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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贝丘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1897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来到中国台湾，对园山遗址进行调查，由此揭开中国史前贝丘遗址研究的序幕（1）。迄今为止，在中国的辽宁、山东、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台湾等地都发现了贝丘遗址，根据发表的调查、发掘报告统计，数量达210余处。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对贝丘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主要都是根据出土的人工遗迹、遗物，确定考古学文化特征和年代，而对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及人类的生存行为等课题基本没有涉及，与当今世界上的研究现状差距甚大（2）。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于1994年~1997年对中国山东胶东半岛的贝丘遗址进行调查、试掘和研究，目的是探讨当时胶东半岛的自然环境是如何制约人类生存的，当地的人类又是如何在适应环境生存、发展的前提下，对环境产生影响的（3）。以下分别阐述我们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结果。 一、材料与方法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胶东半岛的贝丘遗址共有20处。这些遗址都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烟台市文管会合作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其中，胶东半岛南岸自西向东分别是即墨的丁戈庄、东演堤、南仟、北仟遗址，莱阳泉水头遗址、海阳的桃林、蜊岔埠遗址，乳山的翁家埠，桃村王家遗址，荣成的河口、河西乔家遗址等11处。胶东半岛北岸自西向东分别是蓬莱的南王绪、大仲家遗址，福山的邱家庄遗址，烟台的白石村遗址，牟平的蛤堆顶、蛎碴塂遗址，威海的义和遗址、荣成的东初、北兰格遗址等9处（图1）。 我们对这20处贝丘遗址全部进行了调查，并对其中的翁家埠、大仲家、邱家庄、蛤堆顶等4处遗址进行了试掘和关键柱取样。 我们的调查方法主要是绘制遗址的地形图、分布图。在遗址的东、南、西、北及中部各钻一个探孔，并对钻探情况进行绘图、记录。打探孔的工具为洛阳铲，铲的直径为8厘米。在各个探孔附近设置1米×1米的采样小方，采集小方内地表上的贝类等全部遗物。采集遗址内地表上的各种文化遗物。地表采集与打探孔获取的资料不同，地表采集主要是针对文物和贝类，认识遗址所属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年代及对贝类做定性和定量分析，打探孔主要是认识堆积情况，各个深度的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如有剖面要进行清理，并做好绘图、记录和采样。 应用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遗址所在地的地貌状况，遗址的分布范围、遗址内的布局及遗物的分布和堆积状况，判定遗址的相对年代和文化特征，对遗址里以贝类为主的动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当时被人利用的贝类等动物的种类和比例，分析当时的植物孢粉、硅酸体种类和数量及其所反映的问题。另外，还能了解遗址的保存状况。 上述的调查方法在试掘遗址时同样适用。此外，试掘方法还包括布一个2米×2米的探方，按照考古发掘程序发掘，在探方内设置一个50厘米×50厘米的关键柱（图2）。由于我们发掘的是贝丘遗址，贝壳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因此我们在选定保存条件较好的遗址后，先对遗址采取多处打探孔的方法，再选择贝壳堆积最厚的地方进行发掘。我们在布方时用罗盘按照正南正北定位，划定2米×2米的范围，使用手铲进行发掘。在探方内如果没有发现灰坑、房址等特殊的文化现象，一般按照水平往下发掘，每次挖掘的深度为5厘米左右。分层的标准是以土质、土色或土层中包含的贝壳数量的不同为依据。自第1层开始由上而下编地层号。发掘时按地层采集所有出土的石器、骨角器、陶片和动物骨骼，对石器、骨角器、彩陶片和动物的下颌等都要测量三维坐标，其它的则归入同一地层。在发掘时选定堆积最厚的地方保留一个50厘米×50厘米的关键柱。待其他地方的发掘结束以后，采集关键柱的样品。采集的方法是以5厘米为单位对每一层全部进行采集。选择5厘米为一个单位，主要是考虑到贝壳的长和宽大致都没有超过4厘米，这样在采集时基本上不会损坏贝壳。另外，一般一个地层内会包括一定数量的5厘米的层。按5厘米取样，这对于以后探讨一个地层内自下而上的贝壳种类变化、尺寸变化都是有帮助的。设定关键柱的层位原则上是尽可能地与地层相对应，即地层如果是倾斜的话，关键柱的层位也跟着倾斜。由于这次发掘的几个遗址的探方内与关键柱相连的地层没有明显地倾斜，故关键柱的层位基本上呈水平状。在每个发掘的遗址中都遇到上、下文化层集中在关键柱内某一层或二层的现象。这些层内提取的样品不进行尺寸大小对比的统计。从理论上说，在上下二层相交的地方可以发现较多的微小贝类，依据这些微小贝类的生态，对于探讨遗址周围的植被环境等很有帮助。采集后的样品用网眼为2毫米的筛子进行水洗筛选，提取里面包含的全部贝壳、各种动物骨骼和人工遗物。按照地层采集土样，进行孢粉分析。 应用这些方法，除获得与调查时同样的效果以外，还可以帮助我们对遗址中的一个特定地点进行具体的解剖，以较高的分辨率认识当时的自然环境、一个时期或几个时期的文化的相对年代及人工遗物特征、人们的肉食种类、数量、比例，植物孢粉和硅酸体的种类、数量及上述的各种遗物在各堆积层中的共性与个性、当时人的某些行为等等。 二、全新世的自然环境 依据现有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全新世以来的气候变暖，造成冰川溶解。而大量水流涌入海洋，又使海平面上升，海水开始侵入陆地。胶东半岛三面靠海，距今6000年左右海侵达到鼎盛期时，当时的海平面高出现在的海平面4米左右。其进入陆地的范围因具体的地形而异。胶东半岛西北岸海拔较低，地势平坦，海侵时的海岸线深入陆地约35公里。而在胶东半岛其他海岸地区为大理岩和花岗岩的基岩地带，地形起伏明显，海侵时海水不可能超过海拔5米以上的等高线，故进入陆地的范围有限。在沟壑河谷的地形里海水进入陆地最深处可达10公里以上，而在一般基岩海岸则为2公里左右。大约到距今4500年前左右海水开始后退，而到距今3000年以来，海平面在现代海平面上下小幅度波动（4）。 从海岸类型看，胶东半岛南岸多为砂坝－泻湖型和港湾型海岸，有的海湾甚至为两侧的小半岛或海岬所对峙，湾顶分叉向内地深入，呈浅湾溺谷状，底质为泥沙混杂。胶东半岛北岸的地质基础主要是岩质为大理岩和花岗岩的基岩，那里又处于迎风面，因此多形成宽阔的砂质海岸。而有的部位为开口较大的海湾、湾口有海岬或小半岛保护，物质来源疲乏，经常受到波浪的冲击，继续保持着基岩海岸的特征（5）。可见南北两岸的地质、地貌条件差别较大。 从孢粉分析看，胶东半岛南北两岸的气候、植被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在距今5000年以前气候温暖湿润，存在一些现在生存在长江、淮河及其以南地区、喜欢暖湿的南方树种，如南岸发现水蕨属（Ceratopteris），北岸发现漆树（Anacatdia），榉树（Zelkova schneideriana）。距今5000年以来，南北两岸的植被均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是南岸和北岸都出现以针叶树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随后以草本及灌木花粉增加，主要特征是以旱生盐生的蒿属、藜科为主。这标志着当时的气候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趋向温和略干。除以上的相同点以外，两岸的气候、植被也有一些差异，比如南岸的气温略高于北岸，其植被也具有更多的现在淮河以南地区的特点（6）。 以上所述的海侵、海退的变化与气候、植被的变迁在时间上差异不大，证明当时曾经出现过一个全方位的环境变化。另外，胶东半岛南北两岸的地质结构、地貌形状又各具特征。对照下文将要叙述的人类活动，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自然环境背景为当时人类的活动提供了新的舞台，同时也对当时人类的活动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影响。 三、胶东半岛的文化序列 整个山东地区的史前文化在统一为山东龙山文化以前存在着两大分支系统。一支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工作的以胶东半岛为其主要活动范围的白石村一期（距今6000年~5700年）、邱家庄一期（距今5700年~5275年）和紫荆山一期文化（距今5275年~4860年）。另一支则是以泰山周围一带为其主要分布区域的后李文化（距今8500年~7500年）、北辛文化（距今7500年~6100年）与后来的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年~4600年）。 白石村一期和邱家庄一期文化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在年代上相差较大， 从陶器的特征观察这两大分支文化在发展上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联系，它们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发展轨迹。但其所处的文化阶段有相同之处，即都为所在地区年代较早或最早的文化。但是，胶东半岛自紫荆山一期文化开始就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最后，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逐渐融入山东龙山文化体系（7）。也就是说，依照山东地区陶器发展的谱系，我们可以确认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是从开始时的独立发展到逐渐接受山东腹地文化的影响，最后融入以山东腹地为发祥地的文化之中。 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主要依据陶器特征总结出来的胶东半岛地区的文化发展规律，在我们认识这个地区贝丘遗址的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时，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启示。 四、人类对全新世环境变化的适应及影响过程 我们对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环境考古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当时的人如何适应当地全新世以来自然环境的变化生存，及在他们的生存、发展过程中如何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的。 （一）居住地的选择 我们通过野外调查发现，胶东半岛的全部贝丘遗址在地貌上基本有一个模式，即遗址周围的三面往往是丘陵或山脉环绕，另外一面则是低洼地，低洼地有的直接或稍有曲折地通向现在的海岸，有的则顺河谷沟壑蜿蜒延伸至现在的海岸。当年海侵时，海水高出现在的海平面4米以上，全面进入陆地。在基岩海岸处海水的范围可能达到陆地上5米以上的等高线附近，而在河谷沟壑处海水则顺自然地势逆流而上。当时的海岸与各个贝丘遗址间的距离均在3公里以内。可见当时人在海边建立居住地，其获取海产资源的活动半径普遍都在距离遗址3公里之内（8）。当时人在居住地的选择上，充分考虑到适应海侵形成的自然地貌变化特点及获取海产资源时需要耗费的往返路程。 （二）获取贝类和鱼类 我们通过对胶东半岛各个发掘的遗址的关键柱和调查的遗址的采样小方中所获取的所有标本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依照每个遗址中主要贝壳的种属，可以把20个贝丘遗址分为8组，即大致有以牡蛎为主（北仟、南仟、东演堤、泉水头）、以牡蛎、泥蚶为主（河西乔家、河口遗址）、以牡蛎、蛤仔为主（南王绪、北兰格遗址）、以多形滩栖螺、蛤仔为主（大仲家遗址）、以蚬为主（邱家庄遗址）、以蛤仔为主（白石村、蛤堆顶、蛎碴塂、义和遗址）、以泥蚶为主（翁家埠、蜊岔埠、桃林、桃村王家遗址）、以文蛤为主（丁格庄遗址）等（图1）（9），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各组在地域位置上是有区别的，且表现出一定的分布规律。如南岸的贝丘遗址中不见蛤仔，北岸的贝丘遗址中不见泥蚶等。究其原因，贝类的生态特征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知道，各种贝类对各自的生存环境有特定的要求，且反应十分敏感，一旦环境变化，贝的种类就会跟着变化。比如，泥蚶适宜生存于气温较高、底质为泥沙混杂的环境里， 这正好与海侵时海水进入陆地，特别是在南岸顺河谷进入陆地，形成浅湾溺谷地区的地理环境相符，另外，南岸的气温也高于北岸；牡蛎对温度的要求没有泥蚶那么明显，但其需要泥沙混杂的底质，我们在发现它们的遗址周围都能找到这样的环境；蚬是生存于河水与海水相交的环境里的一种贝类， 它所存在的烟台市福山区邱家庄遗址正好位于大姑荚河的入海口；而砂质海岸的环境一般适宜蛤仔、文蛤、多形滩栖螺等生存等等。这些贝类各自的生态特征决定其必须生存于胶东半岛南岸和北岸的不同自然环境里。而贝丘遗址中出土的不同贝壳种类，正是当时的人们仅能获取居住地附近的海边所能提供的特定贝类资源作为食物的表现。微小地貌的不同，影响了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所获取的贝类资源的不同。 除了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丰富的贝类、甲壳类动物（附表1）外，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的鱼类遗存（附表1），这些鱼类遗存也为研究人类的资源获取模式提供了重要信息。比如，鱼类中的黑鲷、真鲷及鲈鱼等，它们主要是在春季靠近岸边产卵，其它的很长时间里往往生息于海水深处。而当时人捕获它们的时间，可能也是根据鱼类的生态特征，集中在春季（10）。这种捕鱼模式与贝类获取模式相一致，根据日本学者对蛤仔等贝类的切片分析，证明贝类的死亡时间主要集中在春季，这是蛤仔等贝类产卵的季节，也是其最肥的时候（11）。这也能显示人们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已建立了季节性策略。贝类采集可能有计划地集中在一年中某一时期，那时贝类的营养最丰富。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在邱家庄、大仲家、蛤堆顶等贝丘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红鳍东方鲀的颌骨。红鳍东方鲀的肝脏、卵巢和皮肤含剧毒。必须除去内脏、鱼液，冲洗干净，方可食用。这种鱼骨的大量存在说明当时人已经懂得如何对这种鱼去毒后食用（12）。 （三）获取哺乳动物 除了贝、鱼类遗存和两种鸟类（附表1）外，在贝丘遗址中还采集到一些哺乳动物的骨骼，包括狗獾、猪獾、兔、梅花鹿等（附表1）。 我们推测当时的猪可能已被驯养（13）。因为在大仲家贝丘遗址里发现2头被埋葬的完整的小猪。另外，根据翁家埠、大仲家、蛤堆顶等贝丘遗址中出土的猪下颌所显示的的年龄结构表明，2岁以下个体的占据绝大多数。判断猪的年龄标准的依据是第1臼齿萌生完成为0.5岁，第2臼齿萌生完成为1.5岁，第3臼齿萌生完成为2.5岁。如果第3臼齿已经萌生完成的话，依据牙齿表面的磨损状况再判断其年龄。胶东半岛贝丘遗址出土的猪骨中以颌骨为最多，我们依据上、下颌骨的数量统计其最小个体数并确定年龄结构。翁家埠遗址邱家庄一期的猪的右上颌数量最多，为6块，其中0.5岁的1块，1.5岁的3块，2.5岁以上的1块。大仲家遗址邱家庄一期的猪仅见1块右上颌，其中第3后臼齿正在萌出中，年龄为2岁左右。紫荆山一期的猪的左下颌数量最多，为9块，其中0.5岁不到的2块，0.5岁的3块，第2臼齿正在萌出中，属于1岁的1块，1.5岁的1块，第3臼齿正在萌出中，属于2岁的2块。蛤堆顶遗址邱家庄一期的猪的左下颌为2块，均为1.5岁，另外还发现1块0.5岁以下的幼年猪的右上颌。以上19块颌骨中仅1块为2.5岁以上，其它均为2岁以下。这个年轻的年龄结构也是我们判断当时的猪可能已经被驯养的依据之一。 胶东半岛贝丘遗址中获取的狗骨仅为大仲家遗址出土的一块右下颌骨碎块。根据家狗在其他时间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已经出现的实例（14），我们推测胶东半岛贝丘遗址发现的狗属于家畜的可能性很大。当然，这一假设还需要以后更深入的研究来检验。 依据以上的认识，当时在贝丘遗址生活的人，获取肉食资源的生存活动应该包括捞贝、捕鱼、狩猎和家畜饲养等几种。我们发现在贝丘遗址中存在枥属、榛属、胡桃属等可食植物花粉，故推测当时人获取食物资源的方式中还包括采集植物。因为，当时人的食谱中不可能缺少植物性食物（15）。我们认为，当时人虽然在海边建立居住地，但其获取食物的种类并不局限于海产资源。居住地周围的陆地野兽及森林里的多种植物都是他们的食物来源。可见当时人是充分依赖于获取居住地周围丰富的自然资源生存、发展的。 （四）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距今6000年左右，胶东半岛出现了贝丘遗址，这是当地人们适应全新世中期沿海环境变化的最早证据。当时的人类生活在海侵形成的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中，他们适应海边的生存环境，把获取海产资源作为其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这是当时人生存的基本前提。但是，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又是具有理性的动物，这个特征决定了古代人类与自然环境特殊的相互关系。即人除了依赖环境生存以外，其生存活动的方式也会影响环境资源。 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可通过对贝丘遗址中主要贝类尺寸的历时性变化的统计分析给予证明。我们对大仲家、蛤堆顶、邱家庄、翁家埠等贝丘遗址关键柱自下而上出土的主要贝类都进行了测量统计。其测量的方法是用可精确到0.01毫米的卡尺量出每个属于左侧的贝类的宽度（因为贝可以分为左、右两侧，有左侧必有右侧，且两侧的大小应该是一致的，故没有必要测量两侧）（图3），并将全部测量结果输入计算机，制成2毫米为一个单位的柱状图进行比较。其结果如下。 大仲家遗址属于邱家庄一期的第4层（关键柱的12~14层）的蛤仔以30~32毫米的居多，其平均值为31.85毫米，中间值为31.70毫米，标准偏差为4.74毫米。而属于紫荆山一期的第3层（关键柱1~9层）的蛤仔则以22~24毫米的为主，其平均值为27.03毫米，中间值为26.00毫米，标准偏差为5.36毫米。大仲家遗址第3层和第4层的蛤仔测量尺寸结果比较的T检验为2.002。相比之下，第4层的比例最高的蛤仔尺寸、平均值、中间值都要大于第3层。另外，其第4层32-46毫米这种尺寸较大的蛤仔数量也明显地较第3层要多，而第3层16~28毫米这种尺寸较小的蛤仔数量又明显地较第4层要多（图4）。蛤堆顶遗址的第3层（关键柱1~7层）和第4层（关键柱9~10层）虽然都属于邱家庄一期，但是这两层的贝类尺寸还是有区别的。第4层的蛤仔以30~32毫米的为主，其平均值为29.64毫米，中间值为30.00毫米，标准偏差为5.04毫米。而第3层的蛤仔则以28~30毫米的最多，其平均值为28.72毫米，中间值为29.00毫米，标准偏差为5.11毫米。蛤堆顶遗址第3层和第4层的蛤仔测量尺寸结果比较的T检验为12.74。相比之下，第4层的比例最高的蛤仔尺寸、平均值、中间值都要大于第3层。另外，其第4层中32~48毫米这种尺寸较大的蛤仔数量都明显地较第3层要多，而第3层22~30毫米这种尺寸较小的蛤仔数量又明显地较第4层要多（图5）。翁家埠遗址的第2层（关键柱1~3层）、第3层（关键柱6~12层）、第4层（关键柱15层）都属于邱家庄一期，但是这三层中泥蚶的尺寸也有区别。第4层的泥蚶以32~34毫米的最多，其平均值为29.76毫米，中间值为29.76毫米，标准偏差为6.69毫米。第3层的泥蚶以24-26毫米的为主，其平均值为24.98毫米，中间值为24.50毫米，标准偏差为4.51毫米。第2层的泥蚶虽然也是以24~26毫米为主，但是其16~22毫米的泥蚶比例较第3层要多，其平均值为24.30毫米，中间值为23.50毫米，标准偏差为5.63毫米。翁家埠遗址第2层至第4层蛤仔测量尺寸结果比较的AVONA检验为12.868。相比之下，自下而上其比例最高的泥蚶尺寸、平均值、中间值都是越来越小。另外，第4层34~48毫米这种尺寸较大的泥蚶要多于第3层，第3层26~44毫米这种尺寸较大的泥蚶较第2层要多，第2层14~22毫米这种尺寸较小的泥蚶明显地较第3层要多，第3层14~30毫米这种尺寸较小的泥蚶明显地较第4层要多（图6）。 我们推测这些贝壳的尺寸自下而上由大到小的过程似乎反映出由于当时人长时间地捕捞某种特定的贝类食用，迫使贝类持续地非正常死亡，从而影响到这些贝类的自然生长规律。我们将这种由于人的行为所形成的贝类尺寸变小的原因称之为“捕捞压”。 （五）贝丘遗址的消亡 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证明，胶东半岛贝丘遗址较晚的年代集中在距今5000年前后。最晚的年代为距今4860年左右（16）。我们推测胶东半岛的贝丘遗址于距今4860年前后消亡。参考上面自然环境的研究结果，恰恰在距今5000年前，即稍早于贝丘遗址消亡的年代，胶东半岛南北两岸的植被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气候由温暖湿润向温和略干的转变（17）。尽管现在海退的时间一般定在距今4500年左右（18），这个时间与贝丘遗址消亡的时间，及气候、植被变化的时间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这可能出自海平面变化对气候变化的滞后效应。这样，把植被变化所表明的气候变化及随后出现的海退等地貌变化合到一起，即以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作为贝丘遗址消亡的一个原因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的因素。即恰恰在贝丘遗址消亡以前的紫荆山一期文化里，明显地出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因素（19）。我们认为，无论是聚落的规模、居址的建筑条件、墓地的范围、随葬品的多寡，还是陶器的制作工艺和造型及其他石器、骨器的形态，大汶口文化的水平整个高出于紫荆山一期文化。两个文化在地域上相连，因此，大汶口文化的向东发展是可以理解的。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在胶东半岛的出现，说明当时胶东半岛的人开始接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大汶口文化是以种粟为主的农耕文化。那么，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影响到胶东半岛以外，其农耕方式是否也在胶东半岛得以推广。也就是说，胶东半岛贝丘遗址消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环境开始变化以外，随着外来的农耕方式的推广，当地的人逐渐放弃了采集、捕捞的习惯，而开始从事一种新的生存活动方式。这可能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当时在胶东半岛的人没有一味地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下生存、发展，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出自己的能动作用。 五、结论 在对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研究中，我们分析和概括了白石村一期、邱家庄一期和紫荆山一期这三个时期的人类和沿海地区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复杂及变化的获取食物资源方式，如全新世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获取食物资源活动的影响、不断持续的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文化因素的作用，比如用农业生产代替采集食物。我们认为，在白石村一期这个贝丘遗址的起始阶段（距今6000年~5700年），人类开始获取贝类、鱼类和其它一些海岸资源，这是一种对变化的自然环境状况、特别是对在全新世海侵高峰时期的海岸变化的必然的适应手段。在邱家庄一期这个贝丘遗址的中期（距今5700年~5275年），人们保持着采集自然资源的习惯，即从整体上依靠野生的动、植物资源（家猪、家狗除外）生存，继续依赖于适应变化了的自然环境。但是其捕获的贝类尺寸出现变小的倾向，我们认为它可能反映了当时人们过度获取贝类所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在紫荆山一期这个贝丘遗址的最后阶段（距今5275年~4860年），贝类的尺寸继续减小，人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力进一步明显化。随着山东内陆地区农业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在气温下降时期向胶东半岛传入，我们认为，伴随着自然环境再一次出现的变化，采纳以粟为主的农业生活方式在贝丘遗址的消亡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文化变化在这一时期的生存活动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一个更为主要的作用。 谢词： 我们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铁梅教授的宝贵意见，特别要感谢高德博士在审阅和编辑稿件时所做的修改，使我们的文章从体例到叙述都变得更加规范化，在不少方面也帮助我们深化了原来的认识。我们认为他的帮助不仅限于这篇文章，对于我们思考今后如何把自己的研究介绍给西方的研究者，也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启示。我们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张蕾和杨梦菲为本文制作的插图和表。 注释： （1）鸟居龙藏：《台湾台北圆山贝丘遗址》，《人类学杂志》27卷第1期56页，1911年。 （2）袁靖：《关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贝丘遗址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1995年第12期1100-1109页。 （3）袁靖：《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几点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37-41页。 （4）a，赵希涛：《中国东部20000年来的海平面变化》，《海洋学报》1979年第1期269-281页。 b，李善为：《从海湾沉积物特征看胶州湾的形成演变》，《海洋学报》第5卷第3期390-398页，1983年。 c，韩有松等：《胶州湾地区全新世海侵及其海平面变化》，《科学通报》1984年第20期1255-1259页。 d，韩有松等：《青岛沿海地区20000年以来的古地理环境演变》，《海洋与湖沼》第17卷第3期196-206页，1986年。 e，韩有松等：《山东半岛沿海地区晚第四纪海相层、古海岸线及海平面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海平面变化》98-105页，海洋出版社，1986年。 f，徐家声：《山东半岛北部全新世后期沙坝—泻湖发育与岸线演变形式》，《黄渤海海洋》第7卷第4期25-30页，1989年。 g，赵济：《胶东半岛沿海全新世环境演变》，海洋出版社，1992年。 （5）同注（4）g。 （6）王永吉等：《青岛胶州湾地区20000年以来的古植被与古气候》，《植物学报》第25卷第4期385-392页，1983年。 （7）a，韩榕：《胶东原始文化初探》，《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96-119页，齐鲁书社，1986年。 b，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c，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论》，《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63-95页，齐鲁书社，1986年。 d，严文明：《胶东考古记》，《文物》1998年第3期37-41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9）同注（8）。 （10）同注（8）。 （11）Koike, H. Jomon shell mounds and growth-line analysis of molluscan shells, Windows on the Japanese Pate: Studies in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pp.267-278. （12）同注（8）。 （13）同注（8）。 （14）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问题》，《文物》2001年第5期51-58页。 （15）同注（8）。 （16）同注（8）。 （17）同注（8）。 （18）同注（8）。 （19）同注（8）。 该文是Shell Mounds in the Jiaodong Peninsula: A Study in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的翻译稿，原文发表于美国的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Vol. 4, No. 1-4。该文的作者是袁靖、梁中合、齐乌云、贾笑冰等，主要由袁靖撰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