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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另一面》收录的，是郑嘉励2009年以来所写的杂文。大致可分五类：“行路”篇，是考古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观物”篇，以古物为由头，个别篇章出以“科普”的面貌，实为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冢书”篇，是围绕古代墓葬的写作；“石语”篇，是围绕古代摩崖碑刻的写作；“谈薮”篇，是杂谈调侃类的文字，酸甜苦辣、百味杂陈。 郑嘉励表示，事实上，书中不少篇目界限暧昧，难以截然归类，“这组文字题材庞杂，但多数有其共同点，那就是以说古代物事为主，且通常取材于田野生活。对考古工作者而言，这是自然而然的。” “我所从事的工作，从根本上说，不能发财。”郑嘉励感慨道：“道路是自己选择的，乐趣是最好的老师，多读书、多行路、多思考。如果可能，写点东西，生活也许会变得更有趣味。”  郑嘉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的另一面》作者。 （受访者供图） 1 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读书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能介绍一下您的求学、从业经历吗？ 郑嘉励：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的农民家庭。在1991年考上大学之前，我从未离开过玉环县。我的小学、中学，在家乡完成。父母的共同心愿，是希望我考个好大学，不再当农民。我成绩还行，否则念不了考古。当年设有考古专业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名牌大学”。但我对考古并无了解，知道的考古学家只有裴文中，就是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那位名家，教科书有载。 我的大学志愿几乎全是历史学，但1991年被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录取，却是此前不曾想到的。老师安慰我说，考古和史学是兄弟学科。其实，现代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与传统史学很不相同。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对考古的兴趣源于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吗？ 郑嘉励：我对考古的兴趣萌发于大学实习期间。考古学科实践性较强，好比介绍唐代瓷器的特征，口说无凭，讲得天花乱坠，别人也不明白。若让学生面对实物，上手观摩，辅以指点，只要不太过愚顽，就容易有所认识。课堂上的道理，过去不明白，在工地上竟然豁然明晰。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付出就有收获，而且总能遇到新鲜的人和事，除了知识的收获，更有生活的滋养。 1995年大学毕业，我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直至今天。考古人要在野外第一线，但是底子上又是读书人，所以，我们自称为手拿锄头“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读书人。我每到一地，总是阅读当地的旧县志和文史资料。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 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做学问的方式。读书，让我们能够在田野中发现问题；行路，确保写出前人未有的唯一的文字。 2 考古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您看来，考古是工作，还是生活？ 郑嘉励：田野考古、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但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考不考古、读不读书都一样，生活才真正重要。什么是生活？这问题也许可以这样问，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意义”是个主观的概念，人生意义是靠自己赋予的，我们追求的只是“自以为有意义”的生活。考古这工作，给予我稳定的收入，即“安身”之本；学术给我意义感，即“立命”之本。作为考古工作者，考古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 当然，别人完全可以不这么看。演员就认为，塑造角色是“安身立命之本”。不能简单说什么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我母亲至今认为，考古是吃饱了撑着的行当，也不妨碍她自得其乐的生活。如果一定要找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那只能是粮食与爱情，与考古无关。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心目中的理想生活状态是怎样的？除了考古，您还有哪些小爱好？ 郑嘉励：我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追求一种自认为有意义的、充实的生活，而且最好始终处在追求的状态中，用套话说，就是“理想，永远在路上”。我不期待那种所谓“永远无忧无虑”的生活，那跟一潭死水无异。 我的业余爱好，过去很多，现在较少，主要是音乐，流行的、古典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能透露一下您的朋友圈吗？朋友们有没有受您的影响，成为考古或收藏达人？ 郑嘉励：我的“朋友圈”，主要有三类人：一是学生时期的同学；二是文博界的朋友，主要是浙江各地文博系统的友人，与他们有工作的联系，也有志趣相投者；三是史学界的，主要是杭州、上海、北京各高校的宋史学者，宋元时期的历史和考古，是我有兴趣的领域。 很多人表示对考古有兴趣，只是个假象，他们是对CCTV的“探索发现”、《盗墓笔记》描绘的“夸张的考古”有兴趣，当我告诉他真正的考古工作状态，人们未必真有兴趣；我不搞收藏，在我所关注的研究领域，考古报告、学术期刊披露的考古材料、中外博物馆的藏品，已然够用，无需关心私家藏品。 3 不是“科普读物”，更不是学术读物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想通过写作，从考古学家变身为作家吗？ 郑嘉励：我的写作，纯属“业余”，也无将自己“搬进文苑”的意思，我不是任何级别的作协成员。只是有话就说，无话就搁笔，如此而已。我在报刊上开专栏，朋友也几乎不给我期限和数量的压力。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考古的另一面》是如何诞生的，你怎么评价这本书？ 郑嘉励：我的写作，取材于考古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加以提炼而成。当然，我于文体、文字的个性，是有追求的。 《考古的另一面》面世之初，有点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本“怪书”，文体暧昧。有考古同行甚至质疑：一个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却不描述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发掘了哪些古墓、遗址？又无学术创见、重大发现，写它作甚？ 这是因为朋友误读“文本”的缘故。考古工作者的写作，通常只有三种类型：一是材料性的考古报告；二是研究性的学术论文；三是普及性的科普读物。《考古的另一面》不属于上述的任何一类，这是文艺性的文字，所有文字都烙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这不是“科普读物”，更不是学术读物。这是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借考古的酒杯，倾诉我对历史、现实、生活、人情世故的看法。 活泼的“文体”、散漫的题材，与考古职业“严谨、刻板”的公众形象，形成强烈的“违和感”。这种“违和感”容易引起误读，但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有个细心的读者，指出小书中共有31处涉及古墓，却无一处提及出土文物的特征和价值。全书唯一提及的发掘经历，竟是一座空墓。作为职业的“挖墓人”，与读者反复探讨的问题，只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在面对古墓时，应该抱持怎样的态度？是的，我就是想跟读者交流我对古物、古人的态度，讨论古物与今人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之道。稀薄的学术性、浓郁的文艺性、深沉的人文性，就是我追求的“文本”特征。 其实，我也写过“考古发掘记”之类的文字，比如《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十周年纪》等，因为考古发现本身的轰动性，这类文本虽然很简单，但容易赢得读者。但是，我不想那么写，宁可写一点“不衫不履”的文字。 4 很多朋友乐意跟我一起往乡下跑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创作《考古的另一面》时，有哪些收获？ 郑嘉励：这样的写作实验，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作为考古工作者，如何尝试着以写作的方式，寻找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点，考古行业与公众之间沟通的平衡点。 首先，考古探索未知的领域，是“向外”的知识追求，但是，“向外”的追求，须有“向内”的面向，即有助于自身精神世界的丰富、人生境界的提升。我的写作远未完美，但是初步呈现了考古工作在丰富个人生活领域的多种可能性。 其次，我从事的“封闭”的专业工作与公众有沟通的必要。考古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只有知识的传播是不够的，还需要以情感打动人，并予人以趣味的共鸣、思想的启迪。我尝试建立起考古工作者与公众之间情感、趣味、思想的连接，我的写作远未完美，但毕竟初步呈现了两者连接的多种可能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作为一本记录考古第一线生活的书，《考古的另一面》有关怀，有深度，也很有趣，您是怎么做到的？您是一个有趣的人吗？ 郑嘉励：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趣”的人。我在金华武义县考古发掘时，很多人乐意跟我一起往乡下跑。朋友说，游山玩水、考察古迹时，听我胡说八道，很有意思。 我们作文时，心里装有读者，追求“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的统一，语言简洁、准确、平实。这些都是初中语文的要求，也是作者的本分。当然，在内容和思想方面，则不必太过迁就读者，努力做到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 （原文刊于：《深圳商报》2016年11月14日第C0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