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源远流长，但在现代学科建制中长期处于“汉学”（sinology）或“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等边缘领域。最近十多年来这种局面逐渐有所改变，有越来越多的主流学科开始关注中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今年即将推出一部新书，《变法：中国和西方的跨时空学习》（Changing Referents:Learning Across Space and Time in China and the West），反映出某种“中学西渐”的新趋势：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思想与实践的探讨不再局限于“区域研究”的旨趣，也不只是为了获取特定的经验材料，而是力图发掘其中蕴含的普遍化理论的潜力。这本书的作者LeighK.Jenco是位30多岁的美国学者，长期研读中国思想史，曾在南京和台北学习多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取了个大众化的中文名字：“李蕾”。但她多次强调自己并不是所谓“汉学家”，而是着眼于理论层面的研究。的确，李蕾在西方政治理论界的新生代学者中相当引人注目。她在2007年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其博士论文获得美国政治学学会颁发的“列奥·施特劳斯奖”（政治哲学领域的年度最佳博士论文），曾先后在布朗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2012年起受聘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政治理论的副教授。李蕾的大部分学术论文发表在欧美的主流学刊，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政治理论》、《思想史学刊》（JHI）和《文化批判》等，她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三年前出版，另外有四部编著即将问世。 这样一位出色的青年政治理论家为什么热衷于研究中国思想？这与她的理论关切和抱负有何关联？李蕾的问题意识源自她对当前西方理论的不满。全球化对当代世界的现实处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本各不相干的人们（社群与个人）发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而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各不相同，彼此之间不仅存在差异，还时常处在紧张或冲突之中。而西方主流的社会与政治理论往往难以恰当地解释这些差异、紧张与冲突，也无从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暴露出许多西方理论的褊狭（parochial）特征：它们承诺遵循理论本身的普遍化（generalization）要求，但同时又（往往是不自觉地）屈从于自身特定文化传统的限制，这妨碍了它们达成自我期许的有效普遍性的目标。李蕾主张，西方的政治理论需要通过持久的“去褊狭化”（de-parochializing）的努力，才可能开辟理论突破的新前景，而实现“去褊狭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更加积极地向“异己的（foreign）他者”学习。 初看起来，李蕾的问题与主张似乎并无新意。“去褊狭化”不过是“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他者”是早已为人所知的关键词，而将“低等的”从属性的他者转变为值得尊重的可资学习借鉴的他者，也是后殖民批判的惯常话语策略。实际上，西方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由来已久，至少在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著作中已有明显的自觉。而从1970年代晚期以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已经是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在文化批评等领域甚至居于主流。这个批判话语传统，经过三四十年的旺盛繁殖，已经站稳了“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制高点，如今还有多少理论突破的空间可言？思想史上的不少前沿理论，起初有石破惊天的“新意思”，经年累月却耗尽了革新潜力，最终蜕变为“没意思”的陈词滥调。若要承接这一批判传统，如何避免落入俗套、复苏其思想活力无疑是一个严肃的挑战。 李蕾这一代学者成长于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学院氛围，熟知这些前沿理论。正是由于更为敏锐的反思意识，她对目前一些自诩“尊重和包容他者”理论感到不满。 无论是后殖民理论，还是近十年来形成的“比较政治理论”，虽然都主张批评西方中心论，强调跨文化对话的意义，但还是主要以吸纳（inclusion）或同化（assimilation）的方式对待文化上的他者——将非西方社会的思想和实践作为历史材料或经验证据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规范，这虽然让原本被排除在外的思想和经验进入了西方的知识生产，但却漠视或否认这些“材料”可能具有的普遍化理论潜力。以这种方式与他者对话，实际上是以西方理论来“驯服”非西方的经验，而并没有转变西方自身既存的知识范畴、逻辑、规范和结构，甚至没有促进对自身知识形态的局限性与可能性的更为充分的反省。因此，这些理论倾向于“复制而不是取代”它们所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模式，未能触动其顽固的内核。 为突破当前西方理论的褊狭性，李蕾提出一种另类的更为激进的方式：真正向他者学习意味着“要以他者现在的或曾在历史中实践的那些学术范畴、方法和标准来挑战和规训我们寻求知识的模式本身”。主动以他者来挑战和规训自我，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这种将自我“他者化”的学习是否近乎于“自虐”？天下哪里会有如此激进的“学习他者”的例子？李蕾对此的回应是：在中国就曾有过这样的先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价值。这也正是她作为政治理论家之所以认真对待中国思想的重要原因。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的转型时代，其间思想界的“体用之辩”与“古今中西之争”等重要论辩，对百年来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李蕾的《变法》考察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的思想辩论，但并不是将其作为思想史的材料，而是从中发掘作为跨文化学习之范例的理论意义。当时的中国思想家在历史的“大变局”之中深入触及了最为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如何在自身历史传统的制约下激进地向文化的他者学习？有关“西学”的辩论就此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持久、最具融合性、最为广泛的和理论意义最为丰富的对话之一”，确立了一种典范。 如果仔细考察从“西学中源说”到“体用之辩”等相关讨论，就可以发现，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刻地介入了历史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即便是所谓“全盘西化”等激进反传统的主张，也并非建基于天真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李蕾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很清楚那种在西方被称作“特殊主义”的知识观念：人类知识总是特定历史与社会的产物。他们也明白传统对文化的塑造力量以及对文化的创新和制约作用：因为“过去”在结构意义上塑造了当下生活的背景条件，因此也限制了我们的思想向“异类形式”转变的可能和程度。而当时的思想论辩中也从不缺乏文化守成主义的声音：我们总是依据自己的传统来感知、认识和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李蕾发现，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到中国处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时刻，在此当下与过去的联系失去了以往的确定性，甚至历史传统本身的同一性也变成了问题。这种深切的感受促使他们将关切的焦点转向未来，尤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对于知识、制度、个人和共同体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未来要成为什么”而不是“曾经以及现在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未来时代的转变，而不是一个给定的从过去接受下来的遗产”。 在这种未来取向的问题意识中，中国思想家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同时面对着两种“他者”：历史传统作为时间意义上的他者，以及外来文化作为空间意义的他者。因此，他们既需要参照历史传统来认识西方文化，同时也反过来需要参照西方文化来鉴别历史传统。正是这种“互为参照”的局面和论辩，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激进学习他者和自我转变的可能，也展现出“变法”的深层意义。所谓“变法”在字面意义上指的是制度典章的变革，但李蕾认为变法更深的含义是指 “改变参照”（changing referents），也就是改变认识与判断所依据的背景框架与尺度。“变法”意味着我们不是以自我原有的参照体系来认识和吸纳他者的思想和经验，而是以他者自身的准则来理解他者，并且可能将他者的参照作为自己参照体系的一部分，由此带来了深刻转变的可能。一个多世纪之前，当中国在追求“富强”过程中遭遇挫折与失败，具有改良意识的思想家们致力于面向未来的“西学”（新学），并通过政教体制和文化条件的变革，最终突破了华夏中心主义的制约，实现了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变。这在方法论意义上为“激进地向他者学习”树立了一个典范。 李蕾认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辩论为跨越文化差异的交逢（engagement）创立了崭新的激进路径。中国的范例表明，仅仅吸纳外来思想是不够的，因为吸纳本身错误地假定了他者分享着与我们相同的知识逻辑和结构。无视这种深层的差异而着眼于吸纳，就放弃了他者对我们最深刻的挑战，实际上将会复制既存的自我中心主义。学习他者的激进方式是“改写”这种差异——并不是使之与既有的知识生产活动处于永久的紧张，而是将对这种差异的克服转化为学习和理论创造过程的构成性部分。当代西方理论恰恰缺乏这种激进性，因为过于强调传统对理论的制约力量，使得理论发展“不成比例地”依赖自身的地方性文本、经验和观念，这样的理论对把握全球性的现实是不充分的，因而是褊狭的。显然，李蕾根本的理论关切在于如何以中国突破“华夏中心论”的范例为参照，来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制约，从而推动西方政治理论的“去褊狭化”发展。 《变法》一书显示出“中学西渐”的新趋向，当然也会受到争议。百年前的中国思想家如此激进地向西方学习，是因为处在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这和今天西方的处境可以同日而语吗？但李蕾认为，21世纪的西方思想界也处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当前西方的政治理论，对于理解全球化格局中现实越来越力不从心。在这空前的文化互动与跨文化传播的时刻，西方有必要以更激进的方式向他者学习。颇有意味的是，当前也有许多中国学人在热烈地批判西方中心论，但要点在于如何坚持自身的传统，而不是向他者学习。重新回顾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变革，中国学界流行的趋向是检讨激进的反传统，以及“自我的他者化”的负面教训。而西方学界却有人将其标举为范例，这或许应验了那句西谚：汝之敝履，彼之珍宝。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