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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考古，对于大众而言，有两个激发想象的场景，一个是从千年古墓中端出的一鼎“牛骨汤”，另一个是出土时仍然寒光凛凛的战国宝剑——在极短的时间内一段12秒的拔剑视频播放次数就达946万。 这两件文物都与河南信阳市城阳城遗址18号墓有关，这是一座战国楚文化墓葬。  18号墓挖掘出的吴越式青铜剑  18号墓内的陶鼎 2017年2月15日，央视10套“考古进行时”栏目播出《信阳楚国大墓》，揭秘18号墓的发掘过程，但出土文物所携带的2000多年前的信息，仍有诸多未解之谜。 如今，18号墓葬已经进入发掘资料整理和实验室考古阶段。 18号墓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武志江介绍，从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学者们得出了更多关于那个时代的信息。 虽然墓葬还不能说出确切的年代，但是武志江说：“墓葬的年代与芈月时期很接近。”而且，我们所熟知的“亡羊补牢”的典故，就发生在这片城址之上。 一位武士与一锅牛骨汤 2016年4月起，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开始清理城阳城遗址区内3座被盗的战国楚文化墓葬，3座墓葬编号分别为M16、M17和M18（注：M即墓的意思）。 清理完16、17号墓葬后，11月，考古队集中力量对18号墓进行发掘，这座墓葬上部填土被盗，但并没有盗至椁室外。随后，便发掘出成为“网红”的“牛骨汤”和战国宝剑。 其实，这座墓葬就考古价值而言，并不是城阳城遗址内最高的，但在公众影响的层面，它却成了“明星”——武志江在之前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过。 或许，这是因为这座墓葬在挖掘的过程中，就用微博图文直播等现代传播手段将其细节公诸于众。毕竟，对大众而言，考古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大众愿意趋于这种真实感和现场感，由此生发有关过去的想象。 目前的资料初步整理有出土遗物的清洗、拼对、绘图等。对于18号墓，考古人员当下除了基本资料整理，更多的是实验室考古的内容。武志江说：”在实验室中将野外发掘的考古资料做精细化处理。因为实验室条件更好，更利于出土遗物清理。以陶器为例，实验室中清理出陶鼎里有牛骨，还有的有梅核，都非常完整。这种清理要是放在发掘现场，极有可能弄碎。“ 不能不说的，首先是传闻中那一锅“牛骨汤”。 18号墓中，编号为63号陶鼎内出土了牛骨，因挖掘之时墓葬内有水，出土的这只鼎也是汤汤水水，颇像一锅牛骨汤。 武志江介绍，这锅“牛骨汤”，主要涉及楚墓祭祀：“目前只发现一个鼎里面有牛骨，可能就是文献所说‘特牛’，即一只牛的意思。按礼制，用牛祭祀是高的级别，但战国时期礼制僭越经常发生。按楚礼的话，墓主人也应该是‘士’以上级别的，有可能是下大夫一级。” 正是墓葬形制、出土的陶鼎数量和祭祀用兽骨的种类（只有牛），表明了墓主的身份，而从出土铜剑、弓、箭等来推断，他应该是位士。 可这位士因何来到这里？ “亡羊补牢”的典故出自这里 武志江说，文献记载，楚国要“立足江汉，封畛淮汝”。“18号墓所在的区域为战国时期楚城阳城址，是楚国在淮河流域重要的战略要地，这个墓主人必然是配合楚国发展战略才来到这个地方。” 18号墓主人所处的年代应该是战国中期。 “极有可能是楚怀王时期，最多到楚威王时期。这个年代楚国由盛而衰，通过数次战争丧失了对南阳盆地的控制权，仅保留江汉平原和淮河流域的领土，最后连江汉平原都没有保住，秦将白起将其郢都攻破，楚顷襄王(怀王之子)流揜于城阳。”关于这段历史，《战国策·楚册》中有记载。 在刚播完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秦将白起，被给予不少笔墨，正是他，将楚顷襄王威逼到城阳城。 “而城阳就是我们现在挖墓的地方。”武志江说，“当然，《史记·楚世家》中记载，楚顷襄王最后还到了陈，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那里还有他的墓葬（已经发掘，楚王级别的，随葬品一般，但是墓葬级别高）。他在去陈之前，应该在城阳城呆过一段时间。具体多少时间文献没有记载。” 就是这段时间，促成了“亡羊补牢”的典故。 武志江认为，“亡羊补牢”的故事发生在城阳城的可能性极大。 如今说到“亡羊补牢”，我们的理解不过是某人丢了几只羊，赶紧修补羊圈，尚为时不晚。 而《战国策·楚策》中的故事则是这样的——楚顷襄王荒淫无度，将劝谏的大臣庄辛赶出楚国。秦国占领楚都郢后，楚顷襄王后悔不已，派人到赵国请回庄辛，庄辛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此后，楚顷襄王励精图治、重整旗鼓。“很有效，楚国的政权又延续了50多年。淮河流域对楚国非常重要，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占据，一直到楚国灭亡，楚国都是牢牢控制着淮河流域。即使它的老家，如江汉基地，春秋时被吴国攻破过（吴师入郢，春秋时期的大事），战国又被秦国攻破。但淮河流域它是一直控制的。”武志江说。 墓主人或许曾佩剑征战 18号墓及其周围大量同时期墓葬的发现，对研究楚国在城阳城地区的经营非常重要。 “原来讲城阳城，只知道它有一片贵族墓葬区，在城址的西南岗地，但数量非常少，只有十几座，级别都比较高，随葬品也很丰富，应该是封君一级的。但这次的发现，主要是下大夫或士一级的墓葬，他们是当时的中坚力量。从城址布局来说，西南岗是贵族墓葬区，城址东南的这一片是中下层武士及其配偶的墓葬。” 一座城的人员组成，恰恰是当时楚国历史境遇的一个证明之一，武志江说，这片墓葬的发现，对整个战国考古资料的补充，从宏观上没那么重要，但对城阳城来说，非常重要。 18号墓棺椁中，那位武士手持的是吴越式铜剑。从18号墓的发掘研究中，可以理出基于当时时代的线索。 自战国中期，浙江一带，已被收于楚国的疆土之中，吴越地区的先进制剑业深刻影响着楚国和中原。 18号墓葬发现了两把青铜剑，一把随葬在墓主人的左侧，另外一把在椁室的后室。虽然两把青铜剑形制有差异，但武志江说，他们都是典型的吴越式铜剑。 战国时期楚墓中男性随葬青铜剑的现象较为普遍，青铜剑之外，往往还随葬弓箭。“墓主人左侧这把铜剑，应是一把青铜剑，其特征是圆茎、有剑格，学术界一般将这样形制的剑称之为‘吴越式剑’”。武志江说，据考古专家田伟先生研究，这种剑在春秋中期之前，发现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苏、福建等地，属吴越文化范围。至春秋晚期，吴越式剑的分布范围扩大到荆楚、齐鲁、三晋等地。到了战国时期，荆楚地区的发现非常多。 其原因主要在于：“吴越式剑制作精良，各国将其奉为国宝。还有，战国早期以后，吴越先后亡国，其地被楚人占领，为这种吴越式剑在荆楚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经过考古工作者初步观察，墓主人左侧这把铜剑，剑茎处（把手）有织物缠绕。剑身大致呈银白色，一侧刃部有小缺口，或为应力受损。 “也许，墓主人生前曾佩戴它征战。”武志江有这样的猜测。 （原文刊于：《钱江晚报》2017年3月19日A13版）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