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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八十诞辰。2012年10月20日，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和文化遗产研究所在京举办的“严文明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多家科研单位的学者，从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层面解析了严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主要贡献。 从对单个文化的系统解读（仰韶文化研究）、到对多个文化的提炼（龙山时代概念的提出）、再到穿越时空的透视总结（重瓣花朵理论），严文明先生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文明起源、农业起源、环境考古、科技考古、古史的考古学观察等诸多方面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精神，影响了几代考古学人。 严文明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的缩影。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者之一，他以其对考古学非凡的洞察力，把仰韶文化作为研究新石器文化的一把钥匙，并在知天命之年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分区的“重瓣花状结构”理论、中华文化多元一统理论。他从聚落形态和文化谱系两个层面，显著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厘清了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基本历程。对年轻学子的成长，他提供了一位考古学大家应有的风范和表率——立足田野的厚积薄发，对学科发展的规划，对其他学科的包容与尊重，对珍贵遗址保护多年的奔走呼吁，对促进中外合作的不遗余力，把国家和民族命运始终放在心上的胸怀……正如赵辉教授所说，北大考古系田野工作的学术逻辑就是从严先生复原古代社会的思想开始的，他的学术道路是一条越走越宽的道路。今天我们总结严先生的学术思想，更需要思考如何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将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中华民族起源等问题继续向前推进。 严文明教授，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系主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兼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UIPPS）常务委员等。 严文明先生的学术历程 韩建业 韩建业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教学与研究。严文明教授先后主持和参加了20多项田野考古和室内整理项目，兼及商周考古。如河南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及伊洛地区考古调查（1960）、河南安阳大司空村遗址发掘及洹河两岸考古调查（1962）、甘肃兰州青冈岔遗址发掘及雁儿湾遗址的资料整理（1963）、湖北宜都红花套遗址的发掘（1974）、湖北江陵楚纪南城和毛家山遗址的发掘及松滋桂花树遗址的资料整理（1975）、陕西周原凤雏西周宫殿基址和贺家墓地的发掘（1976）、山东烟台地区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1979）、山东长岛北庄遗址的发掘（1980）、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的发掘和区域调查（1981），山东长岛、益都、烟台、乳山等地遗址的发掘（1982），山东长岛、昌乐、章丘等地遗址的发掘（1983~1985），广东北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1985），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的发掘（1986~1990），河南郑州八里岗遗址的发掘（1991~1993），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发掘（1993~1995），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的发掘（1996~1997）等。 著作宏富。严文明教授50年来共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新石器时代》（1964）、《仰韶文化研究》（1989）、《中国通史》第二卷（合著，1994）、《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1997）、《史前考古论集》（1998）、《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长江文明的曙光》（2004）、《中华文明的始原》（2011）、《足迹：考古随感录》（2011）等著作或文集10余部。还主编《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2000）、《中华文明史》第一卷（2006）等著作、文集和发掘报告10余部。这些著作涉及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史、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文明起源、农业起源、环境考古、科技考古、古史的考古学观察等多个方面，并且在每个方面都有所创获，在多个方面引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治学严谨，实事求是，思维缜密，视野宏阔，胸怀博大。严文明教授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有全面思考和论述，尤其在考古学的性质和特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文化的结构、考古学文化分期和考古年代学、聚落考古学等方面有深刻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他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做过深入梳理，1980年代是正确评价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开拓性贡献的第一人。他对仰韶文化的研究全面系统，其中许多经反复实践而总结出来的研究方法和经验，不但“找到一把开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钥匙”，而且对整个考古学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他提出龙山时代的概念，破解了学术界对于龙山文化及同时期遗存研究的困境。他综合梳理中国史前文化，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和谱系框架，辩证地揭示出中国史前文化由“多元一体”向“多元一统”的发展格局。他大力倡导聚落考古，理清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发展演变的脉络；他提出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全方位综合研究古代文明的理念，揭示了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基本历程和本质特点。他积极倡导农业起源、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研究，所提出的长江流域水稻起源说世所公认，结合环境特点对中国史前文化本质特点的深刻认识令人信服，对中国科技考古的健康发展贡献良多。 长期以来，严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领导者和设计者，对中国考古学教育教学贡献卓著；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指导了全国很多地方的田野考古实践和室内整理研究；并敢于直言献策。他说，文物考古研究的目标如果用于大遗址保护、文物旅游等只是小用，而为国家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提供一些启示，方为大用。 60年一学者：教书育人 鉴古察今——严文明学术思想座谈会综述考古学理论、方法与考古学史 大家认为，严文明先生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有全面思考和论述，尤其在考古学的性质和特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文化的结构、考古学文化分期和考古年代学、聚落考古学等方面有深刻见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理论与方法都深植于许多范例性的具体研究当中，很大程度上指导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 他认识到各种考古学理论和方法都各有优缺点，需要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能回答问题的理论就是好理论”。对于国外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他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断然拒绝，而是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进行选择，与中国考古学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改造发展。他鼓励与国外学者进行合作交流研究，提倡考古国际化，并且身体力行，领导了仙人洞等遗址的中外合作研究。 严文明先生主张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认为考古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与其他很多学科有密切关系。他大力提倡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等的多学科合作研究，领导和规划了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学的发展，对我国科技考古、环境考古等的发展也起到重要引领作用。有学者指出，他1985年就对中国环境考古提出了明确认识，促进了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 他具有很强的辩证思维能力，研究中特别注意抓住关键，区分轻重主次，指导学生时常说要“拿清楚的去甄别不清楚的”，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一个范例就是，他以地层清楚、分期细致的王湾遗址作为标尺，来衡量附近的仰韶遗址的分期，使得几十年来罩在仰韶村遗址上的迷雾一扫而光。他研究考古学文化注重类型学和地层学结合，并提出逻辑严谨且操作性很强的分期方法：“首先分析典型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分期，进而研究各个地区的分期，最后将各地相应的文化分期进行对比和概括，归纳出这个文化的分期”。 他提出考古学文化具有层次结构和成分结构，考古学文化的层次结构是客观的，但哪个层次可以命名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则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重要的是要尊重每个国家或地区的考古学历史，切忌随便更改曾经长期使用的考古学文化名称，比如仰韶文化。他认为考古学文化不过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考古学遗存的共同体，不能以其取代考古学遗存而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他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做过深入梳理，第一次正确评价了安徒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开拓性贡献，肯定了他严谨的学术态度。这虽然是对一个西方学者的评价，但影响深远，让学术界开始反思整个考古学史。 文化谱系研究 严文明先生关于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始于对仰韶文化的研究，仰韶文化研究也是他研究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方面。积30年之功而完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其学术意义绝不限于仰韶文化本身。他理清了仰韶、半坡、庙底沟、北首岭等诸多遗址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期，论定了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关系，对仰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进行了系统综合的梳理，还对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埋葬制度、生产工具做了系统论述，对彩陶等做了深入的专题研究。他首次全面综合讨论了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分期和谱系，理清了甘肃彩陶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澄清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错误。 自从在山东发现龙山文化以后，其他很多地区都陆续发现以黑灰陶为特征的所谓“龙山文化”，如何认识和梳理这些大同小异的文化成了考古界的难题。严文明先生辩证地提出“龙山时代”这一概念，指称这一系列特征相近、地域相连、大体同一时代的文化，显著推进了对这一时代文化发展和文明起源等课题的研究。 大家普遍认为，严文明先生在文化谱系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中国从多元一体到多元一统的理论。他以哲学家、植物学家和艺术家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格局，把这一结构比作重瓣花朵。这一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伟大与力量源于既多元又统一，其多元性与我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有关，其统一性与我国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和各文化彼此相连有关。严先生能把科学性与通俗性总结得如此之好，源于他对我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的理解，也是他厚积薄发的结果。 有学者提出严文明先生不仅对新石器时代考古有重要贡献，实际上对整个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贡献也非常大。他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划分很具有前瞻性，被最近二十多年的考古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聚落形态、文明起源与古史传说研究 严文明先生大力倡导聚落考古，首次理清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建立了从点到线到面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体系，为中国聚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聚落形态研究是建立在细致的文化分期基础之上的，并十分注意聚落形态的共时性问题，因此能够取得可信的研究结果。 他注重对现有材料的可靠性进行客观分析，同时充分考虑到考古发现的偶然性。特别指出“不能把考古调查中发现的一个个遗址直接看成一个个聚落遗址”，因为一个遗址可能包含几个不同聚落，一个聚落形成后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变化，但“只要基本的格局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还是应当作为一个聚落遗址来对待”。强调要用聚落考古的观念去思考和组织田野考古工作，这样需要设计新的作业方式，对田野考古的要求就提高了。 严文明先生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领导者和积极实践者。与会学者认为，他提出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全方位综合研究古代文明的理念，揭示了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基本历程和本质特点，搭建起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引领着近些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基本方向。他所谓的“以考古学为基础”，主要包括聚落考古和谱系研究两个方面：利用前者可以探究社会的复杂化，通过后者可以把握文化发展的大脉络。他还特别注重中国文明起源的环境背景研究。 1980年代当多数学者都热衷于讨论文明标准的时候，他“独上高楼觅蹊径”，关注文明起源的过程，明确指出“无论从文化发展水平还是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公元前3500年左右都是一个重要的分界……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自然要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后来他又提出从公元前4000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开始，一些发达的文化中心已经迈开了走向文明的步伐。 他从不怀疑古史传说和考古学对证研究的必要性，由近及远论证了考古学上所见东夷文化，并对炎黄文化等进行了探索。他还结合古史记载，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三大阶段：古国—王国—帝国。这样的国家发展模式，密切结合中国古史的实际，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有重要意义。 农业起源研究 与会学者还讨论了严文明先生在农业起源研究上的重要成就。他认识到农业是新石器时代以后中国文化发展和文明起源的主要物质基础，因此热情地投入到农业起源研究当中去。他研究仰韶文化的时候，就已经充分注意到黄土高原、旱作农业与仰韶文化的密切关系。后来他致力于稻作农业起源，从对稻作遗址时空分布、古稻品种分布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分析中，提出长江流域稻作起源说，提出稻作农业从山东半岛经辽东、朝鲜半岛到日本的陆路传播路线，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他提出长江中下游稻作起源说，不仅是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还有他对人地关系的深刻体认。以前不少学者提出云南、印度等地可能为稻作起源地，主要的证据来自植物学、语言学等，因为那些地方野生稻种类最多、植物生长条件最好,但都只是一种可能，而无实在的证据。严先生认为那些条件优越地方的人们依靠采集就可以维持生计，缺乏发展农业的动力。相反，长江领域虽有野生稻分布，但已经处于边缘地带，当气候波动造成食物困难时，最可能发展起来最初的稻作农业。有人因此把他的这个理论称为稻作起源的“边缘理论”。 治学精神 与会学者认为，严文明先生在考古学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与他严谨务实、实事求是、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密不可分。他不尚空谈，脚踏实地，主持过一二十次考古发掘和调查，这些田野实践是他学术思想的源泉。他善于思索和总结，把在实践中产生的认识、观点和方法不断概括和总结，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始终站在考古学的前沿，敏锐地捕捉学术热点。 严文明先生治学不是单纯为学问而学问，他十分关心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他潜心治学，追求真实，有强烈的学术自觉，有宏大学术规划，按照规划一步步往前走，从不急功近利。他知识渊博，尤其对自然科学有广泛兴趣和深入了解，这使得他在研究考古学和做多学科合作研究时游刃有余。他视野宏阔，尤其是有博大的国际视野，很多研究都是放在欧亚大陆乃至于全球这个大背景下考虑。有学者说他胸怀博大，包容和尊重别人的观点。从不对年轻人指手画脚，而是鼓励他们积极探索，当然也加以适当的引导。“上善若水，夫唯不争”。（执笔：韩建业 褚 旭） （本文系10月20日严文明学术思想座谈会的会议纪要，根据周昆叔、林小安、佟伟华、赵辉、李水城、王震中、张连城、曹兵武、王幼平、王辉、李岩、陈洪海、张弛、吴小红、袁广阔、钱耀鹏、赵春青、郭伟民、戴向明、蒋卫东、方向明、吴卫红、魏兴涛、贾汉清、魏峻、孙庆伟、韩建业等人的会议发言整理而成，也参考了吴春明和周广明提交的论文。）（《中国文物报》2012年11月23日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