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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进入考古学领域的人首先学习就是分类，不过离开考古学领域也多因为如此——这样的考古工作实在太腻味了。在中国考古学中，类型学与地层学被视作考古学的两个基本点。按照中国改革“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维逻辑，中国考古学几乎不大可能接受第三个基本点。这里不说类型学，而说分类学，是因为后者更广泛一点；这里不是要批判类型学，而是思考它的一些基本前提；更不是要提出一个新的分类体系——这根本不是一篇小文能够完成的。当我们习以为常地去做某件事之后，往往都会忽视它存在的理由，仿佛亘古以来就是如此一般。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换句话说，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分类是考古学的基础。我们得到的考古材料纷繁芜杂，不进行分类就没法进入下一步的研究。分类可以简化材料，使研究更便利。当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为了省事，而是为了探究，于是，分类的第二个目的，也是更主要的目标是确定研究的方向，如何分类决定下一步研究的走向。如在社会研究中，按年龄分显然表示年龄是个问题，某些年龄段的人可能会被排除在外；按性别分，也表示性别是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在考古学中，按形制风格分类，必定涉及时代、区域关系的问题；按照功能分类，必定要讨论人类的行为与生活问题。因此，不要小看分类的重要性，也不要以为分类是一个纯粹的程序性的工作。 虽然说考古分类学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与意义，但是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却有不少为人诟病的地方，以至于让人丧失继续从事考古研究工作的信心。一个问题是可重复性不佳，让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候对同一批材料进行分类，每次得到的结果可能都不一样；让不同人来做，差异就更大了。这种状况尤其表现在打制石器的分类上，说得夸张一点，就是上趟厕所回来，分类都可能改变。刚才看像刮削器，现在看像尖状器。当分类做得越细致，差异就越大。也许因为这些特征已经不可能再细分了，或者说不具有分类的价值，总之，许多分类都无法重复。 第二个问题是考古分类的意义，这个问题更加关键，它决定了考古分类工作值不值得去做。考古分类学的“类”何以存在？考古学上就曾有个著名的争论，考古学家福特认为类型的划分是考古学家为了研究的需要而做的工作；而斯普劳丁（Splauding）认为类型是客观的存在，是基于客观特征上的差异而做的工作，“天然地”就存在类型。这种主观或客观的争论很难有什么结论，我们可以暂且不去管它，但分类的意义是不能不考虑的，这涉及到我们所做的分类是否理论基础。 生物分类学之父林奈的父亲也曾经做过生物分类，他的分类如同中国的《新华字典》，从用途上来加以划分，如海棠，就可以划入“赏花植物”。林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基于生物的形态分类，当时还没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林奈的生物分类体系暗合进化论的原理，它体现生物演化过程中不断分化的过程。类似之，我们还知道岩石矿物学的分类，它的理论基础是岩石矿物的地球化学构成，什么硅酸盐，什么碳酸盐，没有理论原理的支撑，分类体系一方面难以成立；另一方面也难以找到意义。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石器的分类体系，我们当前所用体系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它基于四个关键要点：一是原料的差异；二是形制的差别，如大小、刃角、刃长等；三是石片的破裂力学，即打片的技术；四是石制品的使用与修理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起石器的分类体系，并由此形成我们进一步推理的若干前提，如我们可以说：不同的行动需要不同的工具，不同的生活方式会对应不同的工具组合，不同的人类群体/文化会有不同风格的石器。如果这些前提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石器分类推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行动，古人有着怎样的生活方式，以及是否属于同一个社会或文化群体。推断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这些前提的可靠性，更取决于石器分类体系的可靠性。 就上述石器分类体系而言，其中原料、打片技术是相对清晰的；形制方面，如果进行量化的话，也是比较可靠的；较为困难的是判断石制品的使用与修理过程，这也是当前石器分类所遇到的最困难的地方。不进行使用痕迹的观察，尤其是微痕分析，不进行实验考古的检验，我们很难判断器物的功能。实际工作中，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件石制品都进行这样的研究。即便如此，石器功能判断仍然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至今我们也找不到可以重复的标准来确定石器的功能。微痕分析的低倍法或是高倍法都不能完全通过“盲测”。 于是，我们当前所用的石器分类体系就混杂着较为确定的原料、形制、技术，以及较不确定的功能上的考量。所谓两面器是从加工技术的角度来说的；而尖状器则是基于形制的判断；雕刻器是基于有特点的加工技术，也考虑到特殊的功能；刮削器、砍砸器、手镐、手斧等则带有明确的功能判断，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手斧完全是一种多用途的工具。自从石器分类体系诞生以来，不断有学者提出自己的分类的体系，希望用更严格更客观的标准排除功能判断上的模糊性。实际结果是正好相反，我们的分类体系更加混杂了，比如说两面器，分类倒是很客观，但是它可以包括手斧、投掷尖状器、细石叶石核的毛坯等等在内。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一个更客观、更严格的分类体系呢？ 分类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大家都能理解，而理解接受是需要时间的，当我们接受一个体系，自然就要排除了其它的体系。这也就是说，分类体系是历史的，其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产物。当我们把时间因素考虑其中之后，问题就变得不确定了。当代科学研究都是如此，考虑到时间因素之后，科学的图景也具有了不确定性，这是从科学的角度考虑的。另外，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来讲，具有历史感的分类也显示了学科的发展历程。如今我对既有石器分类体系多了些宽容，它虽然不完美，但是大家已经接受，都能理解，这也就够了。另起炉灶反而是添乱而已，它意味着我们要去颠覆历史——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些分类体系已经在那里了。就像我们做新石器时代的分期一样，随着新发现与新的年代出来，新石器时代早期不断提前，于是出现了众多的新的分期方案，早中晚的时间节点与标志来回变化。我更喜欢做增量的历史，而不是去否定历史，在从前的早期之前再加一个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期就很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许多反复更正分类（分期）的努力其实是徒劳的，实际上也很少会有人接受的。 要建立具有共通性的分类体系，一个基本的策略就是寻找最大公约数。在石器的基本分类体系中，我比较赞同安德拉夫斯基的方案。这个方案非常简单，可操作性比较好。他把石制品分为工具（有加工或使用痕迹的）与废品，工具中首先把两面器分出去，其它的按片坯与块坯进一步划分（没有石片特征的都是块坯）。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个分类注重两面器，北美地区这类器物是比较多的，中国的材料相对要少得多。这就带来下一个问题，即分类的探索性——通过分类去探索材料的特征。针对材料的特殊性进行更详细的分类，是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于是，考古分类工作就有了两个类型：一是材料的基本分类工作，一是材料特征的探索工作。 无论是哪种工作，我们都需要特别注意考古分类的意义。所有的分类都应该有原理或理论基础，就像前面提及的生物分类学与岩石矿物分类学一样。分类标准的意义直接影响到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曾经有一个切身的体会，那就是对内蒙古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石铲的研究，该遗址的考古报告已经出版，按照石铲的形制进行了分类；而时隔二十年后我重新研究它们，首先注意到是其功能上特征差异（正锋为铲，偏锋为锄），进而注意到这两者之间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石器工具之间的功能协作关系，最后实现理解当时生产方式的目的。分类标准的不同导致研究的路径与目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想见，若是以分期为目的，是不能选择这样的标准的，而是要选择能够体现时代风格变化的特征——但是石铲不是一种合适器物。 当前考古分类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可能还是分类意义的问题。任何东西都可以分类，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分类来，但是分类之后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分类是要做的，而且还需要更深入的做，只是我们不能止步于此，不能不问为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