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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外走向室内——近年实验室考古实践成果及未来展望 实验室考古是近年来考古发掘精细化，兼具发掘、检测、保护和研究的理念下，出现的一种新的考古发掘形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的大河口西周墓葬M1的实验室考古首个科研项目开始，到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建立目前全国高校唯一一座室内考古实验室——“山东大学室内考古实验室”；以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的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M4木棺的实验室考古项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德国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合作的西安市唐代李倕墓冠饰的室内清理与复原工作等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实验室考古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并逐渐代表了考古工作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什么是“实验室考古” “实验室考古”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考古发掘形式。顾名思义——就是在专门的考古实验室中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杜金鹏先生在《实验室考古导论》中对“实验室考古”做了如下定义：“我们把考古专家与文物保护专家相互协作，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在室内开展古代文化遗存的发掘清理，根据相关检测分析结果及时实施文物保护，通过对相关遗迹遗物的现场观察、分析、实验，探索古代人类活动及科学技术等问题的考古活动，称为实验室考古。”并且确定了“实验室考古”的基本要素为“发掘清理、分析检测、保护处理、研究复原”。 为什么要进行实验室考古 之所以要把考古发掘工作搬进实验室中进行，是因为实验室拥有许多田野考古发掘所不具备的优势。田野考古发掘由于会受到文物安全、天气状况、发掘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经常无法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要求实施考古发掘，致使发掘过程仓促，资料收集粗疏，许多细微的遗迹现象被忽略及舍弃……针对田野考古面临的种种困扰，实验室考古应运而生。在配备有各种专业设备的考古实验室中进行发掘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问题所造成的干扰，从而使精细发掘成为可能。 需要强调的是，实验室考古并不只是简单地把发掘对象搬迁到室内进行清理，而是在尽可能运用更多科技手段和设备进行有条不紊的考古发掘的同时，随时对遗迹遗物提取样本进行科学检测，对其在发掘过程中的变化进行监测，对脆弱易损文物进行加固，对易氧化文物进行封护，对易干裂文物予以滋润等，减缓、避免文物的异化进程，保持文物的原始状态，尽快使出土文物从考古现场进入实验室保护阶段。 实验室考古的优势是什么 专业的室内考古实验室需要配置环境控制设备、操作设备、分析检测仪器和文物保护器材等各种仪器设备，把文物保护工作前置于考古第一现场，把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融为一体，为考古发掘提供最适宜的环境和技术支持，做到环境可控、时间可控、节奏可控，实现全方位发掘。同时，能够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加之运用各种仪器设备及多种现代科技手段在室内进行古代文化遗存的发掘清理，随时根据相关分析检测结果及时实施文物保护措施。推动考古学向着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科技投入、信息提取、文物保护的方向发展，走科学化、精细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收集资料，获得更详实的信息资讯，最大可能地保留遗迹的原貌。由于其融田野考古、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和展示利用于一体，是新时期考古发掘向着全面精细化转化的要求和必然趋势。 实验室考古怎样进行 首先，对需要进行实验室发掘的遗迹对象实施套箱起取，运进实验室。在实验室考古的发掘过程中，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要求实施考古发掘，对所有细微的遗迹现象进行收集、记录。在对糟朽漆木器等脆弱质遗物进行清理时，需选择合适的手动工具，以自行加工制成的竹木质剔剥工具为首选。竹木材料具有一定的弹性与柔韧性，在清理表层脆弱的遗物时，当工具刃部接触到目标时可以起到相应的缓冲作用，最大程度地保证遗物表面不受到损伤。对每一层遗迹现象进行3D图型记录，以保证空间资料的完整性。 实验室考古的成功案例   来自大河口M1的启示  目前实验室考古尚处在探索的起步阶段，首个科研项目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的大河口西周墓葬M1的实验室考古项目。大河口西周墓地位于山西翼城县，不仅首次发现了漆木俑、原始瓷器等珍贵文物，而且首次发现西周时期三足铜盂、三足鼎式簋等珍稀青铜器，个别墓葬甚至发现有金器。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历史和考古问题有重要意义。2011年，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入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由于大河口西周墓葬M1规格高、保存好、随葬品丰富，其中还包含大量的漆器、纺织品等脆弱质文物遗存，为能够更加规范、妥善地清理并保护墓葬遗存，遂决定采取将部分墓葬套箱封装，搬运进实验室，进行实验室考古发掘。 大河口M1位于山西省翼城县东约七公里处，位置为大河口村西翟家桥河和滑家河交汇之三角地带的台地上，时代属西周中期。该墓底部大于口部、墓口四角有斜洞，墓口长425厘米，宽322厘米，深975厘米。在距二层台上方约80厘米的四侧墓壁上，有置放漆木器具（含陶器和原始瓷器）的壁龛11个。在东侧二层台上出土漆木俑两个，南、北二层台填土内出土木质盾牌三个。墓室南侧棺椁之间出土若干兵器、工具及车马器等。 M1其它部分的考古发掘清理程序结束之后，对上述区域已经显露出来的脆弱质遗物进行了现场应急处置保护，随之对墓内的多个壁龛、漆木俑、盾牌及兵器部分等实施套箱起取，并运至社科院考古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进行室内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于是便进入了实验室考古阶段。 该项目自2008年8月开始实施，经过两年多的发掘清理和处理保护，操作程序已经告一段落。该墓出土的数十件漆木器具，其木质器壁部分虽早已完全朽蚀，内侧的固定支撑被滴渗淤积土体所替代，但保存于器表红黑相间的髹漆层（部分器物饰有花纹）及镶嵌饰物基本完好，是该时期十分罕见的出土精品和重器。 大河口M1实验室清理工作在以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为主、兼顾文物展示及制作工艺研究的指导思想下，利用环境可控的工作空间，采取多学科结合的方法与形式，根据遗物的原始出土状态，对其病害情况实施分析检测，在获取准确数据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方法措施进行合理处置和有效保护，使之能够得到较长时期的保存和保护。并且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地清理、释读、保护和记录处置对象所蕴含的信息，构建信息间的逻辑关系，阐释信息所反映的历史及其背景，在研究遗迹和遗物的形制、空间位置和组合关系的同时，尽可能保护和保存所发现的脆弱质文物与印迹，为M1综合研究提供更为详细的科学依据。 目前，大河口M1西周墓葬的实验室考古项目已经完成并发表了简报。获取了一批重要文物，积累并丰富了北方地区出土先秦时期漆木器的处理方法和保护经验，补充和促进了墓葬本体埋葬制度方面的研究，丰富了文化交流的发展实例。同时，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也逐步清晰了实验室考古的工作特点、要求、流程和模式，培育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新的增长点。项目成果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好评。 山东大学实验室考古的实践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根据实验室考古的专业要求，在山东大学兴隆山校区的工程训练中心建立了“山东大学室内考古实验室”。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两家单位的数名考古学者和文物保护专家共同合作，初步完成了对山西翼城大河口M6043和M5010两座西周墓葬的实验室考古发掘清理及相关的文物保护工作，成果喜人。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资料整理阶段。 M6043为竖穴土圹墓，一棺一椁，形制不大，椁室长280厘米、宽160厘米。在大河口发掘现场，揭去椁盖板向下清理60厘米时，发现草席痕迹和成串成组的蛤蜊、海贝覆盖层，在椁内东部发现多件漆木器，保存较好，由于发掘工地条件有限，现场对漆木器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于是将该墓整体搬回室内进行清理和保护。 在实验室发掘工作中，不但能够将墓葬中出土的陶鬲、铜鼎、玉组饰等随葬器物进行细致而科学的发掘清理，而且同时完成现场绘图、去锈保护及加固处理。尤其是在墓主人颈部发现的一串绿松石项链，由几十粒绿松石串珠穿缀而成，每一粒串珠都极小极轻，受到轻微的力量作用便会移动位置。在田野发掘现场，极难保留其原始位置和形状。通过实验室发掘，不但完全保证了原位原样清理，而且能够在发掘现场直接进行加固保护处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项链的原始性状和位置关系，使下一步的原样复原成为可能。此外，发掘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纺织品痕迹、草席痕迹、朱砂痕迹、矿物质痕迹等细微遗迹现象的范围全部找清楚，完成拍照、绘图及取样采集的工作。即使是蛤蜊、海贝也将其原位原样转移到泡沫板上，以保留蛤蜊、海贝覆盖层的原始位置和组合形状。这在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M5010较M6043稍大，也是一棺一椁的葬制，椁室长340厘米，宽190厘米。在棺椁之间散乱分布着青铜翣、青铜车马器（管饰、节约、衔镳、辖軎、銮铃等）、青铜铃、青铜戈、青铜鱼饰等大量的小件青铜制品，墓主人身上有玉覆面、玉柄形器等小件玉组饰。这些随葬品的特点都是个体细小，数量众多，细碎而脆弱，大多饰品原来都是附缀在纺织品上的，有的器物上还残留有纺织品的痕迹。此种随葬器物的清理对发掘技术、安保措施和工作环境要求极高，清理过程漫长，在田野考古中属于极难处理的类型。实验室发掘不但能够从容、轻松地将这众多的小件随葬品一一揭露，而且可以对每一层出土器物的分布情况都进行3D数码图形记录，也就是将每一层的所有空间信息以虚拟现实的形式完整保存在电脑里，即使继续向下清理，也不用担心原来地层的信息遭到损失。 此外，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的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M4木棺的实验室考古发掘项目，以及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德国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合作的西安市唐代李倕墓冠饰的室内清理与复原工作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实验室考古的前景展望 实验室考古学作为一种新的考古发掘形式，是考古研究从粗犷型向精细型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进一步探讨实验室考古的相关理论与实践，2014年6月7日至8日，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文物保护与实验室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 实验室考古应当是考古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成为与会专家们的一致意见。实验室考古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取有效信息，具有田野考古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国内各省级考古所限于人员、精力、场地等的限制，不可能都开展实验室考古。因此在高校设立实验室考古中心，通过合作的方式开展实验室考古是目前行之有效的途径。当前，实验室考古还处于起步阶段，在高校率先设立实验室考古中心，可以培养急需的实验室考古的人才，并且通过学生将实验室考古的理念推广开来。 关于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东大学的合作，大家也认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优势不仅在于两家单位的强强联合，同时更有利于发挥高校的科研优势，进行校内合作，通过考古学与化学、物理、生命科学、医学、计算机等等学科的合作，共同就实验室考古面临的各类学术难题进行攻关。有学者建议通过山东大学的实践，逐步把实验室考古的操作规程规范化、精细化和科学化起来，希望最终能够发展出一套指导实践操作规程等。 最后，与会专家学者对实验室考古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要求。希望实验室考古不能仅仅是更加细致的发掘，不能等同于室内精细发掘，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应当在记录手段、研究和检测手段、文物保护等方面获得改进和发展。 (《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1日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