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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球类游艺运动在宫廷贵胄和闾里少年间风靡一时，大致可分为三类：足踢的蹴鞠、骑马杖击的马球和徒步杖击的步打球。马球又称“波罗球”，发源于波斯，经土耳其传入中土。由于马球需要骑乘马，也需要宽阔的场地，且竞技激烈，因而衍生出相对简易的步打球。步打球比赛时分为两队，徒步奔走，以杖击球，球先入洞的一方为胜。入宋之后，步打球发展成更为大众化的娱乐运动——捶丸，以较少击球次数将球击入球窝者获胜。捶丸运动盛行于宋金元，延续至明代，衰没于清代。 学界对步打球的关注，始自1933年向达先生所著《长安打球小考》一文。关于唐代步打球的文献与图像极少，文献如唐代诗人鱼玄机的《打球作》、王建的《宫词》，而向达先生写作《长安打球小考》之时，尚未发现步打球相关图像资料，难窥其庐山真貌。1934年，执教京都帝国大学的傅芸子先生考察奈良正仓院藏品，在唐代花毡上首次发现步打球图像，并记述于《正仓院考古记》之中。 长期以来，学界已确认的唐代步打球图像资料有三例，简要分述如下：其一，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唐代“花卉人物长方毡”。花毡的图案由花朵和童子组成，童子左手执球杖，屈腿腾踏作击球姿态，杖尾弯曲，杖尾左方绘有一球。其二，敦煌榆林窟第 15 窟南壁。壁画中一童子跪伏于莲花之中，左手执球，右手持举球杖，杖尾弯卷，童子上身前俯，作抛球欲打状，身边饰有含苞待放的莲花。其三，郑州出土唐代青花塔形罐。器盖呈塔刹状，器座为一覆碟刹身，罐身饰有“万”字符号与牡丹，中心位置绘有一童子，双脚直立，左手高举球杖，杖尾弯曲，左手下方的球悬空而起。 日前，笔者发现常州博物馆藏唐代长沙窑“戏球俑”当为“胡童步打球俑”，弥足珍贵，宜应引起学界关注。该瓷俑 1978 年出土于常州市劳动中路，整器通高6.8厘米，人俑坐于圆形座盘上，座盘底径 4.6厘米，厚0.6至1厘米。俑头戴圆形帽，帽边饰有纵向刻划纹与弦纹。面部丰满，五官集中，弯眉细目，高鼻小口，耳部戴三角形耳坠，中有椭圆形穿孔。右手握球贴于胸前，左手持球杖扛于肩上。球杖首端刻五道凹线纹，尾端弯曲，绕盘至后脑勺。俑全身满施青黄釉，胸前、背、肘、足及两腿间施褐彩。 在人物所持球具方面，常州博物馆所藏瓷俑与已确认的唐代步打球图像大体一致，均包括球与球杖。鱼玄机的《打球作》载：“坚圆净滑一流星，月杖争敲未拟休”。唐代《封氏闻见记》对当时的马球球具也有描写，球大如拳头，球杖长数尺，尾端呈弯月形，步打球球具应与之不殊。在人物运动状态方面，常州博物馆所藏瓷俑与已确认的唐代步打球图像存在明显区别，该瓷俑左肩扛球杖、右手托球，且箕坐于地，似乎表现的是步打球比赛间的休憩状态。其他唐代步打球图像，表现的则是步打球比赛中的运动状态。 常州博物馆所藏瓷俑的服饰颇值关注，所戴圆形帽为毡帽，唐代毡帽经由西域流传而来，又称“浑脱帽”，分为尖顶、圆顶和方顶等多种样式。区别于汉人以巾、冠或幞头束发的习惯，胡人往往“不冠而帽”。唐代长沙窑胡童拍鼓俑，身着圆领胡服，腰束革带，头戴圆形毡帽与常州博物馆所藏瓷俑相似。唐代《艺文类聚》中有“服饰”部，“头饰”一项仅列钗、梳与步摇，未涉耳坠类饰品。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的是，唐代壁画、三彩塑像中也未见戴有耳饰的汉族人物形象。考古发现大量唐代发钗，却鲜见耳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唐墓曾出土一件耳饰，由其纹饰判断极可能是舶来品。常州博物馆所藏瓷俑耳部戴有较为夸张的三角形耳坠，进一步佐证这件瓷俑确为胡人形象。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的外销瓷窑，装饰具有西域风格，釉下彩绘画和模印贴花图案中均已发现胡人形象。 鬓胡满腮是唐代成年胡人形象的典型特征之一，常州博物馆所藏瓷俑尽管造型简略，但仍透露出拙朴与童趣，应为胡童形象。目前发现的唐代步打球图像中的人物均为儿童，婴戏是中国传统装饰题材之一，《全唐诗》收录了一首五十韵的长诗《小儿诗》，描绘了大量儿童游戏方式，其中就包括球类运动蹴鞠。步打球在唐代虽不及蹴鞠流行，但也不局限于成年人之间，也应是当时的儿童游戏之一，进而成为具有民俗意蕴的婴戏题材。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9月27日第6版 作者单位：常州博物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