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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部分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文明相对较晚的阶段，并且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资料和类比民族志材料来提供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方面的信息。文化发展传统的对比，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的泰勒、摩尔根和斯宾塞等学者，主要集中在人口增长和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融合的普遍发展规律上。组织形式的差异和发展轨迹性质的差异，或被认为是利益很小的特殊变化，或被用于努力支持不同模式需要理解不同区域社会动态的争论。 直到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这些思想的发展几乎没有参考有关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考古学信息，因为考古学还没有发展出提供大量关于这些方面的史前人类社会直接信息的方法。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简称为酋邦，大概出现于20 世纪中叶文化进化研究的词汇中，经常是时代很早以至于还没有进入历史时期。只有考古学才能够真正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是怎样从之前已经存在的小规模的地方社会发展起来，如何出现新式的组织以及发展成不断增长的区域级的社会。  过去的20 到30 年间，考古学已经开始做到这一点。然而关于早期酋邦，仍旧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信息，但是基于直接相应的考古学证据，我们现在确实已经拥有了大量关于其组织形式的信息。当前的挑战是理解越来越多的信息，同时避免迷失在细节中，将这些新知识用以提升了解最早建立的几乎整个人类现在生活的大型复杂社会的基础。 由文化进化论学者认识到的早期文明间存在的广泛相似性，这点并不难理解。例如，人口增长的推动力反复表现出来。人口增长既不稳定也不持续，但经常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经历着急剧的增长时期。这对于一个从1 万年前才开始向世界主要地区传播的成功的生物种族来说，一点也不奇怪。区域人口密度越高，使得越多的人进入一种比以前更加紧密的互动交流中，新的社会关系以一种日益复杂的方法重新进行组织，尤其在分等级的组织形式中更加频繁。等级制度毕竟是一种高效率的社会组织原则，不同规模社会群体的等级分层组织的生物学基础出现在人类早期，如同很多其他物种那样。 这些大体的趋势在世界不同地区表现出来的差异，也是我们了解社会变化的基本原理的一个机会。21 世纪早期，我们开始掌握了足够的关于这种变化的性质的直接考古证据，并从中寻找一些模式，这些模式可以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社会动态机制。毫不奇怪，相较于19 世纪文化进化论学者及其21世纪中期的继承者来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早期复杂社会的比较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现在，我们正站在这个时代的门口。为了了解人类社会的动态的新领域，至少有5 个重要概念上的挑战我们必须首先面对。  首先，我们的比较研究必须牢牢立足于不同地区的考古资料，以便能够相信，我们是在对比古老的社会轨迹，不仅是不同的方法已经成为不同领域的考古学家间的常规解释。这将需要充分利用21 世纪的信息技术来保护和出版，不仅是我们专业领域所得出的结论，而且也应包括这些结论所依据的详细的原始考古资料。 第二个挑战是由第一个挑战直接引出的。我们必须找到可以用于分析从不同渠道收集到的高度分化的主要数据库的方法。这些分析方法必须足够健全，以克服这样的数据不兼容问题，从而产生早期复杂社会成长、发展和组织结构图。  其三，为了解释我们发现的特征的变化，我们需要新的概念工具。在大量比我们以前使用的简单的二分法和类型学更加复杂的方法中，这些工具将需要能处理沿多个方向持续的变异。 第四，我们需要的是对比长期变化的轨迹，而不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某几个特定的点上共时的社会概况。最后，我们将需要了解大量关于早期酋邦社会的资料，以期在差异中寻找一些规律，它们最终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怎样解决人类社会变化的难题。 （作者：周南 美国匹兹堡大学) 关于世界考古•上海论坛更多信息http://www.kaogu.cn/cn/news3.asp?CategoryID=3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