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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在进行为期一天半的精彩汇报演示后,经专家评委会评议和投票,201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成功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是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举办的一次年度考古盛会,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数百处考古发现中遴选出25项重大考古发现进入终评环节,经过终评会现场汇报评审,综合考虑考古项目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最终评选出10项考古项目。 这是贵州考古继盘县大洞(1993)、赫章可乐(2001)、威宁中水(2005)、遵义海龙囤(2012)、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2014)之后,第六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贵州省第一个入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评选专家认为,牛坡洞遗址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标尺性的地层堆积及文化序列,对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新发现的7座墓葬,填补了过往贵州地区洞穴考古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特征及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距今万年左右的蹲踞等屈肢葬的发现也为研究南方地区屈肢葬的流变提供了重要线索。首次在贵州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典型细石器制品,将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出现与分布,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复原出的完整陶器,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 贵安新区自然环境优越,文化底蕴厚重,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可知距今3.8万年开始,便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直至今天,人类活动从未断绝。目前,是贵州文化发展唯一连续的地区。 数万年的人类活动,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地下文物资源极其丰富,反映了这一地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 然而,文化虽然璀璨,数万年的沧海桑田,要破译这些历史密码,把它们完整的呈现在世人面前,需要开展艰苦卓绝的考古工作。  套箱提取墓葬 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 贵安新区马场镇高峰山脉以东,是一片开阔的山前平原,马场河在这里自南向北蜿蜒而去,自然环境十分优越。 马场河两岸的布依族村寨星罗棋布,其中在河东岸有一座名为龟山的小寨子,隶属于平寨行政村。 寨子东行约0.2公里有一座东西狭长的孤山,形似一头侧卧的牛,当地人惯称其为“牛坡”,上有宽敞山洞,宽约8米,进深3至7米,被称为牛坡洞。 2011年秋,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调查队来到平寨村龟山组的牛坡洞进行调查。 当看到洞内岩壁上胶结的陶片、石器、兽骨、螺壳以及古人用火形成的木炭等遗物时,着实令所有专家兴奋不已,一致认为这是一座保存状况较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坝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自2012年10月开始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至今已是第五个年头。 目前,发掘工作还在进行。随着发掘工作的展开,对牛坡洞遗址的了解也逐渐深入,遗址发掘的重要意义也开始显现。 在距今10000年前的欧亚大陆上,发生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新石器时代革命,促使人类社会开始从旧石器时代迈入新石器时代,一系列新的文化因素开始萌芽并迅速发展,如陶器和磨制石器的出现、农业的发生,等等。 根据地层的堆积关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对牛坡洞遗址样品的测试,判断遗址最早大约在距今10000年以前开始有人类居住,一直延续到距今3000年左右,甚至更晚。 牛坡洞遗址所处的时间范围,恰好在新石器时代革命发生的时候,意义十分重要。 根据遗址发掘和初步的研究成果,牛坡洞遗址大致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五个时期,既可能是同一个人群在这里持续居住生活,也可能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在这里栖息。 人类最早在牛坡洞遗址活动的时间为距今15000年,那时人类使用的工具类型以体型硕大的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质打制石制品为主,包括砍砸器、石锤、石核等。细小燧石打制石制品数量较少。 动物骨骼化石包括豹猫、豺、大熊猫、狗獾、黑熊、水鹿、水獭、原麝、猪獾等牛坡洞遗址的第二个时期为距今12000-10000年,使用的工具主要是一种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砍砸器,有时候还使用同样的石料剥制石片,制作小型工具。日常食物除了采集植物果实之外,还狩猎水鹿、水牛、赤麂、梅花鹿和野猪等野生动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约在距今10000-9000年的时候,牛坡洞人的工具加工技术和能力,原材料的遴选水平均有比较显著的提升。燧石开始成为制作工具的主要原料。虽然有时候还使用砺石砍砸器,但其原料已不再局限于石灰岩,大型燧石砍砸器开始出现。大部分的燧石工具,是一种细小的打制石器,如刮削器、砍砸器等。典型的细石核、细石叶也开始出现,这是表明石器加工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磨制精美的骨器成为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工具。 当时是否出现农业,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显而易见的是,狩猎采集仍占据主要地位。 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主要有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麂、赤麂,甚至还有大型食肉动物——虎。也许经常性面临食物短缺,也许有什么其他原因,牛坡洞人除了消费猎获的动物的肉,还把动物骨骼砸碎,获取其中的骨髓。 遗址中发现的碳化果核和被认为是加工坚果的工具,证明这一时期还流行采集食用坚果类食物。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墓葬,这就使得我们可以真切的了解牛坡洞人的模样。 当进入到均今8000～5500年时,通体磨制精美的石器开始出现,主要是石斧。这是一种农业工具?伐木工具?亦或是狩猎工具?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此时本该出现的陶器,仍未有明确的迹象。大量发现的动物骨骼,昭示着牛坡洞人的食物来源,仍以狩猎为主,可能伴随有家养动物的存在。截至目前,未见到农业出现的证据。 在进入牛坡洞遗址第四个时期的时候,陶器终于出现。虽然数量较少,器类比较简单且破碎严重,但器形比较规整,烧成火候也比较高,显示出了比较高的陶器制作技术。 最后,可能已经进入了历史时期。牛坡洞遗址持续有人类活动,并遗留下一些相对晚近的陶片。 通过发掘,对牛坡洞遗址三个洞穴的关系及其功能有了初步认识。根据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推断,遗址内有两洞应被同时占用。一洞出土大量动物遗骸,较多加工坚果类食物的石锤以及炭化果核,推测其应为当时的主要生活区。有一洞出土大量的细小打制石器以及石屑、断块、石核等石制品,推测其可能是当时加工石器的场所。另外,在有一洞口外左侧发现数座墓葬,可能还是一个墓葬区。一洞的文化堆积较浅,但从出土遗物看,该洞可能与其他两洞同时使用,但应非主要活动场所。 牛坡洞遗址发掘意义深远。首先,在文化层中出土了数十件典型的细石叶、石核,此为该时期贵州地区所仅见。其次,我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含“小石器”或“细小石器”的遗址数量众多,但极少发现小型石器或细小石器与细石器技术共存的遗址,牛坡洞遗址的发现将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出现与分布,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第三,遗址中新发现的墓葬,填补了长久以来贵州地区洞穴考古中不见墓葬的空白。将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提供重要线索。 长期以来,贵州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洞穴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相对薄弱。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我们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牛坡洞遗址B洞近景 释读数万年来贵安人类活动的密码 贵安新区考古工作要从1954年羊昌河灌溉工程谈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农业水利灌溉的需要,羊昌河灌溉工程应运而生,工程队正在紧张的施工,忽然,一坑文物就暴露在了大家面前,随即,当时的贵州省博物馆筹备组开始了清理发掘工作,于是贵安新区的考古工作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此后,考古专家们又对这一区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古调查,发现大量的古代墓葬,紧接着金家大坪、老鸡场、尹关、夏云、天龙、新新桥、琊珑坝、余家桥、放牛坡、花园等墓地相继被发现,一层层拨开了贵安新区汉代文化的面纱,为我们呈现了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 这些考古发现证明,在汉代,中央王朝已经开始在此地经营开发。 1956-1959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对原清镇、平坝交界处的汉墓群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清理,共发掘160多座墓葬,年代自汉代至宋代,出土大量的陶、瓷、漆、铜、金、银器、织物等丰富的遗物。 1965-1966年间,考古者在今贵安新区马场镇附近的万人坟、熊家坡、大松山等地,清理34座年代从汉到明代的古墓葬,出土丰富的陶、瓷、漆、铜、金、银器等珍贵文物。 1981年,贵州省博物馆对平坝县白云镇的飞虎山遗址进行了发掘,第一次在今贵安新区境内发现了史前洞穴遗址。据炭十四测定的最老年代为距今约13000年。此次考古发掘,在飞虎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骨角器、陶片等,打制石制品532件,磨制石器21件,骨角器79件,陶片2000余片。 2012年以来,对贵安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再次启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国内多家考古专业机构开始持续关注贵安新区考古工作。 一方面是“贵州中西部洞穴遗址”在国家文物局立项,为解决史前时期相关学术问题的考古工作启动；另一方面是为配合贵安新区项目建设的文物资源普查及发掘,仅在以马场、高峰、湖潮、党武四个乡镇为核心的区域就新发现洞穴遗址百余处、汉晋宋明时期墓葬数百座,对牛坡洞、招果洞等洞穴遗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在牛坡洞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后,2016年4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招果洞遗址进行了试掘。 我们共清理面积约1.5平方米,获得一个文化层剖面,剖面深度达6米,对地层进行了年代测定,下层年代距今约3.8万,中部层位距今约1.7万年,上部层位距今约4000-5000年。 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坐落在一个长条形山间盆坝当中,在盆坝的西侧边缘,岩孔村招果居民组的几户人家,错落有致的分布在山林之间,沿着这几户人家,向后山顺势而登,没多久便可到达招果洞遗址。洞口宽约20米,高约4米,向内延伸约25米,洞内宽敞。 招果洞遗址所处的小环境十分优越,东距麻线河200米左右。洞前为一个南北向的长条形盆坝,麻线河自南向北蜿蜒流经坝子,招果洞东距麻线河仅200m。麻线河发源于长顺县广顺镇来远村“七一”水库,为长江与珠江分水岭的广顺背斜,是猫跳河及红枫湖的上游,最后注入乌江,汇集于长江。麻线河全长70多公里,流域面积约150平方公里,流域分布地势平坦的盆坝是古人类生活的乐园。 招果洞遗址堆积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出土遗物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征,早期阶段石制品原料主要为岩层燧石条带断块和河漫滩砾石,以岩层断块为主,河漫滩砾石主要用作石锤等打击工具,极少发现使用河滩砾石剥片的情况,这应当和本区域缺少大型河流和磨圆度较好的砾石有关。延续贵州更早阶段的小石器传统,石器坯材以石片为主,石器组合以刮削器为主。出现疑似细石器产品,数量少。骨角器发达。遗址上层磨制石器出现,打制石制品数量仍占绝对优势,石器工业面貌与早期的区别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遗址上层,陶器出现,数量极少,陶器出现的确切年代,还有待进一步的工作。骨角器依然发达。 招果洞遗址由于洞前树林密布,且与洞前盆坝的相对高度较高,少有人为扰乱,保存整体较好,文化堆积面积超过200平方米,在洞口有一个近现代的扰坑,面积约9平方米,除此以外,洞内堆积基本为原生堆积。 通过研究发现,当时的招果洞人主要是以狩猎采集为主,动物资源利用充分,水生动物如螺类、蚌累、鱼类。哺乳动物诸如鹿类(水鹿、梅花鹿、麂、獐)、牛、猪、虎、狼、熊、兔子、猫、獾、豪猪、竹鼠、田鼠,此外还有少量鸟类骨骼的发现,说明当时古人类的食谱较为广泛。植物资源利用方面,通过浮选发现了较多的果壳、猕猴桃属和朴属,少量蓼科,另有较多未知种子,整体来看,植物种子种类单一,大都是可食的野果,说明当时古人类偏爱特定的野果,采摘具有选择性,绝大部分野果很可能在采摘地就地食用,只把少量野果带回洞内。 招果为布依语音译,为等待之意。招果洞遗址层层叠叠的地层,像一本天书,记录了数万年以来贵安人类活动的密码,等待着考古学家的释读。  牛坡洞遗址第四期陶器 贵州高原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摇篮 距今600多万年,全球气温由暖湿转向干冷,古猿们生活的非洲大草原植被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原来茂密的森林逐渐变为稀树草原,古猿中的一支,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开始单独使用下肢习惯性直立行走,直立的身体便于观察敌害,同时,他们的前肢被解放出来,成为手臂,可以进行更为复杂的操作。能否习惯性直立行走是早期人科成员区别于其他古猿最主要的标准。 在距今300万年左右,部分人科成员逐渐学会了使用工具,到距今200万年左右,人科成员中的一支进化成为直立人,开始走出非洲,走向几乎整个亚欧大陆,我们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直立人的后裔,这就是人类的故事。 但故事还没有完,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现代人是从哪里来的? 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之后向其他地区扩散,完全替代了此前的古老型人种。 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各地的现代人主要是从当地的古老型人种进化来的,之间产生过基因交流,使人类维系基因,未产生生殖隔离。还有些学者认为历史上这两种模式在不同地区都曾发生过。 贵安新区的洞穴年代最早接近距今4万年,这是现代人起源最关键的时期。 纵观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在贵州周边的广西崇左智人洞、湖南道县福岩洞都有确定的现代人牙齿和骨骼化石发现,年代距今可超过10万年。 而在贵州西部毗邻的云南省马鹿洞遗址则出土了原始体质特征明显古老人种化石,年代距今只有1万多年,因此,正好位于几省中间位置的贵州,境内发现的古人类体质特征情况显得尤为重要,贵安新区洞穴遗址保存好、堆积厚、时代跨度大,具备极大的工作潜力。 现代气候资料显示,贵州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季风环流,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环境,具体表现在,交通相对闭塞,生态承载能力受气温、降雨等因素影响,呈周期性变化,为适应这些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 贵州的先民创造了一套独特的适应策略,宏观上表现为穴居和打制石器的使用时间延续到很晚的时段,考古学家张森水称之为“类旧石器文化”。这些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前期调查工作中发现的一些洞穴遗址中有很好的表现,对这些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对于全面了解低纬高原喀斯特山区的人类特定适应性生存策略,具有突破性的作用。 综上,旧石器过渡阶段,大河平原地区相继进入农业社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贵安新区为代表的洞穴居民。 由于优越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面貌在数千年间表现为巨大的稳定性,虽有少量技术变革,但整体稳定,连续发展,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攫取型模式。通过季节性迁徙,大致维持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这是人与自然相处的一种独特模式,与大河平原地区的生产型模式不同。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今天贵州生态文明的雏形。 贵州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2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黔西观音洞、威宁草海遗址、桐梓人、盘县大洞、兴义人、穿洞人,无不向世界诉说着在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 贵州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最多的省区之一。 1981年普定穿洞出土骨角器千余件,引起国内外震惊,被中科院专家们誉为“亚洲文明之灯”。 目前,全省境内发现史前洞穴遗址300余处,数量居全国前列。 “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考古界已形成共识的这个观音洞在黔西县。北京周口店的猿人载入人类演化史,而观音洞的文化类型和文明形态显有关注。 历史学家范同寿这样描述史前贵州:“当世界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渺无人迹的时候,坐落在云贵高原东半块的贵州地区,早已是一派生机。”新石器时期一直到商州时期,文化面貌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 从一个侧面说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贵州的族群大致稳定,贵州新石器时代居民应该从本地区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  骨铲  骨铲 让文物“活”起来演绎“贵安故事” 在牛坡洞遗址入选2016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消息公布后,2017年4月22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贵安新区党工委第一书记秦如培调研新区考古发掘工作,贵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及相关部门以及省文化厅、文物局领导参加调研。 秦如培在实地调研牛坡洞遗址、招果洞遗址、杨家桥墓地遗址博物馆和省考古研究所选址地,每到一处认真听取情况汇报,不时询问相关问题,现场研究土地协调、遗址保护、科学利用、周边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强调要做好文物发掘研究,充分挖掘新区历史文化的“精神富矿”；要加强文物保护管理,保护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要探索文物科学利用,做好展示场馆规划建设,增强群众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认知、认同和热爱。 实地调研结束后,秦如培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贵安新区重点文物考古发掘工作和新区规划建筑馆方案情况汇报。他在座谈会上指出,新区牛坡洞遗址成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文化自信重要指示精神的物化落地,是新区在开发建设中坚持生态保护、文化保护、民俗民风保护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新区宝贵的文化财富。 他强调要做好文物发掘研究,充分挖掘新区历史文化的“精神富矿”,保护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全面提升文化自信”的要求,树立文化意识、文脉意识,注重在科学发掘、保护利用、推广传承上狠下功夫,切实提升新区文化自信,凝聚起加快建设五大新发展理念先行示范区的强大精神力量。 下一步,要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统筹处理好文物保护与新区开发建设的辩证关系,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做好文物科学发掘、保护利用、推广传承各项工作,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动”起来,让文物成为“贵安故事”的“讲解员”、成为“贵州历史”的新名片。 秦如培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新区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要突出文化抓建设,把文化视为灵魂来塑造,把文化当作产业来发展,赋予城市文气,全面提升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品质品位和文化软实力。要突出保护抓规划,按照“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的要求,坚持文化注入,体现唯一特征,把文化和文脉放在新区开发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突出责任抓落实,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建立科学的体制机制,狠抓责任的分解落实,切实提高素质能力和管理水平,为子孙后代留下文化、留住历史。要突出载体抓传承,切实做好中国南方喀斯特洞穴考古遗址国家公园、贵州考古人类学博物馆、新区规划建筑馆等文化类基础设施落地新区的规划建设,使其成为新区历史文化的“宣传栏”,进一步传播好、传承好贵安文化。 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马长青在座谈会上表示,要充分认识坚持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切实贯彻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加强文物发掘保护利用各项工作,加快相关场馆的规划建设,加大遗址遗迹发掘保护支持力度,通过有力措施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进一步彰显贵安新区的文化特色和人文精神。（特邀主持:周必素 特约撰稿:张兴龙 傅宪国 付永旭 原文刊于《贵州日报》2017年05月03日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