。这样，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让张学良陷入了长久的“孤独”之中。 总之，考察张学良的思想人生，立意“孤独”，切中了要害，抓住了本质，由表及里，拨云睹日，展现了一个真正的张学良。 （作者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本文根据作者为《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所作的序言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