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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不等于挖宝，不要被盗墓类影视剧混淆了视线，因为地下的中国，是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诗句。时间流逝，人事代谢，古人不仅仅“江山留胜迹”，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有遗迹、遗物。这些遗迹、遗物历经岁月保留至今，就在当代人的身边和脚下，是我们当代世界的一部分。 对于中国人来说，湮埋于中国国土之下的古人的遗迹、遗物构成了“地下的中国”。“地下的中国”如同一座地下宝库等待当代人去发现，等待考古学家去发掘、研究。考古是对人类以往历史的追寻，中国考古学工作者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就是从“地下的中国”发掘出无字天书并进行释读和解密，使我们得以认识“地下的中国”和被尘封的中国历史。 已故的中国考古学泰斗之一苏秉琦先生曾将中国历史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程”。虽然我们今天不能以“文明古国”而自大自负，但悠久的历史和文明所留下的文化遗产无疑是极为宝贵的。 我国的历史学研究传统悠久且延续不断，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为我们了解历史上的中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献史料。但是文献记载的历史也有天然的不足。譬如《史记》等传世史籍记载了夏商周等上古王朝以及之前的“五帝时代”，但因为缺乏夏商时期或更早的文字材料发现，20世纪早期以“古史辨”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倡导“疑古辨伪”之风盛行时，不少学者开始质疑中国早期历史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对于夏王朝和商王朝是否真实存在产生了疑问。但基于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考古发掘的事实，商王朝和商史基本得到了证实，使得质疑的对象方才前移到夏王朝及之前的“五帝时代”。 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发展，商王朝的历史已成为信史且其各个阶段的文化面貌已经十分清晰和丰富，夏王朝和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此前的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文化面貌也都基本清晰。苏秉琦先生所说的中国历史“超百万年的根系”和文明发展脉络得以揭示，正是拜考古学家的工作、研究成果所赐。因为考古与地下中国的发现，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的历史，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论证了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真实性，也使历史文献记载的一些错误得以纠谬。 “地下中国”给我们呈现了众多的考古发现，可以确信的历史时代因为考古的发现而变得鲜活多彩。如考古揭秘了中国境内早期人类的起源，除了发现了闻名于世的北京猿人的周口店遗址，在中国的南北还发现了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和大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山西与河北交界的泥河湾盆地，被称为“东方人类的发祥地”。泥河湾盆地范围内原来只有千百年来定居在桑干河两岸的小山村，考古工作者却在泥河湾盆地周围9000平方公里左右的范围发现了自近200万年延续至1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共150处以上，几乎记录着中国远古人类早期进化历史的全部过程。 考古还揭示了一万年以来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与发展，从村落到城市的发展，以及早期国家和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古代的城市、乡村、墓葬、建筑、聚落形态，以及古人的衣食住行、经济技术、精神文化、宗教信仰、区域之间和中外文化交流等，也都由于考古学家的工作而基本清晰或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一些原来因历史文献记载疏略或缺失的区域文明因为考古工作而横空出世，令人惊叹，如四川的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有人甚至称之为“失落的文明”。 考古揭示的是古人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部实物见证的鲜活历史，又充满了无限神秘和魅力，因此考古发现常常最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和求知欲。大众耳熟能详的甲骨文的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等，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典型。 考古不是挖宝，因为考古不是奔着金银财宝去的，虽然在考古发掘中这些宝物并不少见。考古所发掘出来的一切都是揭秘我们共同历史的无价之宝，无法用金钱等市场价值来衡量。 近年来，盗墓类的小说和影视剧十分火热，很多读者、观众因此对盗墓故事甚至盗墓抱有极大的热情。殊不知，盗墓是对历史的摧毁，是在破坏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地下的中国”。墓葬被盗后面目全非，丢失了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实在让人痛心。作为爱国者，我们必须要反对盗墓，因为它是在盗掘、破坏、窃取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属于你我他。即使自居为“世界公民”的人，也应该意识到，这是在破坏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地下中国的考古遗址、文化遗产每被破坏一点，我们的历史就缺失一部分，这是所有中国人和全人类无法挽回的历史损失。保护考古遗址、文化遗产和“地下的中国”，实在是每一个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原文刊于：《北京晚报》2017年01月20日39版） （责编：李来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