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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唐宋墓》——抢救性考古发掘报告编写的新思路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中国文物信息网 贾利民 参加讨论

    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华大地有史以来地貌最大的人为变化。一条条高速公路、铁路连通四方,一栋栋摩天大厦拔地而起,城市化更是深刻地改变着长久以来的居住环境。如此巨大的变化对文物保护工作也提出了严峻挑战,考古工地四面开花, 考古队员“四海为家”。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考古探勘和发掘成为各省考古所或博物馆业务的重心甚至核心,很多重大考古发现即产生于此。
    虽说考古不是挖宝,历史不是帝王将相,考古研究也不等同于重大发现的研究,但如曹操墓、海昏侯墓等重大发现确实吸引公众眼球,发现的东西确实能对考古研究有重要推动,而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单个的或少量的墓葬、遗迹等,显得很不起眼,看起来也不那么重要,可能有意无意被忽略了,好一些的发篇考古简报,有的甚至只在各单位的年度考古工作报告中提及一下。公众不以为意,发掘者也不以为意,但总有“有心人”。
    选题的提出
    岳阳,古称巴陵,唐宋时称岳州,因其北扼长江、西临洞庭而为冲要之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是将岳阳的名声传遍天下。千年以往的“巴陵盛状” 难以寻觅,今日之岳阳楼虽更壮观但却已非昨日的那栋,而千年以前的岳阳人,千年以前名著天下的岳州窑似乎是更加难解的谜团。
    从上世纪90 年代起,岳阳各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唐宋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少则一两座,多则十来座,随葬品不多,且不少被盗,让发掘意义再打折扣。这些考古发现也慢慢淹没于配合基建发掘的大潮中。
    2014 年12 月岳阳茆山发现一座保存较好的宋代砖室墓,岳阳市文物处邀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同制定搬迁保护方案。湖南省所方面的高成林老师因在岳阳做工作较多,对岳阳乃至整个湖南省内的唐宋墓葬比较熟悉,因而负责了这次方案制订,并由此出发产生了将岳阳境内发现的多座唐宋墓葬一同整理、深入研究、合并发表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岳阳市文物处的赞同和大力支持,湖南省所也派出精干人员参与实施,汇集6 处11 座隋唐墓葬的报告初步成型。
    
    (《岳阳唐宋墓》,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文物管理处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12 月出版,定价198元)
    报告的再次整理和编写
    合并整理岳阳地区唐宋墓的想法虽好,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6 处墓葬发掘于不同时期,有的已发表过简报,有的只是初步整理。由于资料整理者不同,各报告的体例、格式也不尽相同,因而后期的线图重绘、器物照片重摄,乃至文字的统一和规范都花费了较多精力。
    相对于文字工作,全书体例的安排更见编者的学术远见。一是各墓葬的前后次序并非简单按照发掘时间一一列出,而是有一定的学术考量。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北宋时期岳阳乃至更南的长沙地区多为竖穴土坑墓,以致有学者认为北方风格的砖室墓到南宋时才出现。而此次公布的4 处9 座北宋墓葬均为砖室墓,且茆山宋墓M1 造型精致、结构复杂,显然北宋时期岳阳已有较为成熟的砖室墓构筑技术。隋唐以来,尤其是两宋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以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而这一南移和开发过程,既有人群南迁的因素,也有北方文化向南方影响的因素。宋墓各节即以空间的南北为序,次第列出。
    二是单辟一章进行墓葬发现的深入研究。众所周知,唐代开国后,气魄雄大、兼收并包,于国内吸收域外的各种文化因素,于域外传播中华文化,这一点在服饰、音乐等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岳阳唐墓陶俑的发现证明,这一影响不仅存在于长安、洛阳等京畿地区,即便是离中原较远的湖南等地也存在这一现象。陶俑服饰形制特征与数量统计、女乐伎俑的形态与所持乐器,又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多视角。唐宋时期,我国的制瓷业发展到一个高峰,白瓷如雪、青瓷似玉,国内也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窑口。通过科技考古进行瓷器产地的研究,为当时制瓷业的发展、瓷器的生产流通等提供更为精准的信息。
    不是图录 胜似图录
    严格讲,该书并非一本陶瓷器图录,因为书中既有墓葬发现的介绍,也有综和性研究。但由于选用了近700 张图片,其中彩图大半,并以铜版纸全彩印刷,从而带有一些图录的味道。之所以如此,也是为了将书中的陶瓷器能以更精美的方式呈现。该书还不仅限于此,对于选用的很多陶瓷器,除了线图、正面照之外,往往还将其俯视、底部、细部等的照片一并列出,在平面空间中尽可能呈现更多的信息,使读者不用去博物馆,便能了解这些器物的特征,尤其是那些有断代、烧制工艺等方面的重要特征。当然,这一做法得益于中国人民大学刘未老师的建议。所以,该书不是图录,却又胜似图录。
    之所以说《岳阳唐宋墓》为抢救性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即在于该书在编写过程中有统一的学术思想一以贯之,而非简单的简报或报告堆砌,其撰写过程也是一个研究过程;还在于通过一些零散的发掘项目,从一些看似不重要的考古发现,引申出更大视角的研究课题,从而以小见大。当然该书还略有遗憾,即原定在相关研究中出现的唐墓陶瓷器产地的研究、湖南砖室墓的综合研究、宋墓出土陶瓷器的流通研究等由于客观材料的限制未能展开。可以相信随着资料积累的丰富,以上研究将会逐一展开,湖南的唐宋时期考古也会进入新的阶段。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21日6版)
    (责编:李来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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