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宋真宗的《劝学诗》问世之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就日益深入人心。科举作为选官的一种机制，越来越调动起自通都大邑到偏远山村的成年男子的积极性，加入到竞争官位的行列中来。一者设官的目的在于“牧民”，这就要求为官者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和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一者官位从来就是有限额的，这就决定了科举竞争的程度势必越来越激烈。 当科举由选官衍变为“选才”的认定之后，“官”即“才”，这样势必把社会中人才的概念逐渐狭隘化了。本来科举即使作为选官制度，也只能算是选官体系中的一种，还有辟召、荐举、资荫、事例等等途径。清朝有的人将由科举出身的官称为正途，而将其他均视为异途。事实表明：人才往往并不因正途、异途而直接区分优劣。但在随后的社会观念里，正途意味着正式，异途则被视为不正式。这样的观念形成社会风气之后，便越加激发人们跻身科举之途的激情，“欲仕者以侥幸苟得为心，而廉耻节义之风微。凡可以弋获而捷取者，无弗为也。”这里是说，许多士子选择了走捷径的办法，而把节义廉耻置于脑后，对于经书，“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其陋者至未尝全读经文，况望其通贯儒先之说乎？”显然读书变成了一种钻营的手段，由科举选拔的人才中有许多实际上已不堪其任。 于是，人们反省科举过多地被循名，责实必须与循名相统一，而且通过科举可以算作是才，并不能排斥其他途径脱颖而出的才。科举的形式也需要不断做出变革，顺应时势的变化。科举固守立品、守德固然无可厚非，但固守在《四书》、《五经》中出偏题、怪题，就可能背离科举选才的本意，也无法判断考生道德品德的高下，因而达不到选拔俊才的目的。这样的偏向在当时就遭有识之士的强烈抨击。 从历史发展看，科举其实多有改革，多有创新。科举有时注重经义，有时则注重策论，有时强调文科举，有时也利用武科举的长处。在科举制度之外，统治者也在不断寻求弥补科举之不足的途径，譬如像博学鸿词科就是舍弃考试形式要求而谋求士人们的归顺，像召试就是在科举之外收揽人才的一种办法。 将“选贤举能”精神贯彻到科举考试和其他各种选拔官员的手段中，社会上的贤能之才就能不拘一格地被选拔出来，片面地强调“正途”，歧视异途，片面地强调状元必优于榜眼，进士必优于举人，举人必优于秀才，这本身就是机械主义的，也并非历史的真相。在科举广为推行的时候，形式固化的现象固然存在，但时常能在正直官员的谏言下和实践中得以克服或矫正；在科举之外，其他诸如荐举、征辟、封荫等照样可以作为补充手段加以运用。 在“选贤举能”的共同目的下，可以采用不同的选拔手段，任何一种选拔手段都可能被执行得走形，关键在于选人的制度或选人的人能否坚持“贤能”的标准。在选贤任能方面，刚性的制度固然是必需的，但每个人各有个性，有的早慧，有的晚成，有的在实践中日益成熟，有的则越来越显得怠惰，所有这些，都将考验着制度的好坏，也影响着制度执行的效果。 晚清士大夫龚自珍呼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几乎喊出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心声。当时的社会处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阶段，堪称“千年未有之变局”，仅仅有良好的品德还是不够的，我们得有应对列强挑战的真本领，我们不仅要保护好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辉煌文化，我们还得带领我们的国民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清朝后期的治国者们对科举制度进行了由渐废到立停的选择，这极大地拓宽了人才选拔的路径，近代科技、洋务、政治等各方面的人才纷纷涌现，为晚清的政治变革、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的现代化储备了大量的人才，成为中国重入强国行列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