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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慈禧，法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巴斯蒂）教授在日前的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上给出了自己的鲜明观点。在这场由华师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张济顺教授主持、题为《慈禧太后与清末中国》的演讲中，这位与华东师大有44年学术友情的法兰西院士，坦陈有关慈禧太后日常生活、言行品格与画像的记载，多见于1898年即戊戌变法之后，且这些史料，有不少是慈禧本人制造而成。相较于国内各异的慈禧研究，曾参与《剑桥中国史》写作的巴斯蒂仔细研究涵盖1861年到1894年间与慈禧太后有关、而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些史料及1895年后有关她的资料及专著，她指出，尽管可以用全球化、后殖民主义或后现代化理论来研究近代史，但历史是由人组成，“人物研究是史学工作的基本责任。”而人物的个性和心理在某些时候起着关键作用，对慈禧也不例外。 “老狐狸”or“女英雄”：研究慈禧需要从原始史料入手 1861年，咸丰帝去世。 26岁的慈禧年轻漂亮，文化有限，喜欢看戏和绘画。她决心要活下去，要摆脱过去逝去帝王的贵妃们老死宫中的命运，要有光荣、尊重、地位，以及朝廷中无可争议的个人权力与优待。 从1852年入宫时的兰贵人，到1862年六岁儿子载淳继承皇位，与慈安皇太后并尊， 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慈禧太后其实并非严格的用法，正确的用法是“慈禧皇太后”），这位清末太后的后半生从未安于深宫——同治、光绪，直至宣统（即清废帝溥仪）即位，近半个世纪里，她垂帘听政并三次发动政变；晚年斩杀戊戌六君子，废止变法，两年后却推行新政，改革兵商学官法；1908年，在其尊为太皇太后的第二天傍晚，慈禧于仪鸾殿去世。 一百年来，慈禧的形象备受争议。 1911年后涌动慈禧研究热，通俗作品更盛行于学术专著 1911年，裕德龄的第一部英文著作《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清宫琐记》）在美国出版。作为慈禧太后的一等女侍官，汉军正白旗人、公使裕庚的大女儿，她自小接受西方教育，精通日语、法语与英语。1903年3月，德龄初见慈禧：“我们一眼就看见一位老太太，穿的黄缎袍上绣满了大朵的红牡丹。珠宝挂满了太后的冕，两旁各有珠花，左边有一串珠络，中央有一只最纯粹的美玉制成的凤。绣袍外面是披肩。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华丽，更珍贵的东西。这是一个渔网形的披肩，由三千五百粒珍珠做成，粒粒如鸟卵般大，又圆又光，而且都是一样的颜色和大小，边缘又镶着美玉的璎珞”。 从入宫直至去世，关于慈禧的各类故事、野史、流言、传说等频繁出现于海内外。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研究热潮进一步推动，通俗作品相对学术研究专著更为盛行。在巴斯蒂看来，在男人所控制的中国世界里，一位拥有强大政治权力却又神秘深居于紫禁城的女性自然会引发颇多猜测与联想。 全球化的女权思维下，慈禧被平反后塑造为“女政治家” 负面评判之下，慈禧多被认为是诡计多端的“老狐狸精”，长期统治国家结束三年后清朝与皇权专制制度被辛亥革命推翻，制造本国的民族崩溃更是为后人所诟病。但同时，“女英雄”、“女政治家”的字眼同样出现，支持者认为慈禧在国内外无数困难之中，保持了清朝多民族国家的要素即国家统一和大体上的领土完整，并且建立了国家近代化各方面的发展基础。曾于19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居留五十余年的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中便高度评价：“身为一个满族女人……她却与只了解女红的东太后完全不同……中国的门户面对敌对势力从来未被打开……我想只能说是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 巴斯蒂向听众介绍，当代在全球化形势下，由于提倡和促进女权的思维趋向，以及性别研究在学术界日占上风，新世纪下出现的关于慈禧的学术专著基本上完全恢复慈禧的名誉，为其平反昭雪，赞扬她对促进中国妇女权利的贡献。“我不同意这种思路”，巴斯蒂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对人物的批判或赞扬，而是通过原始史料，具体考察慈禧的性格与气质，尤其是其在清朝最后五十年中所造成的影响。 1894年后，慈禧开始注意自己的晚年公众形象 针对这种史料研究视角，长期的大量搜集阅读后，巴斯蒂指出，一方面，在官方政治生活中，慈禧太后本人很少留下文字，他人代写的政治文件中，只会批上“知道了”、“览”或“依议”等字眼，同时严格规定官员不许记录面谈细节，只有部分大臣有过一些记载如曾纪泽于1878年的日记中曾写下其赴欧洲担任公使前与慈禧的朝见，最丰富的当属翁同龢日记。“关于她生命的三分之二，我们只有谕旨之类（升迁、头衔或记录政治决定）……但这些决定其实是和大臣交谈的结果，我们一般都不知道什么是慈禧本人的贡献或主动的个人思考”，巴斯蒂坦言；而另一方面，在私人生活中，1894年后常住颐和园的慈禧相对故宫时期自由放松，关于本人爱好、个性与气质的叙述集中于该段时期，私人生活空间与官方生活空间再无绝对分离。巴斯蒂举例，如义和团起义后，其从西安回程的境况“反映了慈禧那时尝试掌握公众印象，尤其是外国人的印象”。在这种意识下，慈禧本人开始专注操作其晚年形象，“利用有关慈禧晚年私人生活的史料需要特别谨慎”，巴斯蒂认为大多专著中“年轻、个性、无声无臭”的描述正合慈禧其意。 总体而言，有关慈禧太后的史料，多是1898年之后即其晚年时期的私人生活部分，大概可分三类：一是与慈禧有过交往的外国人的记载。例如美国女传教士Marian Headland曾将其回忆录编入丈夫的书《Court Life in China》（201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改名为《慈禧和她的亲人们：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这些在西方产生了一定影响；二是当时在朝廷有职务的满人的记载。其中最为丰富的是慈禧太后近侍裕庚的女儿裕德龄的回忆录；三则是视听材料与口述史，即宫廷太监、宫女所讲，但这些史料出现时间晚，口述者年龄偏大且受舆论影响，巴斯蒂认为尽管这些对宫廷的社会学研究有利，但对研究慈禧的政治观或心理意义不大。她还举例如2007年在中国出版的《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虽由1951年出生的后代那根正（原名：叶赫那拉•根正）讲述，但实则价值有限。 中国太后与外国人“有意”交往，西方印象优雅高贵 清末，闭关锁国已难挡世界大势，洋人纷纷入内。中西文化矛盾给当时的慈禧太后带来巨大冲击，而也在一次次会面中，这位传统的东方女王开始适应许多新的礼仪与相处方式。 德国威廉二世弟弟是慈禧交谈的第一位外国人 巴斯蒂介绍，根据史料记载，德国威廉二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是可考证的第一位与慈禧交谈的外国人。35岁后的一次环球旅行后，他通过驻柏林中国公使申请拜访光绪帝，遭到军机处反对，最终慈禧的出面与邀约化解困难。1897年，一场尴尬的见面在宫廷上演——德国人行礼并非磕头，而是弯曲一个膝盖，亲王与他人见面时更需要坐下以示威严，但这在“几乎所有人都需要站着说话来表示尊重”的慈禧面前难以想象。最终，会面以两分钟草草收场——海因里希亲王站着与慈禧见面，之后坐着与光绪茶会。 这之后，北京的外国群体受到极大影响，慈禧与西方人的交往逐渐增多。1898年12月，刚来到中国的美国公使夫人Sarah Conger（萨拉•康格）得悉慈禧从未与外国妇女见面，便组织德、荷、英、日、法、俄六国公使夫人。通过总理衙门申请朝见，一同祝贺慈禧生日。不同于与海因里希亲王不适的见面， 2月13日当天，故宫内，七位夫人主动行出膝礼，慈禧握手赠礼，并邀请她们参加茶会与观看京剧。回家后十分兴奋的康格夫人立即向美国各大媒体寄出信函，称慈禧是“了不起、很温和、高雅、开明、优秀的皇后”，并先后发表六部畅销书。巴斯蒂指出，这种绥靖、娴熟的公共关系战术对英美舆论效果十分成功，“演出具有很具体的目的，展示光绪帝还活着，并且她本人是一个完全有理性、有权威和责任感，可以办国家大事的人”。 慈禧1898年首次照相后多次赠照世界名人 此外，曾于1894年到达北京，并担任慈禧母亲、福晋、格格等贵族医生二十余年的黑德兰夫人也是与慈禧交往密切的外国人之一。受其推荐，1903年，美国女画家Katharine Carl（凯瑟琳•卡尔）进入颐和园开始为慈禧画像，而这个爱好的初衷来源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赠予的全家画像礼物。回国后的卡尔发表回忆录《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2009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改名为《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大力表扬慈禧，虽不可靠但影响巨大。1905年，曾为袁世凯画过肖像的荷兰画家Hubert Vos（华士•胡博）接受了慈禧提出的修改面貌的要求，一幅非写实性的画像诞生，至今存放于颐和园文昌院。画像之外，慈禧也爱照相，1898年，在日本人山本的镜头下，慈禧留下了第一张照片。此后，她常常安排各种照相活动，并将照片送给世界名人，如1904年赠美国总统。 巴恪思两本作品伪造史料在西方世界丑化慈禧 西方一众赞美的声音中， Sir Edmund Backhouse（埃德蒙•巴恪思爵士参与写作的《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与《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与北京宫廷回忆录》）引起巴斯蒂的注意，书中吹嘘慈禧曾与英国多名男士发生性关系，包括巴恪思本人。作为英国贵族银行家的长子，他1898年来到北京，时年25岁，协助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George Ernest Morrison（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担任翻译工作。两本书的著成建立了巴恪思作为东方学者的名声，然而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欧洲汉学家便怀疑其运用清朝内务府大臣景善的日记实属伪造史料。1973年英国学者Trevor Roper（特雷费•罗珀）获得巴恪思回忆录手稿，过去书中的记载，经罗珀教授研究后皆为巴恪思个人幻想。时过境迁，这场近半个世纪后的“翻案”，依然无法阻止这两部书在当时成为西方世界最为流行的慈禧专著。一时之间，蓝色眼球下，慈禧亦真亦假。 政治斗争辗转，独享专权下缺乏想象力 不同于许多关注慈禧本身的形象的研究，巴斯蒂对慈禧的执政过程尤为关切。“慈禧这一妇女当了清朝国家元首47年，从她丈夫咸丰皇帝1861年8月22日去世后到1908年11月25日她本人去世”，在巴斯蒂看来，无论是否合法执政，慈禧在此期间内都保留实际元首的地位。 1861年-1875年：辛酉政变，垂帘听政，执政者实为恭亲王 关于入宫前的慈禧，曾有一个传说：生于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的她，在12岁家庭经济陷入绝境时，便镇定地为父亲出谋划策，将被革职的祖父从牢狱中救出。尽管缺乏如满族姑娘的高雅文化水平，入宫后的慈禧凭借美貌与一曲昆剧得到了咸丰帝的宠爱，1856年产下一子更将其地位大幅提升。不同于慈安皇后的温和怯弱，这个时常站在皇帝一侧为其诵读奏折的女人，开始学习为政程序，接触政治官员。 1861年咸丰帝去世，皇太子载淳继位。一场辛酉政变中，顾命八大臣被打倒，慈禧“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涯就此拉开序幕。巴斯蒂认为，政变的主角其实并非慈禧，而是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一批不满八大臣专权的满汉文武大官员。而此后漫长的十四年中，实际执政者为恭亲王。她举例，如晚清出现的“同治中兴”，多为恭亲王与一批大官如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等人的辅佐功劳，慈禧本身并不提出政治主张，甚至常常急功近利、目光如豆。1867年恭亲王上奏建议北京同文馆开设自然科学教育，得到文人与官员大力拥护。一个月后，慈禧却听信蒙古大学士倭仁提出的“违反仪礼和国尊”的说法，将之废除。“她这样做阻挡了中国知识界和官场培养的理性、整体、系统的早期现代化，加强了国家落后的形态”，巴斯蒂一阵见血。 愚昧的思维同样显示在慈禧的育儿上，保守教育、阻挠婚姻下，于1873年2月才开始亲政的同治帝竟在一次私下的南城游玩中感染天花，年仅19岁去世。当天，虽失爱子倍感心痛，慈禧仍强迫慈安一同宣告载湉（慈禧妹妹与咸丰帝弟弟醇亲王之子）继位，年号光绪。“垂帘听政”的两个皇太后，一握实权，一为傀儡。 1875年-1893年：个人专权，“宁愿政治上的静止” 希冀从新小皇帝身上获得权力的慈禧，与分裂的宗室亲贵不谋而合。39岁的慈禧在后者眼中，不过是一个注重保养、易被操控的妇女。然而，巴斯蒂的研究下，却是另一种真相，“1875年后慈禧努力男化，性别研究值得注意这种现象”。从强迫光绪帝称其为“亲爸爸”，慈禧在宫中的角色成为了一个“父亲”——不断利用军机处保守派和官僚间的敌对争夺。在巴斯蒂眼中，慈禧和其政府并无创举，“他们只反应所发生的事件……不再投资发展”。 1881年，慈安去世，慈禧开始全权专政。三年后，她以中法战争的机遇开除恭亲王，选择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一批卑屈奴性的官员。巴斯蒂指出，慈禧其实并非缺乏赏识人才的能力，如她曾承认郭嵩焘的才能，“但是她不愿意使用这样的人，她宁愿政治上的静止”。 1894年-1898年9月：“假母子”分权，新政重要但不悖祖法 1887年1月，光绪亲政。随后搬至颐和园的慈禧，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宰地位。直至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慈禧与光绪开始了共同执政实际分权的时期。 虽依然控制中央高级官员及地方大官的任免权，此时的慈禧已经开始意识到改变政治制度的重要——军队改组、创办学校与银行、发展报纸与出版社、外文翻译、振兴实业、派遣学生留学，新政如火如荼。 然而，早有防备的慈禧在1898年初便制定下变法的根本原则：“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失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儿科自为之。”巴斯蒂介绍，即便在戊戌百日维新期间，她依然要求接受详细信息，有关事务都需光绪与其面谈，询问意见，“他们的对话只是局部的，片段的”，这种并未涉及全名形势与计划部署的交流在巴斯蒂眼中是慈禧安全感的保证，“她与光绪的关系不同于她和同治帝，她不再要亲戚感情……他们之间从没有亲密的情感”。 1898 年9月-1908年11月：篡权而失权，心有余而力不足 慈禧生命历程的最后几年，正值清朝末日沉浮。 “为什么1898年9月21日，慈禧突然断然终止推行了一百余日的变法？为什么以光绪帝的名义宣告自己重新恢复训政，并借生命之由将皇帝关押于西苑瀛台？”巴斯蒂向听众抛出这个百年来在史学界广受评议的问题。她引茅海建教授的《戊戌变法史事考》和《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从原始档案出发，一幅历史场景勾勒而出——朝堂之下，罢免的官员和满族贵族不断向慈禧哭诉，批评变法；朝堂之上，面对光绪在变法中的“先斩后奏”，慈禧心生不满。 1898年9月20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与光绪的一次会晤让慈禧危机感再次加深。一方面，伊藤提倡改变君主专制，如若任命为变法顾问，慈禧对皇权的控制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维新派与光绪密谋暗杀她的消息被其意外得知。 巴斯蒂总结，此后，慈禧的执政其实是无合法性的，是篡权。但同时，无论是义和团危机还是庚子事变，其最后八年政治生涯中的各类新政与行动实质都是各级官员的功劳。太后的专权与无能交织下，许多官员因害怕建议被其拒绝，“改良措施”远远多于“彻底措施”，如1894年张之洞内心已主张废除科举，然而近十年后才敢公开提出。 在如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员的努力下，二十世纪初八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往罕见的积极状态。改革大潮势不可挡的情形下，此时的慈禧努力在夹缝中挣扎，“1907—1908年之间，她很难面对各种政治上的压力，平常哭说无可奈何，她惟一的坚持是保卫自己的最高权力”，巴斯蒂举例，如1906年11月改造中央政府的宪政文件都得到慈禧的接受，同时1908年8月宣布立宪以9年为限实际都是为了防止损害她现实的权力。 电视剧中的“女政治家”和历史学者的评价 直至光绪意外去世，溥仪继位，慈禧的侄女隆裕晋升为皇太后，“叶赫那拉氏继续掌握皇权”的阴谋再次昭示人间。尽管慈禧多年来操控的皇位继承决策无法得到社会精英和官方的支持，然而位处权力顶峰却领导真空的事实对清朝和皇权制度的崩溃无疑是火上浇油。 2004年，在电视剧《走向共和》热映时，以“清末出色的女政治家”出场的慈禧形象饱受争议。晚清史专家、华师大历史系教授刘学昭曾在接受文汇报的采访中提到，“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是慈禧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灾难的根本原因。中国近代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则认为政治家有好坏之分，慈禧作为政治人物最大的弱点在于不明大势。 讲座的最后，巴斯蒂依然肯定了慈禧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如京剧的发展、颐和园的修建等。晚年的她注重国际形象，常常对德龄说“新的事物都很想试一试”。谈起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慈禧目中无人，却又暗自模仿，在大众面前强调自己有威望、有文明的一面，然而受限于国内“民众不传播，上层不接受”的现实，慈禧的新式形象影响较弱。 与许多引用资料却不仔细探究史实内涵的学者不同，她从原始史料出发，求证档案的真伪、使用的价值、解读的意义何在，形成了从事汉学研究以来对自己基本的学术，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也是在这样持续的解读中，巴斯蒂视角下的慈禧，即使依靠长寿与狡诈，勉强维持清朝延续几十年，但同时自食其果，造成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基础十分薄弱，皇权制度奄奄一息，这些历史事实导致慈禧并未被标榜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者的象征形象”。 “我们可以疑问她是否掌握实权而不会使用，还是实际上除了折磨宫女、太监与朝廷其他周围人的权力，什么真权都没有？”耐人寻味的反问里，一个欧洲女汉学家眼中的慈禧若隐若现——万人之上，独享专权的一生里，她只是一个缺乏政治想象力的女人。 （感谢华东师大历史系李文杰老师的帮助；上海大学中文系学生王培茗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