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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苏州市区西南的“木渎古城”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处非常重要的周代大型遗址群。2011 至2014 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群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收获。对于位于木渎古城西南部、紧邻太湖之滨的“合丰小城”的局部发掘与认识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考古学报》2016 年第2 期发表的《苏州木渎古城2011-2014 年考古报告》（以下简称《木渎报告》，文中引用的该报告资料及图片，不再另注） 刊布了有关发掘成果。然而，笔者在仔细阅读已公布的墓葬资料以及相关分析之后，觉得《木渎报告》对于编号为2014SFFM80 （以下简称“合丰M80”） 的年代认识存有疑问。由于该墓的年代判断会影响到对于合丰小城使用期限乃至木渎古城兴衰历程的认识，因而有必要将问题提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苏州合丰小城2014SFFM80 的年代 根据《木渎报告》，合丰M80 位于土墩D152 上，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开口在第6 层下，打破第7 层城墙堆积”，葬具为单棺，人骨保存较为完整，为仰身直肢。棺外一侧随葬有两件陶器：一件是泥质灰褐陶的印纹硬陶瓿，敞口，假圏足，平底，“通体拍印曲折纹，纹饰较深，颈部有五周较浅的弦纹”，口径9.7、底径9.7、高7.2 厘米；另一件是泥质灰陶罐，“直口，圆唇，斜折肩，腹斜收，底微凹。素面”，口径17.6、底径12.5、高20.1 厘米。不难看出，这两件器物无论是在质地、造型，还是在装饰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推断，这种差异实际上是不同文化渊源的体现，并且还存在着时代早晚的差别。然而《木渎报告》却只关注了其中的1 件器物，即具有当地文化传统且年代特征偏早的硬陶瓿，通过与德清独苍山土墩墓、常州淹城遗址已发现的同类硬陶器物的比较，便得出了该墓“当属春秋早期”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木渎报告》还结合合丰小城城墙内出土遗物的时代，进一步推论合丰M80 所处这段城墙“仅经过较短时间的使用即告废弃”。 众所周知，在考古学上判断一座墓葬的年代，通常并不是选取墓葬中年代特征最早的随葬品作为依据，而是应在充分比较了墓葬中所有随葬品的时间序列之后，主要依据随葬品中年代最晚的样本来判断墓葬所处的时代。因此，要正确判断合丰M80 的年代，还需要对与硬陶瓿共存的泥质灰陶罐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笔者认为：恰恰是被《木渎报告》所忽略的合丰M80 所出泥质灰陶大口罐，就出土地点所处的江东地区而言应属于一种外来的文化因素，而且在年代上要比同墓共存的印纹硬陶瓿晚许多。已知同类型的陶大口罐最初似主要流行于关中地区的战国秦墓中，在《塔尔坡秦墓》《高陵张卜秦汉唐墓》《西安南郊秦墓》《西安北郊秦墓》《西安尤家庄秦墓》等报告中均有报道。而且随着秦国的东扩，该类大口罐还逐渐从关中地区向关东六国地区传播，出现在今三门峡（ 《陕县东周秦汉墓》《三门峡南交口》）、襄樊（ 《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荆州（《荆州荆南寺》） 等地的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的秦墓中，有的还延续至西汉早期。总体来看，其空间分布的变化与秦统一进程有着密切的关联，主要流行时间是战国中晚期至秦统一时期。器形特征上除了大口、平底之外，尤以其肩腹部的明显折痕最为典型，如已报道的陕西高陵张卜IIIM33:9、西安南郊茅坡光华胶鞋厂M66:11、西安南郊茅坡邮电学院M116:1、陕县M3411:4 等标本所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秦式折肩大口罐”。很明显，合丰M80 出土的陶罐与上述秦墓常见的折肩大口罐应属于同一类型。如果这一判断不误，那么，合丰M80 的年代就不太可能是《木渎报告》依据硬陶瓿所推断的春秋早期，而应该晚至秦灭楚、占领江东地区之后，可以说是江东地区新发现的一座“秦墓”。其实，类似合丰M80 这种晚期墓葬中随葬早期印纹硬陶器的情况过去在江东地区也有报道，如在浙江湖州方家山一座年代大致属于新莽至东汉初期的墓葬M20 中，与汉代高温钙釉器物共存的就有1 件春秋时期的印纹硬陶瓿（《浙江湖州市方家山第三号墩汉墓》，《考古》2002 年第1 期）。 关于江东“秦墓”的甄别 关于江东地区的“秦墓”，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做出清晰的判断。1983 年，在距离苏州不远的上海青浦福泉山墓地就曾发现有2 件与合丰M80 所出折肩大口罐器形一致的器物，分别出自编号为青福M1 和青福M2 的两座墓（《上海青浦县重固战国墓》，《考古》1988 年第8期）。其中编号为青福M1:10 的那件，口径15.1、底径14.5、高19.3 厘米；编号为青福M2:3 的那件，口径16、底径13、高19.2 厘米。两件器物的器形和尺寸大小也都与合丰M80:2 接近，只是胎质为泥质红陶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在编号为青福M2:3 罐的肩部还发现有戳印的“吴市”印文，由此也可以推断是在江东地区的“吴”地（苏州或其附近） 烧造的（或许其胎质变为泥质红陶，也正是与此烧造环境的变化有关）。同类型折肩大口罐， 在前述河南陕县M3411 出土的一件，上面戳印有“夹（陕） 亭”印文（《陕县东周秦汉墓》）；而在三门峡南交口M16 出土的一件，肩部戳印的是“陕市”印文，表明都应是在“陕”当地烧造的。依据俞伟超先生的研究，战国晚期以来陶器上“市”、“亭”戳印文的出现往往和秦的统治有关（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 年）。“陕”地正是秦国东扩进程中较早占领的地区之一，所出带有“夹（陕） 亭”、“陕市”戳印文的折肩大口罐，器表往往还保留有一定的绳纹装饰，也和关中地区的秦墓所见更为接近。而当此类罐出现在江汉地区时，器表的纹饰明显减少，开始出现增加器盖、施加黑陶衣等新的情况；江东所见，还出现了泥质红陶胎的折肩大口罐。这些都说明，同样是具有秦文化因素的折肩大口罐，在传播过程中也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迁而发生某些变化。 不过，前引《上海青浦县重固战国墓》报告的作者在推断青福M2 的年代时，同样未注意墓中所出土陶罐的特征以及陶罐上的“吴市”戳印这一重要发现，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泥质灰陶鼎盒壶豆组合上，通过与湖南地区楚墓出土遗物相比较，认为其年代是战国晚期，并归入了“楚墓”的范畴。然而，从具有秦文化背景的“吴市”大口罐的出现而言，笔者认为青福M2 的实际下葬年代可能已晚至秦统一江东之后了（参见拙稿《文化变迁中的器形与质地――关于江东地区战国秦汉之际墓葬所见陶瓷器组合的初步考察》，《文物》2012 年第4 期）。因此，从文化因素上讲，青福M2 和M1 随葬陶器的构成实际上是楚式与秦式两类器物的混合体，已不是纯粹的“楚墓”了；尽管其墓主人很可能仍是楚人，但若按时代论，则应归入“入秦”之后的“秦代墓葬”（或“秦墓”）范畴。 物质文化面貌的变迁与政治环境的改变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这恐怕是历史时期考古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对合丰M80 年代的判断和江东秦墓的甄别，也为回答这样的问题提供了一点思考。当秦末天下大乱时，正是江东楚人的奋勇北上，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悲歌。故事的背后，也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进行考古学研究时认真思考的内容。（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8月29日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