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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2 月至2013 年3 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墓葬140 座、马坑7 座，出土各类文物约2000 余件，时代集中在西周早期的成、康时期。尤其M65、M28、M111 号大墓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分别出现了“曾侯” “曾侯谏” “曾侯犺” 三类曾侯的铭文，表明这三座墓可能分别是三位曾侯的墓葬。其中2013 年发掘的西周早期M111 号墓，是曾侯墓地规模最大的一座带有一条墓道的甲字型竖穴土坑墓，在该墓随葬的大批西周早期青铜器中异常罕见的发现了一组西周早期乐器（四虎镈1、编钟4，图一），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已有多位学者就其进行专题研究。（黄凤春：《湖北随州叶家山新出西周青铜编钟略论》，《东亚音乐考古研究论文集》，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 年9 月；方勤：《叶家山M111 号墓编钟初步研究》，《黄钟》2014 年第1 期；方建军：《论叶家山曾国编钟及有关问题》，《中国音乐学》2015 年第1 期） 可见其意义非同凡响。由于叶家山四件西周早期甬钟成编出土，且器形较大、纹样工细、音准极佳、铸造精美，为研究中国编钟发展变化的关键问题提供了极佳的实例。笔者就此谈以下几点认识：  一 长期以来，关于西周编钟特别是西周早期编钟的形态、组合及音列究竟怎样并不十分清楚，学界主要是通过陕西宝鸡竹园沟、茹家庄墓葬出土的两组编钟进行探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于困扰着学界。我们知道，西周编钟集中出土地关中地区，除墓葬发现外，主要出土在西周青铜器窖藏之中，而这些窖藏出土甬钟的年代明显有早有晚，难以辨清。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着这方面的新发现及研究成果，并通过关中地区西周中晚期编钟及南北甬钟的比较研究，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了部分属于西周早期甬钟，如晋侯苏编钟的其中四件、扶风五郡窖藏中的两件、扶风官务窖藏中的四件等。（高西省：《北方西周早期甬钟的特点及甬钟起源探索》，《西周青铜器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7 月；《官务一号窖藏及相关问题》，《乐器》1991 年第3 期；《秦子、秦公编钟及有关问题》，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编：《金玉交輝—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論文集》，2013 年11 月；《晋侯苏编钟的形制特征及来源问题》，《文物》2010 年第8 期；《简论扶风五郡西周窖藏出土青铜器》，《中国历史文物》2008 年第6期等） 由于这些甬钟形体比较高大，纹样工细、铸造精良，同被公认的西周早期竹园沟、茹家庄编钟形体小、铸作粗糙差异较大，所以，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这次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出土的4 件形体大、铸造精美的编钟极有说服力，四件分别由两型各两件组成。四甬钟形体结构完全相同，纹样明显区别为两种形式，一型钲、篆间均以密集的小圆乳钉界隔（图二），二型钲、篆间则以非常纤细的圈点纹界隔（图三）。它们的形制、纹样及铸造同笔者指出的西周早期编钟如扶风五郡（图四） 异常相似，可以肯定这些甬钟应该属于西周早期，我们再不能继续用宝鸡竹园沟、茹家庄编钟来看待周人（广义） 西周早期编钟的设计铸造水平，周人（广义）编钟从早到晚发展变化的脉络是清楚的。叶家山西周早期编钟的新发现是早期青铜乐器研究中，特别是西周编钟研究中的突破性发现。 二 西周编钟“从大批均为拼合而成的情况看，很可能当时是从多套编钟中按音律及大小挑选拼合的。不像其他青铜器不只是设计铸造精美，更重要的是作为乐器达到了音律准确，这是周人对早期礼乐文明的重要贡献。但由于一些国族未能真正掌握铸钟及拼合技术，才会出现大小次序颠倒的悬挂方式。” （高西省：《楚公编钟及有关问题》，《文物》2015 年第1 期） 从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看，晋侯苏编钟、楚公逆编钟、秦子编钟均为8 件一套，其音列结构完全符合周人（广义） 编钟组合的规律，但并未作到大小依次递减。尤其突出的是秦子编钟第一二号甬钟明显小于三四号甬钟（图五），大小排列明显错误。这次叶家山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四件编钟排列有序，并未盗扰，其大小及纹样排列完全紊乱（图六），两件形体较大、纹样相同（钲、篆间均以密集的小突钉界隔，枚呈二层台状） 的甬钟正好插在两件形体较小、纹样相同（钲、篆间均以密集的圈点纹界隔，枚呈尖乳状） 的另两型甬钟之间，完全不符合周人（广义） 编钟大小递减的排序。但是，经音乐考古学者测音，这4 件甬钟的音列符合周人编钟音列结构，不过4 件甬钟出土时的编次调整为两件形体高大（二、四号）、纹样相同的为一二号，两件形体小（一、三号）、纹样相同的为三四号钟，（方建军：《论叶家山曾国编钟及有关问题》，《中国音乐学》2015 年第1 期；方勤：《叶家山M111 号墓编钟初步研究》，《黄钟》2014 年1 期） 即，正鼓音形成羽、宫、角、羽三声羽调，正、侧鼓音形成了羽、宫、角、（徵）的音列结构，这种结构同西周晚期编钟8 件成编的主干音列结构完全相同（8 件编钟正、侧鼓音列为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也就是说4件甬钟是成编的。显然，曾人这套编钟是由两种形式拼合而成，但大小次序差异很小，同样并未完全掌握周人编钟的拼合技术。叶家山编钟的新发现，证明西周早期编钟的成编方式是从多套编钟中按音列及大小选拼组合不用怀疑。而且笔者认为，叶家山4件编钟的两种形式在陕西关中地区均有发现，且极为接近，湖南出土的一些甬钟造型纹样同样与之接近，但据笔者考察，湖南出土的甬钟普遍铸造达不到关中同类甬钟的精美工艺且不成编，由于周人灭商以后使用了商人工匠，并很快使青铜器铸造工艺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设计要求极高，铸造考究、且音律准确的高精度编钟的铸造拼合来说，其他方国恐怕是难以为之的。所以，这4 件编钟很可能来源于陕西关中地区或曾人完全按周人编钟的形制、纹样仿制，而后按其音律拼合而成。  三 叶家山M111 号西周早期墓出土乐器除编钟4 件外，还有四虎镈1 件（图七），无疑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镈同编钟的乐器组合。所以，在目前已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普遍称这组乐器(编钟4、四虎镈1)为编钟，有甚者直接称西周早期已出现五件成编的编钟。（黄凤春：《湖北随州叶家山新出西周青铜编钟略论》，《东亚音乐考古研究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 年9 月；方勤：《叶家山M111 号墓编钟初步研究》，《黄钟》2014 年1 期） 而笔者所论述的叶家山编钟只是4 件成编的甬钟，并不包括另一件乐器四虎镈。从音乐学的角度看，这件四虎镈与4 件编钟有极密切的关系，是一套合奏组合乐器毫无问题，但称其为一套编钟是很不合适的。镈虽为乐器，但作为只发单音的节奏性乐器，是与编钟配合使用的，而编钟是主旋律乐器。叶家山镈虽然同4 件编钟一并排列，但并不能说明它们就是一套编钟。在秦人乐器组合中，镈与编钟往往同出，秦子镈出土时同编钟同排并列，秦子镈的测音研究表明，同样只发单音，而且秦子镈的铭文直接指名为镈。从考古发现看，镈均为椭圆形空腔体平口，甬钟则为合瓦形空腔体凹口；镈通体以大兽面纹占主体部位，体四面均有扉棱；而甬钟通体有规范的钲、篆、鼓区域空间划分和纹样装饰，三十六枚高高突出器表；镈右鼓均无第二基音的纹样符号标识，而甬钟普遍有第二基音纹样标识符号（西周晚期）。所以，这种称谓直接混淆了编钟和镈是两种形体、纹样及使用情况完全不同的两种乐器，而且极易产生错觉。例如，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一排同出青铜乐器13 件，实际由鎛3 件和编钟8 件组合成的合奏乐器（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 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11期），而不能称为编钟13 件，西周晚期到目前还未发现13 件一套的编钟。再则，这件四虎镈同湖南出土的四虎镈酷似，很可能是从南方（湖南） 地区传来的（湖北省博物馆等：《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 年12 月），并同四件编钟共同组拼成组合乐器，就是说曾人按照周人（广义） 镈与编钟组合合奏的形式出现的。就整个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看，“明显是周文化在东南地区进一步拓展的体现，尤其表现在绝大多数青铜器与渭河流域西周青铜器没有区别，是作为周文化青铜器的翻版。” （高西省：《皿天全方罍年代及产地》，《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二期，2016年） 对于设计考究、音律要求准确的编钟铸造来说尤其如此。周人在西周早期已经形成四件一套成编的编钟组合，曾人只是效仿而已，将来一定会有新的发现证明。山西绛县倗国墓地西周中期M1、M2 各出土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的五件编钟，目前未见详细资料及测音结果发表，不能完全确定是否为一套编钟。 四 通过叶家山一型甬钟的发现可以确定周人在西周早期已开始使用第二基音。叶家山编钟发现后承张翔先生之邀前往工地观摩，当时发现了其中一件甬钟（后来的报道为两件） 右鼓有标音符号，而且同笔者在扶风整理官务青铜器窖藏发现的一件甬钟纹样形式及右鼓纹样极似（高西省：《官务窖藏及相关问题》，《乐器》1991 年3期），最近方建军先生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看来扶风这件甬钟体腔内虽有四条很浅的调音槽，但完全可能早到西周早期。周人（广义） 西周早期编钟造型、纹样及第二基音的使用完全可以同西周晚期衔接。这些发现虽较为零散，但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商周青铜乐器及商周礼乐文明开阔了视野。（作者单位：洛阳博物馆）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4月28日6版） （责编：李来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