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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正式引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始于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2009年“大遗址保护良渚高峰论坛”上形成的《良渚共识》，对考古遗址公园的理念进行了深入阐述，并强调要在考古遗址公园中进行长期的考古工作。此后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加强大遗址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大遗址考古工作要求》，对大遗址和考古遗址公园中考古工作进行了规范。通过近年来的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实践，我们认为，考古工作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考古工作是认知遗址文化内涵的基础 大遗址主要指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内涵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主要为地下文物，因此，每个大遗址所反映的历史年代和文化内涵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工作获取的。 历史时期的大遗址如大明宫、定鼎门等尚有文献可参考，史前时期的遗址如大汶口、城子崖等，则完全依靠考古发掘资料来研究其年代与文化内涵。因此，考古发掘工作及对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成为诠释遗址文化内涵的关键。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保护展示遗址本体及内涵、价值为根本目的，因此应最大程度地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和特点，作为遗址公园展示的主题。考古工作对遗址文化内涵的研究，是确定展示主题及展示内容的基础。 山东地区立项的考古遗址公园项目有泰安大汶口、曲阜鲁故城和汶上南旺，分别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其展示主题与展示方式应适应其文化内涵。 大汶口遗址是史前时期我国重要的遗址，是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地，是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中心聚落之一，大量的墓葬、丰富的随葬品代表了社会贫富分化阶段主要特征，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起步阶段。考古工作除增加展示内容外，还要深入进行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发展阶段研究，从而使观众了解原始社会晚期的历史转变。大汶口遗址文化内涵的把握，得益于大汶口遗址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两本考古报告集的出版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汶口文化性质的大讨论。 曲阜鲁故城是两周时期鲁国都城所在，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山东考古工作者对鲁故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和试掘工作，基本弄清了鲁故城内两周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及鲁国物质文化的基本面貌，出版了考古报告专集。通过勘探，发现鲁国故城的城市布局是两周都城中最符合《周礼·考工记》建制的城市。因此，虽然鲁故城后来延续时间较长，但应该进行研究和展示的应是两周时期文化内涵，其中周代礼制应是遗址公园展示的主题。 南旺运河分水枢纽工程是京杭运河中科技含量最高的水工设施。近年来，通过大规模的揭露，弄清了分水枢纽周围的河道、河堤、驳岸、湖泊、闸口等水工设施的功能及布局，使运河沿岸的原始风貌基本显现出来。在考古工作进行过程中，还进行了多学科的联合，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进行了准确的测绘工作。其第一次发掘、研究的成果很快出版了专门的学术报告，为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发掘面积的局限，考古发掘工作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考古遗址公园内的考古工作应坚持长期性、持久性，使大遗址的文化内涵不断得到充实。 考古成果是遗址公园展示的重要内容 遗址公园要全面展示遗址的文化内涵，不但要展示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还要将发现的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结构、生产工艺、风俗习惯的重要遗迹通过一定的形式展现出来。遗迹、遗物展示的相互结合，是考古遗址公园的魅力所在。 考古遗址公园中的展示主要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出土文物展示，另一个是重要遗迹展示。由于作为遗址公园的大遗址很多经过较大规模的勘探、发掘，有的还获得重大考古发现，因此往往有精美文物出土和重要遗迹发现。同时，由于展示的是当地出土的文物和遗迹，对观众而言更有亲近感和真实感。 考古成果的展示，对大遗址的考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根据遗址保护规划和展示的需要，应对大遗址进行比较详细的勘探，在了解整个遗址的分布、布局的基础上，编制遗址保护的总体规划，弄清哪些遗迹应该重点展示，哪些遗迹应该全面展示。如对一个城址的考古，通过勘探可以弄清遗址的面积、城墙的尺度、城门及城内道路情况等；通过勘探，也能够了解城内不同区域的功能，如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制铜、冶铁、烧制陶器等）、居民区、墓葬区等。根据城市的布局，统筹安排不同的展示区域和展示内容。 其次，应在编制考古计划书的基础上，选择重点区域或学术研究的关键点进行有计划的发掘。由于考古计划与遗址展示及课题研究相联系，因此，考古工作更具有针对性，能够揭露重要的遗迹并解决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大遗址的考古发掘应充分考虑重要遗迹的展示工作，对通过勘探或试掘发现需要展示的遗迹，可以先搭建临时保护棚，然后边发掘边展示；对展示价值不明确的，可先进行发掘，然后选择重要遗迹进行展示。 由于一些大遗址在规划前就进行过发掘工作，并发现许多重要遗迹。对这些遗迹的展示，可采取复原展示的方式。 大量的考古发掘，必然伴随大量实物的出土，使遗址博物馆建设成为可能。遗址博物馆应结合考古发掘工作，在展示出土文物的同时，展示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整理、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使观众对考古过程有进一步的了解。 考古过程的公众化使遗址公园有更具吸引力 了解考古学发展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中国早期的金石学还是现代考古学的产生阶段，考古一直处于社会上层的象牙塔上，被蒙上神秘的面纱。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到改革开放的五、六十年中，考古学者一直在默默无闻地进行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很少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关注。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群众对考古工作了解的要求越来越多，考古过程的公众化逐步成为社会要求。 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一些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能够轰动一时，但不能公开地、长期地展示给社会公众，甚至生活在考古遗址周边的民众，也不了解身边考古遗址的真实面貌和科学价值。公众不能体验考古发掘工作的艰辛，也不能分享考古过程中出现重要发现的喜悦。 近年来，随着公众考古学的发展，一些考古工地开始一定程度地对观众开放；一些遗址的发掘工作有限度地让文物爱好者参与；有的考古工地通过举办讲座、组织参观等方式，向周围群众宣传考古基础知识和文物保护意识；有的考古单位还开辟了网站，让更多的人及时了解考古动态。这些活动得到社会和群众的喜爱，文物保护工作因此更具有社会性。 考古遗址公园的考古工作为考古走向公众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大遗址考古的长期性使遗址公园中的考古工作能够长期进行，从而可以有计划地安排更多的观众参与到考古工作的过程中。考古工地可以在节假日通过考古夏令营或考古志愿者等方式，让更多的群众、学生和文物爱好者参与考古发掘。 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是遗址公园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遗迹遗物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如果展示内容长期没有变化，就会逐步失去吸引力。因此，考古遗址公园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考古发掘不断增添和丰富展示的内容。 考古遗址公园一般都建设在面积较大的遗址上，其考古发掘工作一般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如河南殷墟遗址考古发掘始于1928年，除战争时期外一直坚持考古发掘，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目前，该遗址已被授予考古遗址公园，遗址上的考古工作将长期开展下去，不断向社会展示新的成果。 考古工作自身有其挑战性，以往发掘成果研究的结论，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发掘面积的增加，往往会被新的考古资料证实或修正。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部门对鲁故城进行了勘探试掘工作，认为城外的洙水河是城壕的组成部分，城壕与城墙之间有20～30米的平地。2012年初，为做好曲阜鲁故城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曲阜鲁故城重点展示区域进行了勘探工作，发现洙水河位于环壕的外侧，是与城外壕并存的河道。在对城墙内侧勘探时，还发现了内壕沟，内壕沟环绕城墙内侧，宽度在10～20米。 长期详细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使大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断有新的发现，这是以往短时期的勘探和试掘所不能具备的条件。学科的发展，考古工作的增多，将会在大遗址上不断取得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考古遗址公园也因此保持可持续发展。 （《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28日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