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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部抗战时期，“七七”事变以后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全面抗战时期，上海城市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呈现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奇特与中立。上海一市三治，存在着国际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个政治实体。自从1853年小刀会起义以后，这里就形成惯例，即一旦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战争，无论是中国与外国的战争，还是中国内战，租界都宣布中立，事实上也保持了中立。太平天国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辛亥革命、军阀之间的江浙战争，以及北伐战争，炮火都没有波及租界。“一二八”淞沪战争、“八一三”淞沪战争，都是在华界进行的，包括闸北与南市，更主要是闸北。虽然也偶有炸弹误落租界之事发生，但那是极个别、非正常现象。 二是多元与交汇。上海人口庞杂，民族多元，利益交叉，信息交汇。全世界所有国际性大都市，无论伦敦、巴黎、柏林还是东京，都没有上海这一特点。无论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日双方，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美、日、法、德，当然也包括中国，在这里都有巨大的利益。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又多了个首都门户的身份。那一时期，上海外国侨民，少的时候五六万，多的时候八九万，最多的时候超过15万。西方各国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上海租界。各国利益在这里互相联系，互相牵扯，有大面积的交叉与重叠。信息来源多头，信息量大，就会产生因信息链接、交叉而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一种信息加另一种信息，就变成新的信息。左尔格在这里能与日本的反战人员接触，日后再到日本去拓展，就是租界这种信息溢出效应的结果。“八一三”事变之后，日本控制了上海华界地区，但是，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仍然保持租界地区原有状态，世界各色人等依然可以在这里比较自由地活动。 三是巨大而富庶。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已是超过35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不光全中国最大，也是远东最大城市之一。其时，上海城市人口，几乎等于南京、北平与天津三个城市人口的总和。1936年，上海市区面积已有673平方公里，比北平（533）大一百多平方公里，比南京（450）大二百多平方公里。至于经济规模，那比例更高。抗日战争前夕，除东三省外，全国工厂数30%在上海，工业产值50%以上出自上海。外国对华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的81.2%、银行投资的79.2%、工业投资的67.1%、房地产的76.8%，均集中在上海。1936年，上海对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占全国75.2%，1940年比重上升到88%。全国许多达官贵人将家安在上海，将钱存在上海，将产业置在上海。上海成为全国财富汇聚之区。南京众多官员在上海有别墅与投资。居留在中国的外侨，在北方以天津为多，在南方则以上海为多，而上海外侨又远比天津更多。 奇特与中立，多元与交汇，巨大而富庶，这三方面特点交互作用，使得上海既像一个多国共有的“珠宝店”，又像一个国际信息总汇。中、美、英、日等国，任何一国对上海都不能不特别重视，都要充分利用。这使得日本对于上海既不敢肆意破坏，也不愿肆意破坏（有自己巨大利益）。于是，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便有着相当特殊的地位，能起到其他城市无法起到的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八点： 其一，调动、牵制日本的战略据点。 淞沪会战是中国最高决策层主动调整抗日方略的结果。“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由东北，而华北，步步南侵。蒋介石等认为，日本下一步侵华战略便是沿着平汉铁路南下，侵占武汉，再沿着粤汉铁路南下广州。这样，日本将依托占据贯通南北的铁路大动脉，将中国分隔东西两块，进而凭其强大的军事优势，将主要依托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南京国民政府消灭，最终灭亡中国。为了粉碎日本的图谋，蒋介石等遂决策在上海与日本会战，将日本兵力调往南方。这样，在上海能胜最好，不能胜，则且战且退，迁都重庆，依托西南大后方，用空间换时间，拖住日本，打持久战。蒋介石、陈诚都明确地说到这点。决战地点选择上海，因为这里是日本必争之地，也是西方各国利益所在。蒋介石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相关国如英、美、法等的干涉或调停。在当时中国，能起这样作用的战略据点，只有上海。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20多次会战中，发生最早、最为惨烈、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次会战。日本所谓速战速决的幻想就此破灭，从此被拖入持久战的泥潭。中国一扫以往“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形象，万众一心、敢打敢拼的抗战精神，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虽然在淞沪会战中失败了，但却达到了调整抗日方略、振奋民气的目的。 其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即掀起大规模抗日救亡运动，各种各样的救国团体、救亡运动、罢工游行风起云涌，动辄一二十万人乃至好几十万人罢工、罢课、游行。从9月到12月，上海学生三次赴京请愿，逼迫蒋介石表态坚决抗日。至1931年底，上海全市80%的日本工厂关闭,日清公司的所有船舶全部停航。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迎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史量才等领导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与26个团体协商成立“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和推动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自治以后，北平学生率先掀起“一二九”爱国运动，上海奋起响应。由95岁高龄的马相伯领衔，沈钧儒、邹韬奋等200多人签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达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共同心声。1936年初，上海人创造性地成立了各界救国会，统一领导和协调各界救国运动，先后组织了10次大示威游行，使抗日救国运动持续有序进行。救国会这一形式，既能发动与团结群众，又能为当时形势所许可，为各地竞相效仿，并与上海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上海救国会实际居于指导性地位。当时蒋介石抱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南京、北平等地舆论环境都不如上海宽松。1936年11月发生的救国会“七君子”被捕事件，更突显了上海的城市特点。所以，以“一二九”为标志的这次救亡运动虽起自北平，但中心仍为上海。 “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以后，全面抗战爆发，进一步激发了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淞沪战争进行的三个月中，上海各界人民，以空前的爱国热情，成立了难计其数的抗日救亡团体、战地服务团、救护队、慰劳团等，捐款捐物、抢救伤员、运输军需、助筑工事、护送难民等，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其三，内迁工厂有力地支援全国抗战。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在上海成立“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负责内迁事宜。上海民族资本家积极投入。到华界沦陷以前，上海共内迁工厂148家，占在沪工厂总数10%，机器设备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多名。累计有121家迁到武汉，其余的迁到苏州、镇江与香港等地。武汉吃紧以后，那些迁到武汉的工厂大多再次内迁到四川。在上海工厂内迁影响下,东南沿海与长江中下游的工厂亦纷纷内迁。抗战以前，内地工业极度落后。据1937年底公布的数据，当时上海登记工厂数占全国30%，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省份占51%，内地仅占19%。这19%当中，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湖南、广西七省合计，有工厂237家，仅占全国6.03%。上海内迁工厂给大后方带来了机器，带来了技术人员，构成大后方的骨干工厂,也促进了内地工业的发展，在抗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四，独一无二的“孤岛”奇观。 淞沪战争进行时，苏州河两岸已经呈现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诚如著名记者陶菊隐所写：“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正因为有此奇异格局，才会出现少女杨惠敏游过苏州河给四行孤军送旗的动人一幕，才会出现外国记者在外滩阳台上一边喝咖啡、一边了解战况的戏剧性场景。这在惊天动地的二次大战史上，绝对找不出第二例。 淞沪战事结束后，中国军队撤出上海，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4年间，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部分，名义上还属于租界，但实际上已在日军控制之下。苏州河以南的两租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岛”。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照常运行。与租界外面的沦陷区、交战区相比，租界内相对安定，经济畸形繁荣。1937年底，公共租界可以开工的工厂只有400多家，到1938年底已达4709家，一年增加10倍以上，1939年又新设工厂1705家。进出口商行，1937年为213户，1941年增加到613户。全国的轻工业产品仍然绝大多数从上海口岸输出。永安公司在1939年每天平均营业额超过百万元，1941年营业额较1938年增长5倍半，利润额增长11倍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无不迅速发展。 政治与文化方面更是奇诡。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外商名义创办的“洋旗报”，如《每日译报》《大美日报》等，布满上海，继续宣传抗日文化。左翼文化兴盛一时。带有强烈“鲁迅风”的唐弢、柯灵等人的杂文，以于伶《夜上海》、阿英《碧血花》为代表的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戏剧，梅益等主编的报告文学《上海一日》《鲁迅全集》、斯诺《西行漫记》的出版，都很有影响。以演出反映抗战生活、借古讽今戏剧为主的大大小小业余剧团，有100多个。著名的越剧也是从这个时候兴旺起来的。 1941年初的上海租界，繁荣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正如美国学者魏斐德所说，“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房间，以致若要看一场周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被敌方占领的大城市，无论是北平、南京、香港，还是布拉格、华沙、巴黎，都没有与上海类似的情况出现。 其五，国际情报网络的神奇链接。 上海各国人、各民族人、各种政治色彩的人都有，信息来源多源，进出方便，毗邻南京，是拓展情报网络的难得的地方。共产国际派到上海来的红色间谍左尔格，在这里如鱼得水。他在这里结识了日本反战人士中西功、尾崎秀实等人，而中西功等人正是在上海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才走上反战道路的。日后，左尔格到东京工作，就是在尾崎秀实的协助下，才获取德国进攻苏联时间、日本在远东的战略部署等大量极其珍贵的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获悉日军在远东战略是南下而不是北上以后，苏军最高统帅部才果断地将先前部署在西伯利亚、与日本关东军对峙的25个步兵师和9个装甲旅的精锐部队，西调到莫斯科近郊，使得正在会战中的苏、德军力对比大幅变化，最后苏军取得胜利。这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演变具有全局性意义。如果没有在上海与尾崎秀实等人的那段经历，左尔格日后到东京能否获取极端核心情报，那实在是很难说的。 其六，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奇妙集合。 孤岛时期，尽管租界标榜中立，但上海公共租界主导人员以英、美、中为主，租界领导层骨子里是反法西斯的，租界里的外侨绝大部分是反法西斯的，包括一些日本反战人士。法租界在1940年7月法国维希傀儡政权成立以前，也是反法西斯的。在日军占领租界周围的华界以后，租界中立，其实有利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 上海租界里各色人等都有，他们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投身反法西斯斗争当中。以抗日复国为宗旨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长期在上海活动。1932年4月29日，虹口公园一声巨响，朝鲜义士尹奉吉以炸弹袭击日军，炸死炸伤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一批高级军政官员，轰动一时。德籍犹太人记者希伯先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后参加新四军,在山东作战时光荣牺牲。奥地利人罗生特在上海参加抗日斗争,后参加新四军,担任纵队卫生部部长。至1937年底,外国人士参加中国抗战的就有451人，另有白俄300余人加入中国籍,为中国作战。法国天主教饶家驹神父倡导的南市难民区，成为数万难民的庇护所，也成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雏形。美国友人耿丽淑主持“保卫中国同盟”,向西方世界做了大量宣传工作。 1935年，纳粹德国进行大规模排犹以后，一批又一批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到1941年底，总共有两万多名犹太人来到上海。上海人民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犹太人在这里艰难地生活，进行不屈的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占领租界，在上海设了9个集中营，将当时作为敌对国的6000多名英、美、荷等国侨民关进去，剥夺他们的自由，进行迫害。集中营由此成了英美侨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集中场所。 犹太难民，英美侨民集中营，法国传教士，朝鲜义士，日本反战人士，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在上海出现了在其他国家、其他城市都不可能出现的反法西斯斗争力量的奇妙集合。 其七，如实报道中国抗战的媒介基地。 民国时期上海，拥有多家外国通讯社与外文报纸。外国通讯社有英国路透社远东分社、美国合众社上海分社、美国美联社上海分社、苏联塔斯社远东分社等，外文报纸有英文《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大美晚报》、法文《上海日报》、犹太人办的德文《黄报》、苏联人办的《俄文日报》等。这些通讯社与外文报纸基本倾向都是反法西斯的。他们利用上海发达、便捷的通讯设施，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介绍给全世界。《大美晚报》为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影响最大的英文晚报。“九一八”事变与“八一三”战事发生后，该报有力驳斥日本对华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热情赞扬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精神，呼吁国民党政府与全国人民一起抗日。上海沦为“孤岛”后，《大美晚报》继续刊发大量报道和评论，鼓舞上海人民的抗日信心，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眼中钉。法文《上海日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多次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惨重损失真相。最突出的是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此报自“九一八”事变后，便持续不断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阴谋霸占中国的野心，刊发大量文章与图片，揭露日军残杀无辜平民的罪行，展示中国人民抗战活动。该报高度同情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先后发表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介绍共产党、解放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斗争情况。斯诺的陕北之行和他介绍毛泽东论述抗日战争的有关文章，最为著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美晚报》与《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均遭到日本占领当局的迫害。 其八，令汉奸丧魂落魄的锄奸之地。 上海沦陷以后，国民党在上海作了缜密的锄奸部署。他们利用上海政出多头、社会复杂等特点，以特务与帮会相结合的方式，对大大小小附逆汉奸进行惩罚。他们枪杀了准备下水出任伪维新政府的绥靖部长、前二十七军军长周凤岐，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投敌的青帮大亨张啸林、季云卿，击毙了投靠汪伪的汉奸何天风、吴木兰、季翔卿、楼桐等一批人。居家、医院、商店、办公室、马路边，随处都可能是汉奸丧身之地。汪伪特工进行报复，以暗杀对付暗杀。一时间，血雨腥风，骇人听闻。锄奸行动中，影响最大的是砍死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傅此前虽然四次逃过军统特工的暗杀，但1940年10月11日凌晨，还是被厨师用菜刀活活砍死。抗战时期的汉奸都没有好下场，但是，生活在南京的汪精卫等人，在华北的殷汝耕、梁鸿志等，因其所在地方政权单一，防备较易，不似上海这么复杂难防，所以，尽管爱国人士对他们同样切齿深恨，但难以下手。大汉奸中被暗杀而死的，唯傅筱庵一人。他死在上海，折射的是上海城市特点。 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这些特点与作用，交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上海这座城市，要悲壮有悲壮，要柔情有柔情，要崇高有崇高，要平庸有平庸，万象杂陈，令人目不暇接。人间一切正剧、悲剧、喜剧、荒诞剧，在这里都有上演。于是，上海被涂上神奇、怪诞、梦幻乃至幽默的色彩，难怪被日本人称为“魔都”，也难怪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李安的《色戒》，周润发领衔的《上海滩》，这些年热播的《潜伏》，都要以上海为背景。因为，很多情节在其他地方是岂有此理，在上海便竟有此事！ 当然，那些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那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做出的不朽贡献，是包括上海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综合妙用上海城市特点的智慧结晶。 这便是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地方。 （作者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