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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到黄河的 “月朗星稀”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第一财经日报 孙行之 参加讨论

    从长江到黄河的 “月朗星稀”
    [真正形成多元一体、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是良渚衰落以后龙山文化时期的事情了]
    上世纪20年代, “古史辨派”将史料文献中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论断推翻,此前对中国文明起源理所当然的认知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后,以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西华阴村展开考古发掘为开端,重建上古史就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界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20年代迅速被中国学者所吸纳,也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紧迫关切。此后的90年,随着多处遗址发掘的展开,学者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逐渐深入。
    始于1996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既有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研究,遭遇来自海内外学界的各种争议,但2000年11月9日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依然成为应用最广、被认为依据最充分的古代历史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的开端定于公元前207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将探索的脚步进一步上溯,试图厘清中华文明进入“王国”阶段前的进程。2016年,正式启动于2002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结项。15年的研究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多年来累积的考古成果如何填补史前历史年表的一个个空白?日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王巍在上海博物馆做了名为《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讲座,并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
    对于中华文明这一概念,王巍认为,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共同体区域当中,某一个区域或者某几个区域相继进入了文明阶段,就可称之为“中华文明”。在“最早的‘中国’,或许就是二里头文化,就是黄河中游那一片区域”之前,中国大地上的文明则被统称为“中华文明”。
    国外考古学界普遍采用的文明衡量标准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文明的标准,包括农业与手工业的显著发展,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工;显著的阶层分化,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以及礼乐制度形成;出现了大量建筑和公共社会为主要标准的都邑性城市,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出现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
    据王巍介绍,15年中,全国范围内近百项考古发掘被纳入工程,其中包括被世界考古论坛选入“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浙江良渚古城及陕西石峁古城。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区域也从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逐渐扩展至整个黄河、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束后,一张关于“中华文明演进过程”的年表浮出水面。在新年表中,考古学家将中国大地分为七个区域,包括长江上游、黄河上游、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以及西辽河流域。距今6000年至3500年前,这七个区域总共出现了近30种文化类型,每一种文化类型都已经得出了相对确切的起止时间。考古学家已经构建出史前文明进入“王国”前在时空分布上的多元形态。
    在王巍看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部分成果是,学界已对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若干关键节点有了准确把握,并对文明演进的过程做了完整的解释。“多元一体”是这一过程的显著特点之一。已有的考古发现确认,距今4300年左右,冶金术传入中国,暴力与冲突成为社会常态。原本繁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陷于停滞,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趋势逐渐鲜明。直至距今3800年至3500年,被普遍认为是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迅速崛起。二里头考古队领队许宏将它称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月朗星稀”则是许多考古学家对这一阶段文明状况的比喻。
    “我们今天所处的情况有这样的特点:考古实物资料爆发式增长,同时,各种科技手段飞速进步。基于国际视野,我们可以在世界几大文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夏鼐、苏秉琦他们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指引性的推想。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通过不断涌现的考古发现,取得新的成果。”王巍这样说道。
    探源工程结束并不意味着史前文明演进过程已全然清晰。在考古领域,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又会带来更多未解之谜。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分歧依旧不断。“我们的研究是从考古实物出发,并不是用文献去套考古发现的实物。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增加,我们也随时准备对观点做出修正。”王巍说。
    何为“最早的中国”
    第一财经:苏秉琦先生当时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史前的中华大地上各个地区都诞生了初始文明。经过15年来的探索,是否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来描述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演进路径?
    王巍:文明的满天星斗当中有亮的,也有不太亮的。这是描述文明诞生之初的状态。早期有辽河的红山文化、安徽的凌家滩文化,再晚一点就有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当时是长江流域率先发光,之后,长江流域与中原此消彼长。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开始闪亮。到了二里头时代,文明就形成“月朗星稀”的状态。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由长江流域率先发生,再到黄河中下游崛起的动态变化过程。
    第一财经: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驽将陶寺称为“最初的中国”,你也曾提到它是“中原文明的起点”。这个遗址的特点在哪儿?
    王巍:中原文明的起点可以定在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距今4300年至4000年之间。它是同时期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内按照功能分区。高等级墓葬有独立区域,墓葬情况呈现醒目的社会分化。同时,陶寺遗址发现了铜矿资源、盐矿、采石场,出土了铜铃、齿轮型器等一批铜器。在一个陶扁壶上还出现了“文”的符号。这个符号被认为是属于汉字系统,应为汉字的祖源。在古史文献中,陶寺遗址,我们能够从史书中找到尧的历史,与之对应,史书中记载的“尧都”就处于山西南部。
    陶寺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都城遗址,对周围有相当影响力。这个遗址的情况,也说明当时中原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
    第一财经:考古学界对良渚古城的发掘持续了很长时间,如果说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是最早的古国,又说中华文明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其中是否有矛盾?
    王巍:良渚是古国,但没有延续下去。真正形成多元一体、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是良渚衰落以后龙山文化时期的事情了。良渚文明没有继续它的强大,它在距今4300年前迅速衰弱。此后,中原文明才逐渐崛起,并与此后中国的文明进程一脉相承。
    (良渚衰落的)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长江中下游环境变化,地下水位上升。良渚的繁荣是基于发达的稻作农业上的,在它的繁盛时期,很多沼泽地都是它的水田。对于这一点,我们发现了很多例证。此后,海平面上升,导致地下水位上升,造成洪患。原来的农田成了沼泽,农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发现,到了良渚晚期,禾本科花草就明显减少了。这是耕地面积减少的体现。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后,确实有气候异常波动的阶段。但是,这种气候波动对黄河流域的影响远远比对长江流域以及淮河流域的影响小。
    第一财经:最近五年对早期文明认识具有重要突破意义的遗址有哪些?
    王巍:石峁古城是最近发现确认的。原来我们认为北方地区是陶寺遗址比较重要,但没有想到陕北地区会有那么大的一个集团,而且它不是一处遗址,而是一群聚落。年代大约距今4200年到4000年之间。这个聚落的存续时间虽然不长,但它非常强大,强大到它最后把陶寺遗址的这个族群消灭了。这也是个神秘的聚落,在文献和古史传说中,我们找不到它的存在。但是这个聚落改变了中原的格局,最起码没有让“尧”这个系统再延续下去。
    良渚水坝系统的发现和外城的确认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成果。
    石家河遗址,25年前就开始发掘了,当时发现了一座120万平方米的古城。最近,人们在古城之内又发现了一个谭家岭古城,这个古城时间更早,大约在距今4700年至4500年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政治中心。石家河遗址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的宗教气氛也十分浓厚。
    “一定是从考古实物出发”
    第一财经:你在上海博物馆的讲座中提到,大约4500年前,黄牛、绵羊、冶金术、小麦自西亚传入中国。它们传入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冶金术,直接影响了生产力和礼器制度。能够说说它们具体的路径和过程吗?
    王巍: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还不好确切地回答。因为一些传入途中的中间环节,比如新疆考古,很多材料是缺乏的。一般来说,当然是途经西亚、中亚然后进入新疆,但是新疆我们还没发现比这个更早的文物遗迹。有沙漠等因素阻碍研究的进行。但是这些东西是从西亚传入,这是能够肯定的。黄牛、绵羊有DNA的证据。冶金术包括早期铸造的方法,包括形制,都是和西亚一样,最早的冶金制品也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但是具体通过怎样的交通线路进入的,我们还不知道。
    第一财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国家文化进程的追溯,与民族文化认同联系在一起。应该如何处理“感情”与“技术”的关系?
    王巍:我们身在中国,需要研究祖先的文明,这是无可选择的。我们并不是要把我们的历史往前推,而是希望弄清我们的文明起源于何时,为何产生,如何一路发展的。研究结果的确可能增添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关键问题是,我们是从学术出发,还是民族主义出发。用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才是站得住脚的。
    还有对文献的态度,有人认为我们的考古没有独立性,总是从文献出发。与国外相比,美国在文献上很缺乏,他们更多依靠人类学资料。从近现代还生活在那里的印第安人的状况来推断过去人们的生活。但是希腊、罗马有大量文献,这些国家都不能置大量文献于不顾,按照美国的模式来做研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历史是比较例外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考古是从文献出发,还是从实物考古出发。对我们来说,还是根据实物做研究,文献只能提供一些线索。在做结论的时候,文献也能够提供一定的佐证,但并不是用文献去套考古发现的实物。我们的态度一定是从考古实物出发。
    第一财经:2009年8月的《科学》杂志曾经为探源工程制作一期专号,给出了正面评价。目前,海外学者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评价是如何的,他们对这一研究项目的初衷有怎样的看法?
    王巍:我们这个项目确实是国家资助的,但没有任何领导人要求我们能够证明什么。并不是国家资助,我们就带有什么政治目的。这样一项大型工程,需要多学科专家的合作,他们分属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这就需要国家的大型项目来协调各个系统的学者来形成合力,联合攻关。
    (责编:李来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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