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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最早的玉器发祥地之一，也是新石器时代中国用玉传统最为深厚，延续时间最为长久，制玉工艺最为精湛的地区之一。几十年来通过考古所发现大量的精美玉器，尤其是良渚文化的玉器震惊了世界。不仅如此，近二十年来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不同年代的，以原料、半成品、加工工具甚至以其组成的加工场遗址为代表的制玉遗存，为我们探索这延续数千年的制玉传统，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玉器，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后的跨湖桥文化，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璜和璜形器三件。 最早的制玉遗存  至距今7500年前后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环玦、管珠开始大量出现，玉材主要是质地较软的叶腊石、萤石和质地坚硬的石英、玛瑙，玉器的形体呈浑圆的粒块状。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环玦、璜、管珠等共64件，一些玦的豁口未完全分离，一些管珠钻孔未透，显然是自产自作的半成品。余姚田螺山遗址，西南距离河姆渡7公里，是河姆渡文化考古投入时间最长、多学科参与最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H9清理出了41件萤石和燧石制品，萤石制品有打制的管珠粗坯和半成品、环玦粗坯和半成品，燧石制品可以手持作为钻具。在田螺山和同样相距不远的宁波慈湖遗址，还出土了骨质和木质的组合钻具，这类镶嵌钻头的组合钻具使用时可以配伍简单的旋转机械，钻进的深度也大大超过单一的手持钻具。  透闪石玉之前的时代  在透闪石玉没有完全占据主要地位之前，石英玛瑙材质的玉器延用了很长时间。浙江桐庐方家洲遗址，濒临富春江主要支流——分水江畔，距今6000~5300年，约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是一处大型的玉石器加工场。生产的石器主要是锛，其次有刀、钺、矛等，有一系列从原料选取到打制成坯、磨制为成品的完整操作链。生产的玉器有环玦、管珠和少量的璜，材质均为石英，均打制成坯，然后磨制成形。其中，环玦多选用白色石英，粗坯利用琢打修治目的石英片边缘而成，外径多在3~8厘米，成形后粗磨再管钻，均单向管钻后敲打钻芯成孔，孔周往往留有锋利的茬口。管珠多选用绿色石英，先打制成柱状的粗坯，然后磨制呈圆柱体，最后钻孔，由于打制时不能完全控制外形的规整，所以半成品和成品往往歪扭弧凸，与良渚文化玉管利用片切割成坯，外形规整鲜明有别。条形璜的兴盛主要在崧泽文化和北阴阳营-凌家滩文化时期，之前关于这一时期石英玛瑙类璜体的成形颇多讨论，方家洲遗址出土了明确打制的璜粗坯和璜半成品，琢打技术非常娴熟。   数量丰富、性质各异的研磨器是方家洲制玉遗存的又一重要发现，这类石器先后有“砺石钻”“砥石”“环砥石”“辘轳”“辘轳轴承器”“辘轳承轴器”等多个定名，后者是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依珠海宝镜湾、澳门黑沙的发现首先命名的，认为是管钻机械中用于承接转盘的承轴器。在长江下游地区，浙江桐乡罗家角、余杭獐山南庄桥和安徽巢湖凌家滩曾有零星发现，它们的时代早于良渚文化，与石英玛瑙类环玦的使用时间吻合，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方家洲遗址未正式发掘前，我们根据采集到的这类石器就预测了遗址应该存在制作环玦的遗存。 据正在整理的方家洲遗址初步统计，出土的研磨器总数近50件，是新石器时代继河北易县北福地之后出土数量最多的。澳门黑沙出土的“辘轳承轴器”，器形硕大、圆整，作为承轴无疑。方家洲出土的研磨器与之明显不同，材料上多采用条状的细砂岩河砾石，形制种类丰富，长短粗细不一，有一端乳凸和两端乳凸。两端有乳凸，短的长仅3厘米，外径1.5~1.7厘米，较长的也仅8厘米，显然无法担负承轴的功能。乳凸的形式也多样，有尖锥形，也有乳凸的磨面略内凹者，一些没有乳凸的仅是顶端部位留有摩擦痕迹。依肉眼观察，乳凸部位旋转摩擦的圆心几乎不在条形河砾石的中轴上，两端乳凸的旋转摩擦圆心也不在同一中轴线上。考虑到环玦单向管钻琢打后茬口锋利，必须研磨修治，故定名为“研磨器”。  透闪石玉时代 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透闪石软玉地位的逐渐确立，石英、玛瑙材质的玉器渐渐消失，只有极少量成为软玉的替代品。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以及东北的红山文化成为这一时期用玉部族的代表，为良渚玉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由于透闪石软玉材料的稀缺以及特有的矿物致密结构，切割剖料时完全采用解玉砂作为介质，比起打制成坯而言，大大减少了产品的损耗，但极度耗工费时。由于线切割技术日趋成熟，这一时期的玉器以片状为主，除了不规则几何形的坠饰，片状璜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在安徽巢湖凌家滩高等级墓葬中，还陪葬有玉料，一些还带有切割痕迹，凌家滩98M20还出土玉钻芯111件，最小的外径仅0.2厘米，最大的1.5厘米，这些玉芯与同墓出土玉器的孔没有一件能吻合，说明墓主不仅是这些玉钻芯的拥有者，而且很可能也是这些玉钻芯的制作者。  巢湖凌家滩遗址98M20随葬玉芯与边角料 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是一支以玉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明，以琮、璧、钺为代表的良渚玉器不仅是墓主身份、地位和等级的体现，也是聚落等级和规模的反映。良渚文化琢玉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线切割、线锼、片切割、管钻、桯钻、桯钻和管钻掏膛、减地浅浮雕技术娴熟，阴线刻划纹样堪称微雕。 可是，目前仅江苏句容丁沙地、余杭良渚遗址群塘山（金村段）发现有较大规模的良渚文化晚期制玉遗存，原因复杂多样，如：用于切割、管钻的工具多为有机质材料，保存不佳，一些原本的制玉遗存可能被忽视了；由于透闪石软玉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材料，在制玉过程中也不轻易舍弃任何的边角废料，尤其是对高品质玉材极为珍惜，再小也能致用，反山M17：57珠串，高0.4~0.6、外径0.5~0.6厘米，反山M12：1嵌玉漆杯，最小的镶嵌玉片仅0.1~0.2厘米大小；凌家滩墓主可能同时也肩负了玉匠的身份，良渚显贵大墓的主人也可能既是玉器的拥有者，也是掌控这一高端手工业技术的玉匠。 丁沙地遗址地处宁镇地区和太湖流域的交界，有着依山傍水的独特地理环境，遗址出土了玉料、半成品、钻芯等制玉边角料、切割和雕刻工具、打磨砺石等，从钻芯台面上的痕迹还观察到管钻工具内的支撑管有实心和空心两种，丁沙地是良渚文化晚期制玉遗存的首次重要发现。  句容丁沙地遗址出土的雕刻阴线雕刻工具 塘山（金村段）位于良渚遗址群北部，在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塘山水坝群的东端，1996年在确认遗址性状的试掘中意外发现了制玉遗存，获得了460余件玉石制品，以及可能与制玉有关的石砌遗迹三处。石质制玉工具有砺（磨）石、切磋用石、雕刻用石，体型较大的砺（磨）石表面经反复磨砺，多见凹弧状的磨面，体型较小的砺（磨）石形态各异，有棒形、条形、球形等，石英砂砾的粗细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切磋用石多为泥岩，有片形、条形或不规则形，器形扁薄或细长，很多以石镞改制而成，磨磋面特别光滑，是切割或抛光时反复磨蹭的结果。雕刻用石为石质坚硬的黑石英岩，利用打制石片断口光滑锋利的边缘作为刃部，可以很轻松地在玉器上刻划纹样。玉质遗物100余件，有留有切割痕迹的大小不同的玉料，以及琮、璧、钺、环镯等残件。玉色以青灰色多见，部分玉料受沁严重，玉质粗松，呈灰白色或鸡骨白色。不少玉料未切割的一面可见原生的玉皮，磨圆度一般，是山溪河谷中未经长距离搬运的河料，地质学家根据溧阳小梅岭玉矿的发现曾指出良渚遗址群所在的天目山脉有生成玉矿的地质条件，应该是就地取材。玉料上的切割痕迹多为片切割，可以切割长柱体的粗坯，以便加工为锥形器、玉管。残件玉器均有再次切割利用的痕迹，塘山（金村段）是一处良渚文化晚期以制作锥形器、管等普通玉器为主，间或对残件玉器改制再加工的制玉作坊遗迹。  与早于良渚文化的红山文化、晚于良渚文化的齐家文化截然不同的是，良渚文化大体量的剖料切割基本使用柔性的线切割技术，不见切割面齐整的片切割。片切割主要使用在切割深度较浅的锥形器、管等粗坯的成形，以及扁榫的制作等，柔性片切割由于把持线绳的不稳定性，难免会造成器物切割表面大幅度的波浪状起伏，给后期平整打磨附带了更多的工作量。两种切割方式对象的不同，应该与当时工具的材料有关，良渚缺少合适的用于大进深的切割工具。  塘山（金村段）出土了一件中心有圆窝，周边密集同心圆旋痕的玉钻芯，这类钻芯见于丁沙地，也见于良渚古城西南文家山遗址的石钺钻芯等，甚至在陕西商洛东龙山龙山文化、青海喇家齐家文化的钻芯上也有发现。这类管钻在下钻过程中，钻具内壁有极大的向下支撑力装置，应该是相对复杂的组合管钻机械所为。目前已知良渚玉器中最大的管钻芯是反山M20：5璧形器，外径10.5~10.6厘米，横截面呈梯形，外缘留有管钻时的旋痕，上璧面留有细密的同心圆旋痕。管钻的最小径，据称是凌家滩98M29：15玉人背面的牛鼻隧孔，残留的管钻芯的顶端直径0.15毫米。良渚玉器神人兽面像的神人和兽面眼睛，也多用小口径管钻，外径小至0.2~0.3厘米。新近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良渚管珠穿孔，并非桯钻，而是还保留了台痕的小型管钻。  在良渚古城西部的瓶窑吴家埠遗址，曾采集有素面半成品琮，整器呈四面稍外弧的方柱体，高7、四边长8.2~8.4厘米，射孔规整，已经完成修治打磨，两端面留有阴线刻划的框线和两圈圆弧线，是琮制作时的打样线。内圈圆弧线是双向管钻射孔的定位线，外圈圆弧线是切割射口的打样线，框线则是取琮外形的打样线。江苏武进寺墩M3出土了32件复式节高琮，最多的十五节，器形最高的33.5厘米，各琮节高的误差基本在0.1毫米左右，极其精准。可见当时已经完全具备了精细测量的几何工具和大家认可的原始度量衡。  良渚琢玉工艺的极致是减地浅浮雕和阴线微雕刻。琮的四边实际上并不齐平方正，是一个弧凸面，琮四边中部的直槽制作仅是在两侧节缘向下切划打磨而已，直槽正中仍旧保持琮四边弧凸面的最高点。反山M12：98琮王的直槽，3×4厘米见方内雕琢了八幅神人兽面像，神像的正中高点就是原先琮边弧凸面的最高点，佩戴冠帽的神人和突出眼、鼻、嘴三官的兽面作减地浅浮雕，在放大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介字形冠帽尖端部位残留的切划痕迹，这仅是减地的第二层次。兽面大眼的重圈和月牙形“眼睑”（耳朵孑遗）部位，还有刻意的打洼减地，也是利用尖锐的工具来回切划，最后打磨抛光。神人兽面像的阴线刻划，1毫米之内最多可达5~7条，尤其是螺旋线互不重叠，令人叹为观止。反山M12也是迄今为止出土玉器神像数量最多、雕工最精美的墓例，有9件（组）器物雕琢共计三十幅神像，可见墓主拥有的至尊奢华和威权。  良渚嵌玉漆器的镶嵌工艺也开了同类工艺的先河，嵌玉圆形太阳盘、嵌玉漆觚、嵌玉漆器杯上的嵌玉件均事先经过专门的设计和精致的加工，玉粒的大小形态划一，正面都呈现圆弧状的凸起，通过对反山M12：1嵌玉漆杯纹样的仔细辨认，它们实际上多是兽面像的大眼，是“神眼”。考古学家把良渚嵌玉漆器视作为以器表装饰凹凸不平的纹样为特征的青铜礼器中容器的直接前身之一。  制玉业是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地区兴起，逐渐发展并在晚期兴盛的重要手工业，稀有的玉的独特矿物学属性被赋予了特定的观念意识形态，琢玉消耗大量的社会生产力，需要严密有序的社会组织来运作支持，在崇玉尚玉的良渚社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距今4300年前后，以玉文明为表征的良渚文化降下了帷幕，良渚琢玉工艺以及体现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为后续传承、融汇和发展，并成为青铜文明兴盛后的必要补充。（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9月25日第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