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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有关专家研究中国古代家马的热点主要集中在起源问题上。如美国的奥尔森认为家马起源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奥尔森，1986），中国的周本雄、谢成侠、王宜涛，日本的末崎真澄等都认为家马起源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周本雄，1984；谢成侠，1986；王宜涛，1998；末崎真澄，1996），王志俊等认为家马起源于夏末商初（王志俊等，2001），日本的林巳奈夫认为家马起源于殷商至战国时期（林巳奈夫，1959，1960）。而笔者则认为至少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家马起源于商代晚期（袁靖等，1997）。可见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 另外，大家认定家马起源的标准主要是根据考古学的文化现象进行推测。绝大多数学者只要发现考古遗址里出土马骨，不管其数量多少，也不进行测量，提出尺寸上的依据，就认定其是家马 。而笔者和林巳奈夫则依据大量完整的马骨架有规律地出土于考古遗址中的特定遗迹里，认定这是当时人的一种有意识地处理马匹的行为，因此这个时候肯定存在家马。我们依据的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考古学证据。迄今为止，笔者整理和测量的马骨数据都是从一些距今3000年以来的遗址出土的（袁靖等，1998，1999，2001），因为没有看到商代晚期与家马起源有关的马骨，无法进行测量，所以现在还不能从骨骼形态学上提出关于家马起源的标准。 本文拟在归纳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出土马骨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家马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起源于商代晚期的观点，同时，围绕古代对马的阉割问题阐述我们的看法。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商代出土的马骨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 中国发现马骨化石的遗址大致有32处。其中，黑龙江省发现1处（图1），吉林省发现3处（图一），辽宁省发现4处（图一），内蒙古自治区发现2处（图一）、山西省发现7处（图一），陕西省发现3处（图一），甘肃省发现7处（图一），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发现1处（图一）（祁国琴，1991）。贵州省发现1处（图一），四川省发现1处（图一），云南省发现2处（图一）（韩德芬等，1991）。 从以上的发现可以看到有三个特点，一是发现马骨化石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中国以东北、华北和西北为主的北方地区，共发现28处，而在云南、贵州、四川所处的西南地区仅发现4处。二是北方地区发现的马骨化石在种属上基本都属于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yi Poliakof），而西南地区发现的马骨化石种属不明。三是两个地区的各个遗址中发现马骨化石的数量不等，北方地区遗址发现的马骨化石数量往往较多，最多的是峙峪遗址，按照第3臼齿统计的最小个体数可达120个（贾兰坡等，1972）。而西南地区的有关报告中要么没有马骨化石的数量记录，要么仅仅发现1个或2个马牙。 （二）新石器时代 中国新石器时代里发现马骨的遗址数量极少，都集中在北方地区，这里全部汇总如下。 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图一）文化堆结的年代较长，自距今6000年到2600年，但是文化内涵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距今6000-5000年。在半坡遗址的文化层里出土了2个马的牙齿和1节趾骨（李有恒等，1959）。陕西华县南沙村遗址（图一）为距今4000年左右，在一个灰坑里发现2具完整的马骨架（王宜涛，1998）。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图一）为距今4000年左右，在文化层里发现了数块马的骨骼（周本雄，1983）。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图一）为距今4000年左右，在文化层里发现了数块马的趾骨（梁思永，1934）。 属于黄河上游地区的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图一）为距今5000年左右，在文化层里发现1个马牙（袁靖，待刊）。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图一）为距今3700年左右，在文化层中发现3块马的下颌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1974）。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图一）的年代大致与大何庄相同，报告中提到发现马骨，但由于数量少，且破碎，未报道部位及数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1975）。 我们认为，由于当时对半坡遗址的全部动物骨骼是作为一个出土单位来整理的，没有区别全部动物骨骼各自出土的地层和单位。我们无法确认这些马骨出自距今6000-2600年的哪个文化层。另外，迄今为止，在年代上与半坡遗址6000~5000年的文化层相当的遗址已经发现几十余处，但都没有发现马骨的记录（袁靖等，1997）。有关白营遗址和城子崖遗址的马骨标本的报道都很简单。特别是白营遗址的马骨标本极少，而且破碎，所以整理者没有谈及发现的是马的哪一部位的骨骼，也没有阐明其属于家马的理由。同样，与白营遗址和城子崖遗址年代相当、同样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绝大多数距今4000年左右的遗址里也没有发现马的骨骼（袁靖等，1997）。而陕西华县南沙村遗址的具体材料尚没有发表报告，依据了解这次发掘的研究者的论文，在这个灰坑里仅发现马骨，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这个灰坑年代的文化遗物，发掘者只是依据在这个灰坑周围发现距今4000年左右的文化遗物，推测这个灰坑也属于同一时代（王志俊等，2001）。故我们很难对这批在年代上尚有问题的材料开展讨论。因此，依据上述的材料，我们认为即使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马的话，这些马也不属于当时人饲养的家马，而是属于野马。 黄河上游地区的傅家门、大何庄、秦魏家遗址均发现有马骨。由于傅家门、秦魏家遗址出土的马骨数量极少，而当时的研究者对大何庄遗址出土的3块下颌骨没有描述，没有测量，没有照相，这些马骨资料也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做进一步的探讨，深入研究尚有待于今后在这个地区的新发现。 （三）商代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图一）属于商代晚期，年代为距今3370~3050年。在这个遗址里发现多座车马坑，一般都是1车2马（图二）。另外，于1934年秋~1935年秋在殷墟遗址的西北冈发掘马坑20个（东区13个，西区7个），每坑中马的数量少者1匹，多者37匹，而以1坑中2匹为多。1978年春在殷墟遗址1550号大墓东南用探铲确认了上百个方坑，成行成行地排在一起。发掘了其中的40个，坑长约2.80~3.00米，宽约2.00~2.20米，深约0.80~1.60米。每坑埋马最少为1匹，最多为8匹，有12个坑为1坑2马（图三），有11个坑为1坑6马（图四），还有3坑为每坑1人2马（图五）。这些马很可能和祭祀有关。除马坑外，还有牛坑和猪坑等，但除了马坑是成片地集中在一起的以外，牛坑和猪坑都是零星地分布在埋人的坑的中间（陈志达，1994）。 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图一）属于商代晚期，其年代未做碳十四测定，大致相当于殷墟遗址较晚的时期。在这个遗址发现1座人、马和狗埋在一起的坑，1座马坑和1座车马坑。车马坑为1车2马（图六）（西北大学历史与考古专业，1988）。 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图一）属于商末周初，其年代未做碳十四测定，其年代的上限晚于殷墟遗址。在这个遗址发现几座车马坑，其中1座为1车2马（图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5）。 以上这些遗址都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由此可以证明至少在距今3370年开始，家马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 二、家马的起源 上文提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商代晚期存在家马，那么商代的早期是否存在家马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从商代早期开始探讨动物骨骼的出土情况。这里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属于商代的遗址不少，但是出土动物骨骼，并对这些动物骨骼经过科学整理的遗址数量并不多，好在经过整理动物骨骼的遗址都是各期的重要遗址，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这里归纳如下。 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属于商代早期，年代为距今3600~3400年。在这个遗址的祭祀沟里发现了大量的猪、牛、羊、鹿、狗和鱼的骨骼，但是没有发现1块马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城队，2001）。 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属于商代早期，年代为距今3435~3410年。在这个遗址的祭祀坑里发现牛、狗、象牙、猪、鹿、鹤等动物骨骼和蚌壳等。但是没有发现1块马骨（宋国定等，1995）。 河南安阳洹北商城属于商代晚期，年代为3370~3220年，稍早于殷墟遗址。在这个遗址的文化层里发现了蚌、青鱼、鸡、田鼠、狗、犀、家猪、麋鹿、黄牛、水牛、绵羊等11种动物的骨骼，但是没有发现1块马骨（袁靖等，2000）。 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的车马坑和马坑里均发现埋葬有马，且数量相当多，证明当时马已经成为家畜。但是我们从商代早期的遗址到商代晚期的洹北商城遗址的祭祀遗迹、文化层和灰坑里却都没有发现一块马的骨骼。究其原因，应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由于对属于商代这个时期遗址的发掘范围有限，所以没有发现马骨。第二种解释就是商代早期尚无家马，家马是到商代晚期才出现的。当时马的地位十分特殊，其为商代王室和贵族所专有。王室和贵族生前用其驾车或在进行祭祀活动中使用，死后则用它们随葬，绝不把它们作为食肉对象来对待，所以我们在属于商代晚期的洹北商城的文化层里也没有发现马骨。这和当时人对鸡、狗、猪、牛、羊的处理是不一样的。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有用鸡、狗、猪、牛、羊进行祭祀的记载，在发掘中也发现不少以上述动物进行祭祀、随葬的实例，而在文化层和灰坑里也都发现有数量不等的鸡、狗、猪、牛、羊的骨骼，这些动物骨骼显然是当时人食用后废弃的。说明当时的人既把这些动物作为祭祀、随葬的对象来处理，也把它们作为食肉的对象来对待。我们认为依据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第二种解释的可能性最大。 古文字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证据，在甲骨卜辞中有“王畜马于兹牢”的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1），但是我们从未发现过有关于记载王畜牛、畜羊、畜狗、畜鸡、畜猪的甲骨卜辞。我们认为“王畜马于兹牢”这条卜辞强调了马的重要性。当然，王不可能亲自去养马，“王畜马于兹牢”可能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但正是这种象征性的举动却证明了当时马的特殊性。 由于考古发掘的材料有限，加之到现在为止我们测量的马骨都是属于距今3000年以后的（袁靖等，1998，1999，2001）。我们还没有测量过商代晚期（距今3370~3050年）的马骨，也没有进行遗传因子的研究，我们还不能对商代晚期的家马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做出全面科学的回答。但是从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商代晚期的家马，很可能是通过文化传播，从别的地区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林巳奈夫，1959，1960）。 三、马的阉割 中国的甲骨文（距今3370~3046年）中已经有关于阉割动物的记载，如猪字的腹部有一画与腹部连与不连两种写法，据闻一多考证，连着的是公猪，不连的是阉割的猪（闻一多，1937）。在甲骨文中还有在马字的腹部加一符号，据王宇信考证，此为用绳或皮条为套，将马的睾丸绞掉（王宇信，1980）。 在中国现在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阉割动物的就是马，时间为距今2221年的秦朝。秦朝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死后埋于秦始皇陵，位于现在的陕西省临潼县。考古学家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发现一组大型陪葬坑。其中1号坑是以战车与步兵排列组合，2号坑是战车、骑兵、步兵混合编组，3号坑是武士打扮的仪仗。三个坑内确认有木制战车130余乘，陶马600余件，其中拉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16匹，各类武士俑近7000件。（陕西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等编，1983）。另外还发现了铜车马陪葬坑，出土了2组4匹马拉的车，全部是用青铜制作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1998）。 我们发现1号坑里的马均是拉车的，每辆车由4匹马拉，这四匹马都是制成被阉割过的。我们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只有阴茎，没有睾丸（图八：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1988）。铜车马陪葬坑出土的铜车马同样由4匹马拉车，这些马也是制成被阉割过的。我们从图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4匹马均只有阴茎，没有睾丸（图八：2）（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1998）。2号坑里发现的马有拉车的和骑乘的两种，骑乘的马的背上有马鞍，故称为鞍马（袁仲一，1990）。拉车的马与1号坑的马和铜车马相同，也是只有阴茎，没有睾丸。鞍马则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同样是只有阴茎，没有睾丸。另一种则是即有阴茎，又有睾丸（图九：1、2）。由此看来，当时安放在这里的陶马和铜马依据睾丸的有无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明显地表现出其是被阉割过的公马，如1号坑、2号坑里拉战车的陶马、铜车马陪葬坑中拉车的马及2号坑里的部分鞍马。另一类则明显地显示出其是没有被阉割的公马，如2号坑里的部分鞍马。当时拉车的马都是阉割过的，而鞍马却可以分为阉割过的和没有阉割过的两部分。我们现在还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但是这个发现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养马技术、用马制度等都是很有价值的。 四、结论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存在野马，野马是当时人捕猎的对象。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马与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而到了商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家马，这可能和外来文化的传播有关。依照考古学的证据，中国在距今2221年以前就熟练地掌握了阉割马的技术，而依据对甲骨文记载的推测，则这种阉割技术的出现至少是在距今3300年以前。 谢词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先生、应明先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段清波先生的指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淼先生、张蕾女士为本文绘制插图，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注释： 1、斯坦利J. 奥尔森：（殷志强译）：《中国北方的早期驯养马》，《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89-91页。 2、陈志达：《自然遗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415-41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林巳乃夫：《中国先秦时代的马》，《民族学研究》第23卷第4期39-50页，1959，第24卷第1-2期33-57页，1960年（日文）。 3、韩德芬等：《中国南方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兼论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吴汝康等主编：《中国远古人类》338-391页，科学出版社，1991。 4、胡秉华：《滕州前掌大遗址有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8日。 5、贾兰坡等：《山西峙屿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39-58页。 6、李有恒等：《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卷第4期173-185页，1959年。 7、梁思永：《兽类鸟类遗骨及介类遗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城子崖》（页数），1934年。 8、祁国琴：《中国北方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兼论原始人类生活环境》，吴汝康等主编：《中国远古人类》277-337页，科学出版社。 9、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编著：《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182-188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10、陕西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等编：《秦始皇陵兵马俑》1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87，191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12、宋国定等：《郑州小双桥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5年8月13日第1版。 13、王宜涛：《也谈中国马类动物历史及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2日。 14、王宇信：《商代的马和养马业》，《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99-108页。 15、王志俊等：《中国北方家马起源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26-30页。 16、闻一多：《释豚》，《考古学社社刊》1937年第6期第188-194页。 17、西北大学历史与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1-22页。 18、谢成侠：《古代中国马匹利用的历史》，张仲葛等主编：《中国畜牧资料集》，科学出版社103-122页，1986年。 19、袁靖等：《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7年4月26日。 20、袁靖等：《洹北花园庄出土动物骨骼研究报告》，《考古》2000年第11期75-81页。 21、Yuan Jing and Xu Lianggao, 2001, A Study of Faunal Remains Unearthed at Fengxi, Chang’an, Shaanxi 22、Province. CHINESE ARCHAEOLOGY, Vol. 1, pp.134-136. 23、袁靖：《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动物骨骼研究报告》，待刊。 24、袁仲一：《秦始皇陵东侧第二、三号俑坑军阵内容试探》，袁仲一等编：《秦俑研究文集》217-230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 2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29-61页。 2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57-96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117-11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遗址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8日。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城队：《偃师商城发掘商代早期祭祀遗址》，《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5日。 3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9）3603页，29415号，中华书局，1981年。 31、周本雄：《河南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学集刊》48-50页，1983年。 32、周本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194-199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33、末崎真澄编著：《马和人的历史》160页，财团法人马事文化财团,1996年 （日文）。 本文原载于陕西省文物局等编：《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436-443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1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