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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7日，我与陕西抗战遗迹寻访组来到宝鸡访问了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旧址。活动主办方事先有所准备，宝鸡市渭滨区宣传部、博物馆派来两位领导带着我们前往太寅村。上午九点从市区出发，驱车四十余分钟，来到了太寅村，又找了一位当地的老乡作为向导。太寅寺村距离宝鸡市区十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渭河，有一条乡村公路通往市区。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沿着一条土路走了大约半里路，来到了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所在地佛陀院。这所院子由三部分构成，西边院子是一排平房，是道教寺庙，半坡上是佛教寺庙。东边院子是一片园林，有弥胡桃树和少量杏树。 大门口立着一块石碑，上书一行小字“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一行大字“大同学园旧址”。在这里，我们聆听了当地文史学者的讲解，随后又拜访了92岁高龄的张尚仁先生。第一俘虏收容所迁移到太寅村时，张尚仁正在读小学三年级，还有部分人曾住在他家里，张尚仁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篇《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俘虏收容所》的文章。他虽高龄，除了有些耳背，思维清晰，视力尚好，声音洪亮。因耳背无法进行交流，我和他进行了笔谈。我一边想一边提问，他看后再回答，一共提了十五六个问题。在寻访过程中，我们还收集到了一本宝鸡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前些年编辑的《大同学园与第一俘虏收容所》的集子。这样，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神秘的面纱逐渐被揭开了。 战俘五百多人 1938年8、9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在西安南郊终南山下的灵感寺设立一个日军俘虏收容所，命名为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下文简称“收容所”）。最初在押的日军俘虏大约有30多名，其中大多数是空袭南京时的日军飞行员，在灵感寺时战俘逐渐增加到100余名。次年9月，随着日军逼近风陵渡和潼关吃紧，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决定将收容所搬迁到宝鸡西10公里的太寅寺。据张尚仁先生回忆：迁移来太寅村时大约有一百多名俘虏，是分几次押送来的，有一些病伤俘虏，还有几名女俘虏，“看衣着和行动已经很狼狈”。初来时，一些俘虏住在佛陀院内，管理人员和看管士兵住在院外，还有一些分散居住在农民家里。 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扩大，日军战俘也逐渐增多，战俘主要来自华北战场、中原战场。到1940年八路军也把少量战俘送到这里。据有关统计，1939年14人，1940年2人，1941年3人。据张尚仁先生回忆，战俘初来时住在窑洞，随着人数增多，在太寅寺院盖了几十间房子。第一战俘收容所规模最大时有战俘500余人，抗战胜利时尚有300余人，有200余人先后死在收容所。这批战俘中有不少是大学生，文化程度比较高，不识字的人很少。战俘在收容所分别关押，对少数不服管教、串通闹事或企图逃跑的战俘看管比较严，在窑洞周围设有岗哨监视，以防逃跑。军政部派第三特务团的一个营和一排宪兵驻守太寅村看管战俘，先后有3个营换防，营长、营部都住在张尚仁家里。“这些国民党士兵纪律不好，经常派差要夫、要牲口，到晁峪、段家磨等地砍树砍柴”。特别是第一个营长邱锦芳，“他以设立盘查哨为名检查过往行人，进行拦路抢劫，多次敲诈勒索，老百姓的土布、布鞋也被抢走”。村民称邱为“土匪营长”。 第一战俘收容所有女战俘八九人，她们是日军的随军慰安妇。他记得有一名女战俘叫田中昭子，两名朝鲜女战俘，一名叫天子，一名叫水子。这些女战俘关押在一个叫强伯行的农民家里，行动比较自由，经常在村子和农家里闲游。田中昭子常给当时的所长马益祥家看孩子、洗衣服和干杂活。张尚仁说：“田中昭子与村民很熟，冬天到农民家炕头，盘腿而坐，与老头老太太拉家常。她还在村口摆个烟摊，可以赊账”。日本战败后，田中昭子一直在宝鸡做保姆，终老一生。 收容所在太寅期间，世界红十字会每年不定期派检查团对收容所进行检查，还派一名瑞士人常驻收容所监督工作。1943年，世界红十字会拨了一笔钱专门办理战俘福利。收容所用这笔钱修建了一座工字型的俱乐部，购买了一部留声机和60多张唱片和风琴、缝纫机各1台等设备，改善了收容所的生活环境。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次年第一俘虏收容所奉命撤销，所有战俘由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负责押送至郑州，遣返回国。 汪大捷与“大同学园” 第一俘虏收容所初设时，一方面这些战俘军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天皇崇拜的意识特别强烈，对中国的抵制性也特别强”；一方面收容所懂日语的管理员只有1人，战俘伙食比较差，生病、死亡时有发生。因此，战俘与炊事员、管理员之间关系十分紧张，相互辱骂与殴打不断发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为解决这个问题，把精通日语的汪大捷调到收容所处理此事。 汪大捷东北人，1929年获得辽宁省政府奖学金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今筑波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回国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34年毕业后在北京从事日语教育。两年后，又进入日本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日本史。“七七事变”前夕被日本警察局以“反满抗日分子、不尊敬皇室之罪”逮捕并驱除出日本。回国后，大片国土已经沦陷，他逃亡到西安。1938年3月，汪大捷在国民政府西安行营谋得一个“上校参议”的职位。第一收容所发生战俘与管理人员严重冲突事件后，汪大捷来到这里，遇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战俘伊藤正文逃跑被抓获，行营准备枪毙伊藤。汪大捷说服行营，让他和伊藤谈谈为什么逃跑。汪大捷与伊藤进行了3天谈话，伊藤逐渐对侵华战争有了认识，伊藤免于被枪毙。汪大捷把伊藤的反省材料翻译并刊登在《西京日报》上，引起了极大反响。通过这件事情，行营认为汪大捷不仅日语流利，而且有能力感化日军战俘，希望他做第一俘虏收容所所长。汪大捷对收容所进行了全面调查后，提出：“我是学教育的，不是军人，不能去当典狱长。如果一定要我去管理俘虏收容所，那么我就要按照学校来办。”行营答应了汪大捷的要求。 1938年9月，汪大捷出任第一俘虏收容所所长。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着战俘说：“我们收容所，是一个‘大同学园’。”一方面，他致力于把收容所改造为一所学校，一方面聘请有办学经验的教育工作者来收容所任职。如原北平中学教务主任白光里被聘请来担任教务主任兼秘书，陕西某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刘麟阁（妻子是日本人）任训育主任。虽然对外仍称第一俘虏收容所，但在内部都称之为“大同学园”。当时的教育目标是：“德法世仇，中日殷鉴；以德报怨，化敌为友”。收容所迁入宝鸡太寅村后，在佛陀院山门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汪大捷亲自书写的“大同学园”牌子，一块是“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牌子。 “大同”取之《礼记·礼运》中对理想社会的描述，用以德报怨的精神来改造与感化日军战俘。为达此目的，汪大捷亲自给俘虏开设“大同要义”、“中日友好交往史”、“战争对中日的危害”、“中国抗战必胜”、“汉语”等。通过这些课程的讲解，使日本战俘逐渐觉醒，认识到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非正义性。太寅村到宝鸡县交通不便，汪大捷带领俘虏修了一条长20里通往宝鸡县城的道路，被称之“大同路”。 汪大捷在收容所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政府内部某些官员的不满，1941年5月他带领大同学园战俘学员离开太寅村“远足”，被以“纵兵扰民”为借口撤职，他曾多次上书未果，不得不离开收容所。他离开时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壮志未酬的心境： 大同学园志未酬，同种相残几时休？ 学习鉴真学阿倍，园内一家泯恩仇。 志在育人同济世，未竟宏图写春秋。 酬酌共誓反侵略，痛诛宵小害良猷。 这是一首藏头诗：“大同学园志未酬，痛！”汪大捷离开后，接任的先后有王丕云、马益祥担任所长，他们摘掉了“大同学园”的牌子，只剩下“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一块牌子了。 战俘的改造与教育 改造战俘是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汪大捷任所长期间，主要以人道主义的理念进行教育和管理，他说：“一衣带水的日本与中国，不能再犯过去德国与法国的错误，无休止地打了150年的仗。中国对日本应该以德抱怨、化敌为友。我们要把日本俘虏改造成中日友好与反战和平的战士”。他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一是通过鉴真和尚、阿倍仲麻吕等历史上中日友好的使者的故事，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教育战俘。二是改善生活与医疗条件。战俘中许多人受了重伤，身体虚弱，收容所尽量改善生活与医疗条件，在汪大捷任所长期间收容所只有1名俘虏病死。三是改善战俘环境，汪大捷修建了游泳池、篮球场等设施，战俘可以洗澡和进行体育活动，组织战俘与管教人员之间球赛，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这些措施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使战俘得到了教育。 1940年夏天一个大雨夜晚，战俘山本策划7名俘虏逃跑。因计划泄密，7名战俘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屋子进行反省。山本突然发烧，他以为自己“死期到了”。但令山本没有想到的是学园立即送他到宝鸡县医院进行治疗，在医院的两个月时间，思想触动很大，写了悔过书。山本身体康复后成为一名反战人士，担任了反战同盟的顾问，还创作了《至上的爱》、《天堂地狱》等反战剧本。还有一些战俘试图逃跑，发现后认为会受到处罚或枪毙，但学园只让其写悔过书，并未处罚，使日俘受到很大的教育。一些战俘逐渐认识到日本在中国进行的战争不是“圣战”，不是“为中国人民”的战争，也不是“为东亚和平”的战争，而是侵略战争。 大同学园成立半年后，战俘改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思想转变过来的战俘主动组成了“大同学园反侵略战争同盟会”，成为收容所最活跃的力量。他们组成一个“大同学园反战剧团”，编演了反战话剧和歌曲，剧目有《觉醒吧，同志》、《侵略战争的罪恶》、《正义血战》等，还教唱了根据地的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1939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两周年纪念日，“大同学园反侵略战争同盟会”与“大同学园反战剧团”举行成立大会，剧团进行公演，在民众中反响极大。随后又在西安鼓楼、三原、富平、武功、临潼、宝鸡以及西北农学院、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巡回演出。1939年秋，宝鸡抗敌后援会举办反日宣传大会，邀请收容所组织战俘化妆登台宣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一次演出后，战俘押切五郎（“大同学园反侵略战争同盟会”会长）在一名学生笔记本上写下了“联合起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日本人现身说法，对于宣传抗战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汪大捷被撤职后，“大同学园”同时夭折，这里完全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管理战俘的地方。“大同学园反战剧团”解散了，也不允许俘虏外出演出。随着俘虏人数的增多，管理也比以前严厉的多了。张尚仁回忆说：战服中有少数逃跑的，他们大部分会说中文，有些地理知识，逃跑时沿着秦岭向东跑，昼伏夜出。另外，收容所为调剂战俘生活，派杂务人员带领战俘到附近小河摸鱼或到山上挖野菜，给一些战俘造成逃跑机会。一次，杂务兵苏凤亭带战俘在距离收容所5里的雪水沟挖野菜，战俘把他打昏逃跑。逃跑的战俘只有少数迷路被抓回来。1939年秋，宝鸡县神农乡农民朱家训抓获了两名逃跑的战俘，送交县政府；1942年，陕西省第九区保安司令部参谋秦伯瀛抓获3名逃跑战俘，送交收容所。被抓回来的逃犯，若顽固不化，就被枪毙了。如田川柏翠被俘前曾化装成商人潜入西安、宝鸡等地搜集情报，被俘后不服管教，煽动收容所战服闹事，两次逃跑，第二次抓回来后被枪毙了。因逃跑和不服管教被枪毙的还有塚塬利一、陶学三郎等战俘。对那些顽固不化的战俘单独关押在一起，如村子“沟道里”的一孔窑洞内关押的八九名战俘，每当日军飞机飞临上空，就跑出窑洞张望，不听士兵劝阻，试图引起日机注意。因此，也不是所有的战俘能通过感化教育改造成正常人，这些俘虏头脑中的军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 战俘日常生活 战俘的生活全部由国民政府军政部供给，标准是中国上等兵的生活待遇。每人发1床被子和棉线毯，夏天发1套制服和衬衣，冬天发1套棉衣和1双袜子，平日主要吃馒头和菜汤，多数战俘常年脚蹬木屐。在“大同学园”时期，那些参加了反战剧团的战俘生活有所改善，尤其外出演出时，可以在当地下馆子，自己点菜吃。在国际红十字会来访时，战俘的伙食就会有所改善，有米饭、面条、大肉等比较好的饭菜。 为了改善战俘生活，王大捷还带领战俘开荒种地和进行手工业生产。在太寅村的小河滩上开了一片地，种植蔬菜等，以改善战俘生活。收容所还组织战俘从事手工业生产，而且随着战俘的增多，产品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多，编织品有毛衣、毛裤、背心、手套、袜子、围巾等；生活用品有桌子、躺椅、筷子、筷子盒、各种木匣子、手杖、小凳子、木屐儿、小孩坐车、肥皂盒等，工艺品有印章、印章盒、麻将牌、笔筒、梳妆盒、儿童玩具等。收容所的桌子、椅子等基本上都是战俘所做，做这些的原材料都是杂务兵和俘虏在太寅村附近的山沟里砍伐回来的优质木材。收容所为了推销这些产品，在宝鸡县西街租了一间门面进行推销，收入主要归产品生产者所有。我们在寻访中，在一村民家还看到了战俘做的木质肥皂盒。 除了生产外，战俘还从事其他活动，有的学中国画，有的学日本画，有的练书法。日常体育活动主要是游泳和打篮球。有少数战俘平日为管理人员干些如担水、劈柴、种菜等杂活。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二战期间的法西斯国家相比，中国在战俘管理上给予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和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因此，1943年世界红十字会视察了收容所后评价说：其他国家的战俘营窗户、围墙都设有铁丝网，中国的战俘营没有，中国人对战俘“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