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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明:从日记看晚清官宦士绅辞旧迎新

http://www.newdu.com 2017-11-03 《东方早报》2016年2月7日 newdu 参加讨论

    辞旧岁、迎新年,普天同庆,人们在这个“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的节日里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系列习俗。鲁迅在《祝福》结尾这样写道: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放爆竹、祭祖先、吃团圆饭、欢度除夕、通宵守岁、迎接新年,这似乎是自古以来传统中国人固定不变的节目。除夕之子时,往往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借助“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祈祷新年能除旧布新,荡涤晦气、烦恼、失意、忧愁、挫败而带来“无限的幸福”;虽然愿望会时常落空,但热热闹闹的庆祝及虔诚的祈祷却亘古不变。
    曾任浙江龙游、新昌、景宁等知县的杨葆光在他的日记中,细大不捐地记录了江南地方官如何辞旧迎新,资料比较丰富。同治六年(1867)临近除夕的一二天记载:
    二十九 [天时]雨,晚雪。[人事]聚玉刻《征诗启》,印二百张。祭祖,吃团圆饭。[酬酢]到署写联。居停送节敬,并物四色,受福桔、角黍。回送四色,不领。
    三十 [天时]晴。[人事]收拾一切,布置字画。剃头。[酬酢]分果狄、史诸女伴、小郎。局中招夜饮。署、局、粮厅辞年往还。送霁云年糕、熟鹜。取雪溪糕。[出纳]支剃头钱五十文。……支日用钱百六十文。(《订顽日程》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欢度除夕的活动包罗万象,家中祭祖先,吃团圆饭,写春联,重新悬挂喜庆的字画,给儿女发放糖果糕点,赴外互送礼物:福桔、角黍、年糕、熟鸭,官署中与下属同僚互致祝贺。江南经济富裕,人们对过年似乎特别重视。除夕前四五日,知县杨葆光的亲戚及同僚已开始互访送礼,如香腿、元米、胶菜、花生、鲜蹄、鸡蛋、栗子、羊蹄、彩蛋、风肠、炒米、秋油、黄酒等等,品种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同治七年(1868)农历正月初一的记载:
    初一 [天时]晴,……。[人事]早起拈香,并至邑庙。夺彩胜,预兆佳哉。[酬酢]至县、局、粮、捕、两学……等处道喜。雪兄招,同莲舫等晚饭。局中招饮,辞。[出纳]支拈香钱二十五文,支狄兄妹两郎岁钱二百文。(《订顽日程》71页)
    知县杨葆光新年第一天先赴邑庙焚香敬神,祈祷平安吉祥,在庙会猜谜之类的博彩节目中又一举获胜,预示新年诸事顺利佳美。后赴县衙门等各种机构,向下属慰问道喜。回家后还要向儿女发放压岁钱二百文。总之是皆大欢喜。
    除了馈赠礼物土产,互致节日祝贺之外,晚清官宦人家亦不忘积德行善,在临近除夕的一二天内,于特定场所向贫民发放现钱,施舍热粥馒头之类的食品。翁同龢的过继儿子翁曾翰在他的日记中就保存了这样一些记录。同治十二年的年底:
    廿九日(2月15日) 晴。朱修伯在圆通观粥厂放面票及现钱,辰正过彼,子清亦先到。贫人来者七千余人,分列男妇,放至申正方毕,惫甚。夜祀先,自问庸材,仰愧清德,外度时势,国报为难,中夜为之耿耿。
    三十日(2月16日) 晴。晨至粥厂放馒头,两千六七百人。暮至亲友家辞岁,接灶神。(《翁曾翰日记》270-271页,凤凰出版社,2014年)
    官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朱修伯不仅性喜藏书,以《结一庐书目》闻名海内,而且还热心公益慈善,受其惠者,“贫人来者七千余人”。朱氏此种善举值得后人赞赏。或许是受朱修伯行善之影响,次日翁曾翰亦到粥厂发放馒头,救济贫民达两千六百人。
    第二年是同治十三年,朱、翁两家照例在临近除夕的一二日内施舍发放食品,救济贫民:
    廿八日(2月4日)晴,风。晨至粥厂,今日朱修伯遣其子在彼放钱,余略为照料而已,午正归。未刻敬神,夜祀先。
    廿九日(2月5日)除夕 晴。狂风。晨至粥厂散馒首。贫民一千数百人。午刻,悬挂先代真容,遂供酒果,夜祀灶神,灯下静思,一年中家庭康吉,大可欢慰,惟近遇国恤,蒿目时艰,不无戚戚。(《翁曾翰日记》318-319页)
    翁曾翰早晨行善发放馒头,中午回家悬挂先祖影像,供奉酒果,夜间还要祭祀灶神爷,可谓异常忙碌。因一年将终,灯下反思,翁家一切尚属安康吉祥,但宫廷之内同治皇帝患病驾崩,可称“国恤”,虽逢节日,亦令人戚戚无法欢乐。
    咸丰十一年(1861),后来成为曾国藩器重的大智囊赵烈文因太平军起义,正在崇明避难,年方三十,流落他乡。这一年的除夕,他是这样记载的:
    三十日癸未。晴,亭午雪复蔽日,晡又晴。
    夜,焚香礼先祖、父母、饮守岁酒。昆叔招坐,汤君彦泽、程君云卿来,王君子诚(无锡人,粮台委员。)来。本地风俗,除夕以木桶盛松脂燃之,通衢如白昼,即所谓除夕松明也。(赵烈文:《能静居日记》460-461页,岳麓书社,2013年)
    遵循传统惯例,先焚香祭祀先祖以及亡故的父母,随后饮酒守岁,亲戚朋友来往聚谈。崇明一地还有特殊风俗,“以木桶盛松脂燃之”,可以照得街道一片光亮如同白天,估计亦是图吉利讨口彩。次日是同治元年正月初一:
    元旦甲申。晨起晴,东南风,天寒,曙后大雾。
    清晨,焚香拜天,拜至圣先师,拜佛菩萨,拜先祖父母。辰刻,王君右星、汤君彦泽、程君云卿来贺岁,本家赞伯司马(名□□,镇江人。)来贺岁。敬占本年流年吉凶,得风山渐至水山蹇。(《能静居日记》462页)
    赵烈文的信仰呈现多元化,他不仅拜天拜祖,拜孔子,还虔诚地拜佛菩萨。特别与众不同的是:赵烈文每逢年初元旦,他通常要占卦,以卜这一年的吉凶祸福。
    同治元年(1862),赵烈文进入曾国藩幕府,凭借个人的杰出才智,出谋划策,协助曾氏兄弟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江宁)。同治八年(1869),赵烈文开始出任磁州地方官。同治九年除夕这一天:
    二十九日庚寅。晴,甚寒。答候汤地山未晤。薄暮悬先祖父母神影,设祭如礼。出诣诸友处辞岁毕,与阿哥畅饮至三鼓,放烟火为乐。(《能静居日记》1386页)
    既然为官多年,自然有钱可以请人为先祖父母画像,除夕之夜,悬像祭祀,以尽人子之孝心。与兄长杯酒交欢之余,还可放璀璨的烟火助兴,略舒人生春风得意之襟怀。次日是同治十年正月初一:
    元旦辛卯。晨起薄阴,巳刻晴,五鼓时西南风,亭午北风。
    四鼓起,拜天于中庭毕,赴明伦堂与同官拜牌,以次至文庙、文昌庙、武庙、崔府君庙、玉皇阁、元帝庙、云雨风雷祠、城隍庙、仓神庙、马神庙、土神庙、科神庙、狱神庙、灶神庙行香毕,返署。发笔书红,占流年课。赵湘舲来谒贺。
    辰刻诸祠屋荐汤,少顷荐朝食,谒拜如礼。合家称贺,出贺诸友,又诣诸同寅称贺,皆未晤。返署,荐午食。薄暮荐晚酒毕,阿哥率家众为余暖寿,放烟火甚繁闹。余初欲辞,继念手足相聚至少,及时行乐,不可失此良会,遂欣然从之,三鼓始散。(《能静居日记》1387页)
    为官除了威风八面之外,所得官俸亦是大把银子,但职责所在,赵烈文从文庙开始,至灶神庙结束,一共要焚香朝拜十四个庙祠神殿,并不轻松。回到官署后,赵烈文还要挥毫书写春联,即“发笔书红”,至于“占流年课”,也就是占卜这一年运气趋势。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已从直隶总督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一职。此时,赵烈文还在北方任职,他的上司自然非李鸿章莫属。这一年除夕,据赵烈文所记:
    晨起食毕,至督署谒贺,又至藩署,馀均未去。写马松辅信。(即发马递。)酉刻馈食于先祖,以地狭未能悬影。……
    贺合肥相国五旬寿联:
    在昔有周,太保伯相召公以封于燕,厥享年百八十岁;
    洎乎盛唐,陇西赵郡李氏能世其德,凡当国卅又七人。(《能静居日记》1469页)
    赵烈文在过年前夕送出一副庆贺李鸿章五十大寿的对联,上联以周代召公(与周公齐名)“封于燕”的典故来颂扬李鸿章出任直隶(与古之燕国重合)总督;下联因鸿章姓李,便以历代人才辈出至唐代官居宰相之职有十多位的陇西赵郡李氏这个北方著名大族,来比拟祝贺李总督。赵烈文能拟出这副巧妙的寿联,说明他才学兼备,且用心良苦。
    同治十一年(1872)农历正月初一:
    元旦丙戌。晴,天日开朗,气象清淑。五鼓起盥沐毕,焚香拜天,次拜至圣先师,次拜十方薄伽梵。早食后天微明,赴督署、藩臬道署以次贺岁,皆以官秩序立内堂,宾拜,主人答拜,即出,巳刻返寓。于先祖前行礼,献早食毕,合家称贺。发笔书红,占流年课。(《能静居日记》1470页)
    总之,赵烈文得志不忘本,仍是拜天拜佛拜孔夫子,每种礼节都不能少。早餐后,赴总督衙门等各级官署,按顺序向各级官员进行贺岁拜年,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皆以官秩序立内堂”。随后回家挥毫写春联,占卜预测一年之吉凶。
    三天之后,是正月初四:
    晨起早食毕,至院署偕诸人谒贺迎寿,相国答拜甚谦,署内外烛爆如山,黼绣成队。闻湘乡前岁都中诞庆,仅同乡一会而已。人之境遇有丰有确,虽并处台司不能尽一也。本日宴司道诸将及候补各员。随赴会馆入座,堂下戏台前设十六席,堂上二十一席,左右厢各四席,宾主已二百五十六人,加以傔从,厥数倍之。执爵者、司肴核者席二人,庖人托盘器幢幢往来者亦数十人,梨园子弟百人,而衣勇士服持挺以罗于户外者不之计。盖内外无虑千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至暮剧暂止,复为灯戏,尤鞺鞳不可辨一语。客衣盛服,终日坚坐左右莫或转侧,噫!繁盛至此极矣。夜初鼓,相君起出,从宾以次散。返寓,疲极而卧。(《能静居日记》1471页)
    这一天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五十大寿,祝寿场面尽显人间富贵之极致。总督门内外香烛爆竹堆积如山,穿戴着锦绣斑斓官服而前来祝贺的官员成群结队(“黼绣成队”),一片喜气洋洋。寿星佬李鸿章带领众官员“赴会馆入座”:“堂下戏台前设十六席”,这无疑是一等贵宾席,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清楚地观赏旦角眉目传情,千娇百媚,以致“色授魂与”,不亦乐乎;“堂上二十一席”,大概安排二等佳宾,只能委屈地远距离观赏,充其量只能看到演员搔首弄姿、婀娜身段而已。至于“左右厢各四席”,三等宾客向中间戏台望去,估计只能观看到一些演员的侧影,最好闭目养神,听听旦角小生的唱腔罢了。
    赵烈文核计这四十一席中的宾主共有“二百五十六人”,加上各位官员的随从跟班,人数翻倍。每桌宴席上还配备专职人员两位,以便执爵壶斟酒,以及随时调整盛满山珍海味、应时佳肴的碗盘位置。至于从厨房中托盘器送菜肴的庖人川流不息,有数十人之多。台上是“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精彩戏目各展绝技,故“梨园子弟百人”,随时准备上台献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草野伏莽以及市井图谋不轨之徒亦不得不防,故会馆门外遍布戎服持戟的兵丁武士,以备不测,即“衣勇士服持挺以罗于户外者不之计”。总之,祝寿场馆内外有千人之多,真所谓“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非亲历者不能描绘其盛况于万一。
    因此当年参与这场盛宴的赵烈文感叹道:“噫!繁盛至此极矣。”赵烈文回忆前年曾国藩赴京受两宫太后召见,因其时恰逢六十大寿,曾氏的祝寿宴会,仅仅邀约在京城做官的几位湖南老乡而已。两相对照,皖人李鸿章好大喜功的性格暴露无遗,无怪乎他后来会受到翁同龢的讥嘲及京官对其的弹劾(可参阅拙文《谈谈晚清四大日记》,载2016年1月15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概而言之,这是同治十一年正月辞旧迎新中李鸿章庆祝五十寿诞而大肆摆阔的一个宏大场景,虽不及后来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搞六旬寿庆,但亦可称之为独步华夏半壁山河。鲁迅对中国历史作过最精辟的概括:“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鲁迅全集》第3卷5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推而广之,数千年人类政治变迁史的全部奥秘或许也就浓缩在这三句可以使顽石点头的醒世恒言之中。
    同治九年(1870),这注定是一个天下纷纷扰扰多事之秋的年份。7月,天津教案发生,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去处理。8月,两江总督马贻新遇刺身亡,东南一片震惊,曾国藩于此年年底又回到金陵出任两江总督。他的同乡王闿运,这位满腹锦绣才华而未能一展抱负的湘中大才子正在家中辞岁:
    廿九日,阴,夜雨,除日也。余小疾,巳始起。望祠善化城隍神。午食年饭减省,……夜祭诗友,计十九年未尝料人数,今数之,并仪安才十人。仪安不能诗,未必来享,余以恩纪祭及之耳。祭时妻妾必有一人在侧侍祠。今年梦缇以目疾不出,妾在灶下,亦未出也。欲待祀门而疾颇甚,遂眠,果体热不安。(《湘绮楼日记》第162-163页,岳麓书社,1997年)
    这是一个阴雨淅沥的除夕,王闿运正患疾病,临近中午才起床。胃口不佳,午餐进食较之平时有所减少。又无钱放爆竹助兴,夜里只得以祭祀昔日彼此酬唱、而今相继亡故的诗友来打发时间。按惯例“祭时妻妾必有一人在侧侍祠”,但妻子梦缇患眼病而休息,小妾则在厨房作灶下婢,故尔王闿运成了孤家寡人,面对诗友亡灵独自黯然神伤而已。
    次日是同治十年正月初一,万象更新,但王闿运一家是这样“欢度新年”的:
    起祠三庙、文昌星、灶、中霤毕。受贺。遣两儿出贺邻家。食枣,煎年糕。早饭罢,邻人老幼十三人来贺年,留茶去。
    梦缇以严怒待儿女,节候当嬉戏,皆凛凛然,然亦背之盗弄淘气,无所不至,父子之道苦矣。余欲助之威,则下无以为生;欲禁之,则下益玩法。汉宣帝言:“乱我家者太子也。”慕为贤明母而未得其术,其患甚大。故谈宋儒主敬整严之学者,其子弟率荡佚,败其家声,若用以治国,则天下大乱,此岂竖儒所能知耶。儿女既屏息远去,予不可与妾相对,遂卧一日,至亥寝。
    早晨,王闿运祭祀过文昌星、灶神爷之后,只吃些枣子、煎年糕,极为俭朴。煞风景的是,妻子梦缇因儿女嬉闹而大发其怒,搞得家里气氛紧张。王闿运认为,节日里应快活一些,但妻子发怒使其陷入两难境地:帮助妻子一起斥责儿女,则小孩子在节日里简直惨不可言,即“则下无以为生”;庇护小孩而劝阻妻子不要“凛凛然”发怒罢,“则下益玩法”,即儿女更加淘气嬉闹,有恃无恐。所以王闿运感叹“父子之道苦矣”,并引汉宣帝之言:“乱我家者太子也。”王闿运毕竟是博学之士,他能从修身齐家引申至治国平天下。王闿运认为凡事要讲一个度,治家治国如太严苛则只能适得其反,如宋儒持身律己极严,但他们的子弟却特别放荡不羁,败坏家声,故以严刑苛法治理国家,有时会导致草民无法忍受而致天下大乱。
    妻子发怒,儿女纷纷逃开,新年第一日即闹得家中鸡犬不宁。王闿运左右为难,只得卧床一日,远离喧嚣。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介寒儒的辞旧迎新:贫病交加,妻儿生衅,一地鸡毛,毫无合家团圆过节温馨喜庆的气氛。但是博学鸿儒之士不会抑郁终身,常居困顿之境。数年后,四川总督丁宝桢慕王闿运之大名,以“岁致三千金”的重金辗转托人礼聘王氏入川讲学,王闿运当时还不愿受聘。直至光绪九年王闿运才欣然入川,受到丁总督的高度礼遇。
    晚清时代,南通张謇以高中状元而名震江南,但他的早期生涯却落魄不堪。同治十二年(1873),年轻的张謇家境贫穷,百无聊赖,除夕之夜是这样度过的:
    三十日 牙痛。枚生来。痛不能饮食。晓棣来,未逾刻而去。子文来。竟晚而牙痛未已,苦境也,不能作事。除夕句未竟。(《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1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这一年张謇因兄弟析产及归籍之事债台高筑。除夕之夜,人们通常放爆竹,吃团圆饭,不亦乐乎。牙痛可以请医治疗,张謇因贫困只能苦熬,以致痛得厉害,整日“不能作事”。连想作首辞旧岁的诗都不能遂愿。几位穷朋友来瞧瞧,爱莫能助,只得略坐而去。总之,是一片凄凉。
    次日,是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一。新年应有新气象,但张謇是这样迎来新年第一天的:
    元日 早起。家中行贺节礼。仲厚来,梓卿来,同往烟锄、石师宅。返至仲厚宅。早息。灯前雅三世叔来,论《玉虹鉴帖》及《永微碑》(《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11页)
    简简单单地“行贺节礼”,无非是拜祖先,吃点糕团汤圆之类的食物,聊度春节。与几位相同处境的友人往来,既无好酒可饮,亦无诗兴雅趣勃发,近似于“贫贱夫妻百事哀”,索然无趣,只得早早准备入寝休息。有亲戚世叔夜访,灯前亦只能谈谈枯燥的碑帖之学,毫无过节欢乐生气。
    同治十三年(1874)将近辞岁过年,张謇的处境毫无改善:
    二十七日,为仲厚写勤圃联,叔英写燕三联。得晓弟、枚生信。数日中门无可罗之雀,心同失食之鸿,人情薄似秋云,世事畏如夏日。是即室有芙蓉,不足消此侘傺,况下此者乎?得织云、安卿信。祭祖。
    小除夕 以物付质库,为人事也。写与馥畴信,招烟丈未来。叔英去。
    除夕日 题惠楼帐额。写晓弟联。倩人送佛饼去馥畴、陈立生处。(《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46页)
    富贵人家是门前车水马龙,迎往送来,张謇家是“门无可罗之雀”,不必说没有亲戚友人送点年货应酬往来,即连麻雀都嫌寒酸不会飞来;他本人既无酒肉可食,亦无殷实亲戚可以告贷借钱,世态炎凉,寒意彻骨。此即所谓“心同失食之鸿,人情薄似秋云,世事畏如夏日”。如此窘况,就是满室尽开艳丽的芙蓉,亦难以消除胸中失意焦虑之情。但张謇青年时代得遇良师,不嫌其家境贫困,考场失利,而是频频加以鼓励:
    菊师殷殷谓:“无事便读书,勿得因贫而短气。子早得腾踏去,则予心慰矣。”感激斯言,耿耿方寸,或敢不从与。(《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45页)
    古人云:“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数百年人家无非积德。”贫穷子弟不必因贫丧志。唯有仰仗寒窗勤读,日积月累,必有扬眉吐气之日。二十年后(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考中状元,金榜题名。他在《啬翁自订年谱》写道:
    (三月)二十四日,乾清宫听宣,以一甲第一名引见。二十五日,传胪。顺天府尹于午门酌酒揖骑,以仪仗送归第。(《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852页)
    此处所说“以仪仗送归第”,古代通常是指状元插金花、披红绸,骑着高头大马游街,前有旌旗开路,后有鼓乐齐鸣,所到之处,小民百姓人头攒动,伸长脖子争相观看瞻仰。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人生无限风光在此一刻尽情展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天才是南通状元郎张謇真正的“辞旧迎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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