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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学习中，发现老师讲授的原始社会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可以用“形状”两个字来概括，即首先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状，然后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状，最后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状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1985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石兴邦先生学习新石器时代考古。我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依据区分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这个基本思路，把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进一步细分为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三个组。毕业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过多次田野发掘，也写过一些发掘报告和论文。有些从形状的角度开展研究所获得的认识，到现在看还是正确的。在当时以建立文化谱系为主要目标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考古学基础。 1989年，我到日本千叶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加藤晋平教授给了我三个建议：一是继续学习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二是学习日本绳纹时代考古，三是学习20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西方考古学界的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于是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选择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日本、欧美的考古学界在完成考古学文化谱系建设后，通过加强考古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建立起新的理论和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从多个崭新的角度开展研究，把考古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这两门学科正是欧美学者在推动考古学前进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从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至今，已是16年过去了。这十几年里我的研究工作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家文物局课题的支持下，努力促进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和方法与国际同类研究接轨，做好动物考古学研究。我先后前往内蒙古、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40余处考古遗址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我观察、鉴定、测量过的各种动物骨骼、贝壳数量已达30余万块。各种数据都已经输入电脑，由此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同时，我还把整理过的属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各个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分类整理，建立起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动物骨骼标本库。这样一个包括古代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类动物骨骼和贝壳的标本库，在中国考古学界是最齐全的，在世界考古学界也是不多见的。我的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动物考古研究的方法、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几种方式，不同时空范围内不同阶层的古人利用动物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特征差异，文化交流中的多种动物证据等等。这些认识揭示了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 第二部分，就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的支持下，组织包括考古学、第四纪地质与环境、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计算机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等领域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在胶东半岛开展了以环境考古研究为目的的贝丘遗址的野外调查、发掘和研究，完成了环境考古工作。我在环境考古领域里探讨的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认识特定时空范围内古代人类是如何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下开展生存活动的，他们在适应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又是如何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乃至于破坏自然环境的。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关古代居民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认识，对于帮助现代人类解决如何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问题，也是有启示作用的。 第三部分，就是和科技考古中心的同事们一起努力建设、发展科技考古事业。十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考古研究所各级领导的关心下，我们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列为院重点扶植学科、重点学科及重点研究室。我们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要课题。比如在刚刚顺利结项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项目的四个课题中，我们除主持或参与主持两个课题外，还在另外两个课题中承担了多项任务，成为国内考古学界在这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承担任务最多的研究部门。我在研究中体会到，科技考古正在从两个方面显示出自己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全方位地开辟了以往考古学研究不能涉及的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大大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和精确度。放眼未来，这两个方面都将随着考古发掘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新进展而一直持续下去，并且将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以上三个部分的主要研究成果都分门别类地收集在这本文集的第一至第三编里。这本文集的第四编是悼念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名誉主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和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的。这两位先生在推动中国科技考古事业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第一至第四编的文章此次发表时都略作改动。这本文集的第五编是我的科研成果篇目。我把它们按照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前8年分别归类。从中可以看到21世纪前8年科研成果的主要特征除了数量明显增多外，英文文章的数量也增多了。中国在走向世界，学科在走向世界，我自己也在努力走向世界。 现在，由前辈学者们开创的中国科技考古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她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广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刻苦钻研，得益于学习科技考古的青年学子们的勤奋努力，也得益于全国广大考古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进一步加强科技考古研究力度，提高考古学调查、发掘和研究中科学技术的含量，考古学运用的技术方法就会越来越科学，考古学提取的信息资料就会越来越丰富，考古学开辟的研究领域就会越来越广泛，考古学获得的研究成果就会越来越精彩，考古学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本文为作者所著的《科技考古文集》的前言，已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3月19日第8版，该书已由文物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