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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东南亚的古代王国——纳兰达-斯利维查雅科研中心田野考古培训纪实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中国文物信息网 赵春光 参加讨论

    纳兰达—斯利维查雅科研中心田野考古学校(Nalanda- Sriwijaya Center Archaeological Field School,简称“NSC”)隶属于新加坡“东南亚——尤索夫·伊萨克研究所”(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面向东亚峰会成员国(East AsiaSummit)招生,旨在促进过去2000 年亚洲各国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研究,培养该领域的专家学者。项目由新加坡外交部出资赞助,并得到柬埔寨阿普萨拉局(Authorit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Angkor and Region of Siem Reap, 简称“APSARA”)与柏威夏寺局(National Authority for Preah Vihear 简称“NAPV”)的支持与配合,已于2012、2013、2015 年举办三期。2016 年从澳大利亚、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新西兰、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越南、中国等12个国家招募16 位学生,包括博士、硕士、本科生,项目负责人为该田野学校的卡尔(David Kyle Latinis)博士与柬埔寨阿普萨拉局的戴瑞斯(EA Darith)博士。该项目包括参观考察、民族考古学调查、田野发掘、讨论汇报等内容。
      
    柬埔寨古代王国历经扶南、真腊、吴哥等时期,留下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其中吴哥(Angkor)、柏威夏寺(Temple of Preah Vihear)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武汉大学考古学系与东南亚国家开展了持续稳定的交流与合作。2016 年11 月20 日至12 月15 日,笔者受邀赴柬埔寨、新加坡参加纳兰达—斯利维查雅科研中心举办的为期25 天的田野
    考古培训,近距离接触了柬埔寨的古代王国的文化遗产,学习了该地区历史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与思路,进行了愉快的学术交流。
    
        参观考察——寻找失落的文明
        
    柬埔寨的庙宇如遗落在雨林中的文明,重要古迹逾千处,笔者参观考察了包括吴哥窟(Angkor Wat)、通王城(Angkor Thom)、奇梳山寺庙群(Phnom Chisor)吴哥博雷(Angkor Borei)、柏威夏寺(Temple of Preah Vihear)等在内的十处庙宇群,这些庙宇的年代范围为4-13 世纪。就笔者所考察的庙宇来看,早期庙宇群位于柬埔寨的茶胶省,可追溯
    至4-5 世纪。这一时期的建筑规模相对较小,有的直接在山腰上挖一洞穴,洞穴有门,内有雕塑,因此当地学者认为洞穴可能是庙宇的最初形态,当时尚未掌握建造技艺;7 世纪中叶,扶南王国被其北方属国真腊所灭,在首都三波坡雷(Sambor Prei Kuk)开始兴建大量的寺庙群;9 世纪阇耶跋摩二世建立吴哥王朝,定都暹粒;10-11 世纪,高棉帝国进入极盛时期,留下了吴哥、罗洛寺、塔布茏寺、柏威夏寺、贡开等重要文明古迹,柏威夏曾一度成为高棉帝国的都城所在地。古代王国政治势力决定了庙宇的兴衰,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宗教信仰对建筑风格有一定的影响。
        民族考古学调查——走向全国的磅清扬
        
    磅清扬(Kampong Chhnang)位于柬埔寨中部,因盛产陶器而著名,笔者与项目成员曾到昂东村(Ondong Resuei)进行民族考古学调查。该村落是柬埔寨最著名的陶器制作村,基本每家每户都从事陶器制作。陶土采自村子附近的山区,位于表土层岩石层之间,一般采取挖洞方式,洞口直径约2 米,向下采掘,深可至数十米。陶器制作者主要为女性,制陶工艺通过母女形式而传承。制作方式基本为手工捏制,先制作器身,从上部修整成口沿,底部与器身分开制作。器型有罐、钵、熏炉、瓶、盆等,陶塑有猪、象等。陶器制作完成后,由男性运输到外地贩卖。根据调查,每一家户会有篱笆圈围,入口朝向道路,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入口至居住区,有香蕉树、水井、祭祀设施等;第二部分为生活区,房屋为上下两层干栏式建筑,下层为制作陶器工作区,上层为卧室;第三部分为牲畜饲养区,包括牛棚、鸡舍、动物粪便区等;第四部分为工作区,主要是陶器烧制区域,有的家户会在生活区之前烧制陶器。有些家户有陶窑,但大多数仍采用较为原始的平地堆烧形式,陶器烧制温度较低。磅清扬保留了传统的陶器生产模式,这里进行的民族考古学调查是为了促进对吴哥时期陶器生产传统的研究。
        田野发掘——揭露丛林中的贡开
        
    贡开遗址(Koh Ker Site)位于柬埔寨北部柏威夏省贡开村,它于19 世纪被法国探险家艾莫尼尔(Etienne Aymonier)发现。贡开遗址不仅仅是指该遗址,还包括寺庙建筑、碑刻、景观环境等内涵。20世纪法国学者对贡开寺庙建筑进行调查,共发现180 多座建筑遗迹,绝大多数被热带雨林所覆盖,且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2012、2015 和2016 年,由柬埔
    寨阿普萨拉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匈牙利东南亚研究中心和新加坡纳兰达—斯利维查雅科研中心等机构组成的国际考古队对贡开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
    2016 年共发掘15 天,发掘KK2、KK3、KK4三个遗址点,根据情境与目的来设计发掘方式,其中KK2、KK4 采用探方发掘, KK3 采用探沟发掘。以KK2 遗址点为例进行介绍。KK2 共发掘5 个2×2 平方米探方,发掘按照10 厘米的水平层向下发掘,并绘制探方平面图,发掘深度约120 厘米后停止发掘,然后根据土质土色在KK2 整个发掘单元北壁划分为10 层。遗址点工作队员5-8 人,轮流合作进行发掘、绘图、拍照、测量、记录、筛选土壤收集细小遗物等。
        
    该遗址出土了黑曜石、河卵石、陶器、青铜环、瓷片、动物骨骼、贝壳、螺壳等遗物。陶、瓷器几乎无完整器,陶器可辨器形有罐、盆、钵等;瓷器可辨器形有碗等,一些瓷片来自中国。根据前期研究成果与出土遗物,初步判断该遗址年代从7 世纪左右延续到13世纪。发掘的过程中,有队员在遗址点附近选择两个点进行钻探,探孔深150 厘米,根据土色卡、土样卡记录每段深度、土质、土色、包含物等信息,并采集土样回实验室做岩相学、AMS-14C 测年、孢粉等分析,以研究该遗址不同时期的环境状况。同时还有队员在驻地对当天或者前几天出土的遗物进行清洗、整理,以便发掘工作结束之后把资料带回阿普萨拉局进行系统整理研究。
        讨论汇报——思想火花的碰撞
        
    讨论学习贯穿于田野培训的整个过程,形式灵活多样。包括参观考察过程中对遗址、建筑、文化的介绍,田野调查发掘对争议问题的探讨,不同成员的团队合作交流,专题讲座,项目成员的汇报等。专题讲座邀请了悉尼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以及柬埔寨的当地学者,内容包括柬埔寨史前时期聚落、墓葬与陶器,柬埔寨吴哥时期的瓷器与窑址,柬埔寨陶瓷器贸易关系与贸易路线,贡开遗址的水利系统,环境承载力在贡开遗址水资源管理系统中的适应性研究,贡开遗址出土的鱼骨,地球物理学在考古遗址中的应用,考古测量与绘图等。最后汇报2~3 人一组选一话题进行阐述,涉及“贡开遗址的早期聚落模式”“贡开遗址的水资源管理系统”“贡开遗址出土的扶南时期的遗物”“贡开遗址出土中国瓷器”“贡开遗址出土黑曜石”“德罗哈儿(Trapeang Khnar)岩画艺术”“磅清扬陶器的过去与现在”“考古、遗产管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等。专题讲座与汇报年代从史前
    跨越到历史时期,领域包括聚落研究、遗物分析、民族考古学、公众考古等多个方面,这些学术活动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们拓宽了视野,增加了我们对柬埔寨乃至东南亚的历史与考古的认识。
        认识与收获
        
    庙宇古迹是柬埔寨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许多建筑因雨水、战争等因素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亟须保护。目前国际保护合作项目是柬埔寨文物保护工作重要形式,法国、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都积极参与修复、保护行动。20 世纪末开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受中国政府委托先后参与周萨神庙(Chau Say)、茶胶寺(Ta Keo) 等保护工作,中国在柬埔寨文物保护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与研究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十三五” 期间,中国需要参与到更多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中,深化国际合作,促进文化交流,共同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发展与繁荣。
        
    柬埔寨在考古调查与发掘方面,也十分注重与世界各地研究机构进行合作。不同考古理念与考古背景的碰撞、切磋与融合,贯穿于考古田野工作的始终。这亦使柬埔寨逐渐以更先进、科学的理念开展考古工作,注重田野工作的可持续性。在公众考古方面,柬埔寨当局十分重视当地居民与考古工作的互动,如在贡开遗址发掘过程中多次邀请中小学生参动,并由考古队员进行介绍,这使当地居民更够更好地认识考古,也为以后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促进考古学科长足发展。
        
    从史前时期、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以及历史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就频繁发生。据悉尼大学博士大卫·布拉瑟森(David Brotherson) 在柬埔寨调查采集的瓷片,其中有80%以上来自中国;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展示了在爪哇海打捞的唐代沉船大量保存完好唐代瓷器;越来越越多考古材料为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证据。如张光直先生在《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中所言“至少从古史和史前史来说,有许多中国境内的历史问题,其意义和它解决的途径是要靠中国境外的资料和研究作启示、辅导和共同解决的;同时有许多中国境内的资料,其重大的意义又不限制在中国境内历史问题的解决”。中国考古学研究应放在世界考古的背景中,我们在跨越边界的问题研究上不能为现有的国界所拘束。在国家倡导“一带一路” 战略背景下,文物考古工作者更应利用这一历史机遇,积极与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工作者进行合作,尽可能参与到东南亚的田野考古工作中,让中国考古“走出国门”,也为“一带一路” 战略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考古系)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4月28日7版)
    (责编:李来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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