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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观，我认为其中涉及的以下三方面至关重要，即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是人类历史发展产物、自然史与人类史构成真正的“历史科学”、生产工具发展与社会形态变化密切相关，而现代考古学在这三方面研究取得的学术成果，证实、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科学性得到证实 国家起源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之一。关于国家起源（即古代文明形成）的研究历史久远，西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中国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17—19世纪中叶，西方启蒙思想家与近代人类学家、生物学家、民族学家等从当时的人类学、生物学、民族学等不同领域出发，对人类起源、部落、部族、家庭与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尤以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与摩尔根于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两部著作最为重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提出的“进化论”被恩格斯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之一。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更被恩格斯认为：“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 19世纪中叶开始，考古资料的大量出现以及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为人们认识人类史前社会提供了大量科学依据，从而使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的“假说模式”进入近现代实证科学研究阶段。大量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得出了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学术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从19世纪中叶以来，依据民族学、人类学与生物学成果的“逻辑”推断，发展为通过考古学方法可验证的新阶段，从而为人类历史找到“源头”，能够“完整”地认识我们人类自身的“来龙去脉”，使19世纪中叶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人类历史得以再现，作为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起点”被找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下的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的前提是探索家庭、私有制的起源。这一研究只能通过考古学对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和墓葬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包括其遗物所反映的工艺发展史研究，也就是科技史研究），才能取得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实证性科学结论。如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距今1.8万年）发现的居室及其“居室葬”，新石器时代中期（前7500—前5000年）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晚期（前5000—前3000年）与末期的大量考古发掘资料揭示，社会组织如何从“群居”走向“家庭”、氏族、部落，社会如何从“平等”发展为“分化”，社会自身如何从“野蛮”进入“文明”。 如果说以往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提出史前时代社会变化及家庭、私有制的出现是“科学假设”的话，那么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考古学，在新时代对私有制、国家起源进行的“实证性”科学研究，则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科学性。 “人类史”与“自然史”得到统一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大多局限于“人类史”范畴之内，我想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否则我们的唯物史观就失去了“根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不是“自然”的“上帝”，自然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平台”，没有“自然”就无从谈到“人类”。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这是“完整”的历史。 马克思针对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导致的人类文化差异时指出：“不同的共同体，是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内，发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的。所以，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物是不同的。”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从“自然”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去考察文化现象的唯物主义原则。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生活的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文化”。 人类的存在、发展依托于环境，对环境的“适应”、“尊重”是人类发展的基础。以往的“历史科学”更多的是对“人类史”的研究，而忽视对“自然史”的研究，更没有将“人类史”与“自然史”作为“统一”、“相互制约”、“彼此联系”的“历史科学”去研究。现代考古学改变了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法，它将“人类史”与“自然史”作为人类历史科学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尤其是将“自然”作为“人类”赖以活动的基础去研究，环境考古学的兴起与迅速发展，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考古学给“历史科学”研究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人地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已进一步证实、丰富了恩格斯的论断：“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 揭示“物质”决定“社会形态”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把手工磨、蒸汽磨与封建主、资本家相联系，绝不是简单的“比喻”，他强调的是“工具”之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马克思指出，划分经济形态，不是作了什么，而是怎样作，用什么劳动手段去作。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从物质文化作为切入点，现代考古学早在19世纪就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三器”学说理论，它们对应着相应的“社会形态”。由此可见，是“物质”决定“社会形态”。考古学把材料、工具等的制造和使用，作为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科学依据，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30日第83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