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增新，民初时期主政新疆，历任新疆督军、省长、省主席。其统治思想和治疆之策对后来的新疆产生了一定影响。杨增新深受老子自然治民之道的道治主义哲学思想影响，在新疆奉行“闭关而治”的政策，宣扬“小国寡民”的思想。他崇尚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常使民无知无欲”，在新疆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希望实现他理想中的“边庭桃源”。 道治主义哲学 杨增新对民国纷乱政局十分不满，希望国家统一。然而，现实的环境总是让理想破灭，在乱世之中，老子的道治主义哲学成了杨增新治理新疆理念的重要思想来源。金树仁说杨增新“一生除勤于公务之外，还手不释卷，学宗宋五子，尤酷好象山阳明，晚年乃致力玄学，喜周易老庄”。宫碧澄也称杨增新每天黎明即起，在未办公之前，要读一炷香或三炷香的书，他所读的书，主要是老子之说。杨增新信奉老子之说，认为天下之治在于道，即老子《道德经》中所体现的“道治主义”思想。老子的道治主义是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学说，其根本就是“人君当以道治万物所表现之自然法去治民”。道治主义所提出的自然治民之道就是“无为”，“无为”是道治万物所表现的自然方式。道治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保存人民无知无欲的自然境界，建立一个淳朴、真诚的自然社会。《道德经》中大量论述了道治主义者如何立身当政、修身返朴、秉政治国、削除内乱、巩固政权、抗击外侮、保卫国家等问题。老子重自然，轻人为，他学说的根本就是一切道治自然。治国者不但应该保全人民无知无欲的自然境界，而且他本人也应当一切顺其自然。这些内容，在杨增新思想世界中都有着深厚的表现。 根据贺荣一的解释，道是老子学说的形上基石，又是道治主义者经国治民的最高典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道虽然有其重要性，但因其只是老子道治主义学说的服务工具，故不是老子政治哲学体系中讨论的重心所在，老子政治哲学“讨论的重心乃是治民者如何治民的问题”，王或者君主才是老子政治哲学体系讨论的核心分子，老子创作道治主义学说的目的，就是期望王或君主能实行其以自然之道经国治民的主张。作为实施道治主义的核心分子，即当国秉政的王或人君，其立身之道“为而不争”，这样不损害人民的利益。而道治主义的治民之道，其核心主要包括“为无为，则无不治”与“常使民无知无欲”，通过以道治天下，从而达到使民保朴存真目的，使百姓成为无知、无欲、无伪的自然人。立身之道指当政者因知争为乱因，于是采取“为而不争”这一立身之道；治民之道则是因老子认为人民有知有欲、作伪失真是世乱难治的根本，故主张采取“常使民无知无欲”及“为无为”这两大政纲作为民之道。“使民无知无欲”是为了保民之朴，“为无为”的目的是为了存民之真。这一立身之道与治民之道，构成了老子道治主义哲学的主要骨干。对于这些，杨增新钻研很深。 杨增新在其《补过斋日记》中就言，“大道无为”，“仁义”是潜于大道之中的。他称：不言仁而无不仁，不言义而无不义。然而，自从世道衰败后，人们不知有大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于是“乃立仁义之名”，希望以仁义为善道，而欲进物于仁，以义为善道，而欲进物于义。但是，这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做法，他认为道应从“虚静中求之”，“先天之道，虚之静之极也。”杨增新的这一思想，与老子的道治主义哲学完全契合，同时将老子学说与儒家“仁”的学说进行了充分的结合，既表现了他“出世”的道治情怀，也表现了“入世”的儒家思想，透露出他思想的根本处仍是老子的道治主义政治哲学。不过，在杨增新的观念中，这并非老子的学说与儒家的学说有高下之分，而是二者所言对象的不同。杨增新认为：老子言德，是为中人以上说法，仁义就落在第二层；而孔子言义，则是为普通人说法，故性与天道就不可得而闻。老子的大道是源头，孔子的仁义是作用。 杨增新信奉老子的道治主义哲学，故对无为而治思想十分重视，认为无为而治不独治国，而且对于治家、治身都有重要意义。不过，在杨增新的认识中，“无为而治”并非通常字面意义所理解的无所作为。他认为把无为当作无所作为、怠缓是歪曲了无为原有之义。在他的观念中，无为而治是“上无为，而下有为”，然后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之旨。他认为君主想要有大的作为，并非要靠君主自己去做，而是只要君主自己能任用贤才去做。也就是说，君主并不对老百姓施行具体的管理职责，其主要任务是任用好百官，百官才是具体事务的执行者。君主只有这样，才达到天下大治。否则，不作无为之君主，而想有为，反而会导致“天下不治”的后果。 杨增新遵奉老子的道治主义哲学，这一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淳朴自然的社会。要达到这一目的，杨增新认为需要“不尚贤，使民不争”。他认为，有所尚就会有所争端，争而得之则谓之贤，争而不得则谓之不贤，“尚贤”容易导致社会上的人对名利的追求，这样人们会互相角逐，不符合道治主义哲学道治自然的精神。老子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是因为他认为要达到浑然天成的和谐自然社会，必须绝知去欲，而如果统治者尚贤，则才智之士将纷纷起来争逐，导致社会的不安。那如何消除这些不安定因素呢？这就需要“常使民无知无欲”。对于此点，杨增新十分认同，他认为开通民智会给社会带来诸多问题，而民国社会的混乱也就是民智开通导致的。 不过，要强调杨增新在崇奉老子的道治主义政治哲学之时，也并不排斥儒家的仁义思想观，论述老子思想时，多参有孔孟之说。杨增新思想上的这一特点，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群体儒道相通的共性。事实上，杨增新在治理新疆时，他的一些言行与政策既表现了道治主义政治哲学的特点，也呈现出了儒家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事实上，老子的“出世”之说，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道”，这就是“入世”，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怀或有异曲同工之意。是故，杨增新治理新疆的政治，虽表现出道治主义的色彩，但最终目的是为了新疆的稳定。 闭关而治的“桃花源” 由于信奉老子道治主义政治哲学，杨增新深受道家“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响，认为“国虽小，民虽寡，尤足以闭关而治”。杨增新时期还是青年学生的宫碧澄后来称，杨增新的政治理想就是“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不问时事的老子的政治主张和一些儒家的办法。宫碧澄所论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时代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杨增新的思想。 民国虽然成立，但内地很快纷争四起，袁世凯及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在财政和军事方面不能远顾新疆。同时，杨增新在权术与军事的相互运用下，消解了伊犁革命党势力，镇压了哥老会，诱杀了云南同乡中的异己分子，新疆地方政局逐渐安定。在这样的形态下，杨增新逐渐在新疆形成了唯我独尊的政治地位。既然中央政府无力关照新疆，我何不在新疆实现我自己的政治理想呢？于是，形成了时人所言的闭关而治局面。 杨增新对于北京中央政府委派来新的官员，多予以拒绝，虽存在新疆贫困、职少官多，无法安置的客观情况，事实上也是他不愿意北京政府过问新疆地方事务的表现。潘祖焕回忆称，在民国初期，杨增新拒绝北京政府委任的孙道仁来新疆任禁烟督办。内务部计划迁送山西平阳所聚集的山东、河南等省游民，去新疆实边，但杨增新则借口移民所需要旅费过多，新疆虽然土地广阔但缺乏水源，开垦土地所需要费用过巨，遂给予拒绝。前述的向北京中央政府建议不要向新疆分发道员或知事，拒绝陆军部的派遣，其实也是拒绝北京政府干预，维持闭关而治局面的行为。 对于那些自由的私自来新疆的人士，杨增新也是严格甄别的。当时，从内地到达新疆者，主要是经甘肃河西走廊，再由星星峡进入新疆。星星峡是进入新疆的重要门户。于是，杨增新就派遣人员，专门在星星峡设卡对过程人员进行稽查。于是，想通过星星峡进入新疆的各色人等，必须经过严格的盘查，得到批准才能入境，否则就只能止步于此，重返内地了。同样，想由新疆进入内地也颇不容易。由新疆进入内地，必须请领督署或省署护照，才能出境。马文藻是湖北人氏，在新疆多年，曾在喀什的一个小学任校长。1918年，他以广禄、宫碧澄、白受之3名到北京求学学生“护送委员”的名义，取得了一张护照，才能前往内地。根据广禄的回忆，按照新疆当时官场的惯例，他们3人由伊犁到迪化，都必须到伊犁与迪化之间的乌苏游击衙门处挂号，沿途住旅馆，还要出示路条。当时，广禄他们一行到乌苏后，没有按照规定到游击衙门处挂号，当他们抵达迪化时，很快就被当时的迪化县县长张华龄派人叫到县衙门。见到张华龄时，张就说道：“你们来了很好！一切误会都解释清楚了。前几天驻乌苏的熊发友游击，给将军来了一个电报，内称，伊犁来了几个湖南湖北籍学生，经过乌苏时既没有到游击衙门挂号，现又不知向何处去了。将军很诧异，要我查办，我打电报讯问昌吉呼图壁乌苏等处的县长，才明白原来是你们三个人。将军就要召见你们，请先在我这里用早餐，然后我陪你们去见将军。”这或从另一维度表现出杨增新对相关人员进出新疆的控制是相当严密的。 1915年以后，杨增新担心内地和新疆各阶层的往来通讯，会将国内政局变化的信息传入新疆，担心这样新疆地方的人士就或有勾结密谋作乱的可能。于是，他在和平时期不戒严的情况下，委派专门人员，每天都到邮局检查，收进或者寄出的所有信件，都要开封查阅。如果信中有涉及政治或军事以及难以理解的词句，都要由检查的委员将该信件直接送到省署，呈给杨增新亲自过目。有些这类的信件就被扣，有些就将有关的语句涂抹。凡是检查过的信件，仍然代为妥封，然后在封口上贴一印有“检查讫”字样的小纸签，再退回邮局处理。如果有外文信件，不同语言的信件，都有专人处理。俄文信件，就有懂俄语的专人检查处理。最初，潘祖焕学习过英文及法文，凡俄文以外的外文信件，就都送到他这里检查。1919年到1920年间，由于俄国内战，从俄国境内逃往新疆的军民人等络绎不绝。其中，有波兰人，有芬兰人，还有德国人，他们在美国有亲友的，都写信求助，或者查问在美国能否谋生。然而，潘祖焕并不熟悉以上三种文字，便无法检查，于是这些信件送交省署后，就都被扣留。有个芬兰籍的土木工程师，用芬兰文寄信，久不得复，随后打听才知道是因为信件无法检查而被扣留，于是他以后写信就改用法文。这项检查制度，除了在迪化实施外，不久还在新疆地方各道实行。 1927年，以瑞典人斯文·赫定为团长、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为副团长组成的中瑞西北考察团，从庙儿沟东边乘车向哈密出发。据斯文·赫定的回忆，途中，他们就遇到了前来迎接的骑兵队，在骑兵队的引导下来到了哈密当地驻军旅长刘希曾的衙门。刘希曾向考察团询问了几个旅途及遇到的困难问题，如走的路线、损失的骆驼、斯文·赫定的病况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斯文·赫定问刘希曾，考察团什么时候才能继续向乌鲁木齐进发，刘希曾回答说，考察团什么时候想走都可以走。斯文·赫定希望新疆当局能让考察团的成员直接进入罗布泊考察，刘希曾回答说很遗憾，这事只有督军杨将军才能作出决定，但他可以立即就此事发一封电报请示。同时，刘希曾还向考察团说了杨增新允许考察团在新疆进行考察的3个条件，即：交出武器，行李接受检查，留下考察团里的蒙古雇工。斯文·赫定向刘解释说，考察团里的蒙古雇工不进入新疆，但必须将他们送回家去。因为他们不懂此地的语言，就如同外国人在这里一样，考察团的行李也已经被卸下放在驻军衙门的院子里。后来，这些行李都当着刘希曾的面，被解开进行了检查。当检查到斯文·赫定的一只箱子时，里面有一副张作霖亲笔签名的他本人的大幅照片。在考察团队员的住处，有几个士兵站在门房外，算是哨兵，说是派来保护考察团的安全的。但是，如果没有2个持枪卫兵的护卫，考察团的任何人也不准在城里溜达。在斯文·赫定与徐炳昶私下交流新疆当局的态度时，徐炳昶告诉斯文·赫定，不少对考察团的误解是因为北京的一个同学写给了考察团里负责气象的学生李宪之的一封“恶作剧”式的信引起的。在这封信里，除了同学之间的关心外，还开玩笑的祝福道：“我祝愿你成为这200名武装驼队成员中的一员”。这只是想说考察团人多，并且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可以抵御强匪一类的意思。然而，这封信被新疆当局发现发，结果所有的信件，包括考察团里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信件，都要接受检查。在调查这件事情以后，检查官员可能已经通知新疆当局，考察团的信件里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从1927年8月－11月的信，都被押在了乌鲁木齐，直到事情调查清楚后才被送到了哈密考察团处，某天，哈密邮局的陈姓工作人员专门给斯文·赫定送去了200多封信。应该都是在这段时间里被扣留的。在哈密时，斯文·赫定又向杨增新发了封电报，告诉他考察团的所有人员都到达了哈密，感谢杨的热情好客和对考察团的特别关注，请求杨允许考察团中的部分成员能直接进入罗布泊考察。杨增新在回电中称：欢迎考察团来到新疆，至于允许探险队去罗布泊考察的事，要等到考察团到达乌鲁木齐后再解决。斯文·赫定认为：“显然，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督军本人要亲眼见见我们。” 考察团到达乌鲁木齐后，1928年2月29日，杨增新在督军府接见了考察团。在杨增新会客室里，杨增新面前放着一厚沓有关考察团的相关档案材料。杨增新当着斯文·赫定的面翻开卷宗，拿出其中的一封信递给徐炳昶。杨增新说：“这封信是北京的一个民族主义学生写来的，几个月前寄到了这里，是写给一个姓李的学生。检查官员把它们当作最值得怀疑的文件送到了我这里。你应该明白，当有人谈到一支军队正向新疆东部边界进军时，我不得不对之特别关注。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们到哈密后我命令要对你们进行仔细检查的原因。”在私下的交谈中，斯文·赫定还将一年前在北京时张作霖为他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杨增新。杨增新面无表情地读着，读毕，脸上对张大元帅却流露出一种轻蔑的神态。在杨增新看来，张作霖不过是争权压利的军阀人物而已。后来，斯文·赫定与杨增新在迪化还有多次接触。一次，杨增新对斯文·赫定说：“你们是最后一支我允许在我的省份进行活动的欧洲探险队。我已准备对今后来这里的人关闭边界，但你们尽可以在这儿待下去。”这时，正是北伐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上述内容，充分表现了杨增新严格控制着人员进出新疆。 此外，居住在新疆的人士所订的内地各种报章杂志，一律都被杨增新派人扣留，交存省署，由杨增新自己一人阅读。这使人们都不再敢订阅内地的报刊，以致一般百姓对内地的消息几乎完全断绝。按照潘祖焕所言，这些闭关而治的行为，使得新疆形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新疆省也被当时逢迎杨增新的官员们称之为“塞外桃源”。王子钝曾如此评价杨增新：出宰西北甘凉一带，历三十余年；复秉新疆臬司。鼎革年来，伊新衅隙，战云突起。杨以阗威将军位居要津，经文纬武，豢龙斩鲛，调和天山南北。未几，民则农贾游牧，各司其业；地则内讧不兴，外侮暂谧。其自谓：“变葱岭之荒陬，而为桃源之乐土也”。王子钝所论及杨增新的自评，或不全面，但或亦从另一维度观察了杨氏闭关而治行为的时代价值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