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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离开我们去逍遥世外，已有一年了。料想在那里正安心地继续写他所崇拜的老师，《陈旭麓传》有望杀青，一定觉得自己过得有滋有味。看明清士人传记，那时很少有活过古稀之年的，我们已经很幸运了。人都会有解脱世俗羁绊的一天，像卢梭所说的，诀别人生才可能获取完全的自由。一生之中，能够做的都去做了，所有是非恩怨、荣辱得失，瞬间甩得一干二净；飞到那个地方去，无欲无求，无喜无悲，好话坏话都听不到了，随意说与思，任性读与写，这是何等的痛快！ 渭滨长我一岁，向以兄长视之。虽平日往来甚稀，但惺惺相惜，心灵间的沟通有如神助，向无障碍。我相识渭滨比较晚。记得1988年12月1日晚，应陈辛电话急召，慌慌张张奔赴师大二村陈府，室内已经坐满了悲戚不已的陈门弟子，正在商议后事。不少我是第一次相见，其中包括国强。沈渭滨当时在座，经介绍才知也是先生的门生。陈先生不喜欢自己弟子在系内走动，平日管束甚严（个别暗中不受管束，有穿逾之心，先生竟未有察觉），所以好些人，过去我并不怎么熟悉，非华东师大出身的渭滨更是初次谋面。从此之后，“陈门”一词不胫而走，迩遐相传；因各种机会，我也慢慢走近了这一批“薪火传承”者，逐渐对“陈门”有较深的了解。还不足三十年，经岁月的洗涤，有立马变脸批判先生学术的，有后来不爱惜同门情义自取其辱的，也有逐渐疏离先师宗旨曲学阿世的，此亦千古如此，殊不足怪。但自称私淑弟子的渭滨，一直奉先生为再生父母，凡有关维护门风师教的，他都容不得半点沙子；见猥琐诟秽，则拍案而起，敢怒敢言，有甚于嫡传弟子，由此我对渭滨也就格外地敬重。 有一件事，我过去从未跟人说过。好多年之前，吴云溥还在主持《上海滩》杂志，举办一个座谈会，于某处设宴款待客人。我从未为《上海滩》写过稿，猜想是沈飞德好意推荐。席间，有位报界老编辑，很熟悉上海的掌故。他突然对着我说：“你知道吗？上海滩学界，现今有三个畸人，你就是其中的一个。”自然，我当时莫名地惊愕，冷水浇背。在上海滩上才刚混迹十来年（大约八十年代开始），居然摊上一个怪怪的诨号，怎能不凉且酸？心里嘀咕：归奇顾怪，无非是说有一股不合时流的坏癖性，入不了《儒林传》，进不了《文苑志》，挑了个好听的词儿，叫做“畸人”。毕竟不熟，当时不敢深究来历，便装做好奇，打岔问：“那，另两位是谁？”他立即报上大名：“李培栋，沈渭滨。你是老三。我们多次听过你们在社科界会上的发言，不同于众，朋友间便有此风议。”想想，另两位，相识后都非常讲得来，正好合了臭味相投之谚。曾几何时，碰在一起，侃侃而谈，嬉笑怒骂，率性自为，而今却先后离我而去，真不免感到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独！ 朋友间则喜欢笑称渭滨为“乡绅”，这倒是一个石骨铁硬，经得起推敲的诨号。他那讲究的衣着拐杖，眉目之间，举止派头，都满溢出绅士的风度，远近有口皆碑。论做实事，他热心为清代《蒲溪小志》和《紫隄村志》整理出版作长序，呼吁重视乡镇志的史学价值；积极顾问七宝老街的修复，书写立石纪事碑文，告示后人切勿破坏历史；又为新《七宝镇志》的编纂把脉建言，撰写家乡蒲汇塘史实考订文章，追本溯源，以水环境保护为念，等等，等等，都在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乡绅来要求，身体力行，引以自傲。七宝镇上的士民，也把渭滨当乡绅那样礼敬有加，走在街上，招呼不绝。若是讨得他的墨宝，便喜不自胜，逢来客就拿出来炫耀，说这是沈老先生给我写的。他不摆架子，不拂乡亲心意，有求必应，说写就写。我早知道渭滨酷好书法，天天磨砚挥洒，却从没有见过他的墨迹。曾答应给我写一幅字，以为来日方长，未予催逼，至今却缺了家藏一宝。犹记得2007年仲秋，带我们去参观他曾顾问设计的召稼楼镇景点。特意绕过正门牌坊，从西边秦裕伯路入口处进入，但见灰瓦青砖的门楼上，有一幅石镌楹联亮在眼前：“江流东泻闻航头浔声，海光西映掩惠南沃野”，下署“沈渭滨题”。我便大叫起来：“好不风光啊！”此时，他果然露出了狡黠的微笑。渭滨时常有老顽童式的天真烂漫，讲到自己的得意之处，形之于色，不加虚掩。平素不喜欢忸怩作态，耻于逢迎权贵阔佬，更不愿低三下四，人说其傲，也不冤枉。在官气日浓、人情世故极深的学府与史坛上，因此而屡中暗箭，直至吃明亏，黄连在口，有言难辩，但他却从不觉得有什么可以提防和后悔的。我就是我，喜怒哀乐一任由衷而发，这倒也是承袭了几分古代乡间狂士的癖性遗传。 渭滨与我，一出生于上海七宝，一出生于昆山陈墓，市镇所在亦同属兄弟侪辈，天生有缘分。2007年9月，《探索与争鸣》准备组织“保护古镇”圆桌会议，大家都为此举叫好点赞，公推渭滨做一方地主。到那天，集合了多名谈话高手，在七宝茶楼上团团而座，品茗大侃。我俩忘情于高谈阔论，几近失态。幸好邓公伟志幽雅有致，作了一篇高瞻远瞩的总结，据说后来曾获得“关爱传统文化的领导人的批示”（主编秦维宪语）。但若论乡绅，究名责实，渭滨确实是，而我不是。我早早离开家乡，长年漂泊异地，是典型的浪子在外，对家乡无有任何贡献。大概从废科举开始，镇上的士子为谋生，陆续走出市镇，成名发达均在外，从此就落脚于城市乃至海外。随后子孙繁衍，后代都已经不认得乡下祖宗了。愈后则愈甚，我的情况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进而再问，而今不仍然是如此，我们的学生有几个返回乡村老家的？像渭滨那样，长期生活于斯，扎根本土，热衷乡土文化建设的，少之又少，真是民国以后的异数，硕果仅存的文化遗孑。重读渭滨和我为这一期笔谈所写的文章，我们都深悉乡村市镇面临的未来命运，字里行间渗出的是一种掩饰不住的悲哀与忧愁。看似为市镇文脉的传承打气接力，积极建言建策，其实还不如说是在为最后乡镇文化的死绝送行，哭道情，唱挽歌。所以，在写此悼文时，心里一直在问：渭滨之后，还会有乡绅吗？恐怕是最后的一个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