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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又到了一年中最闷热的季节，今年，距陈梦家先生离去已经整整50 年了，但点点滴滴恍如昨日，记忆不曾泯灭，对于陈梦家先生生前数事，现据我所知，追忆如下。 忆起先生，不能不提及他对我的教育与培养。1949 年，我在燕京大学中文系读三年级。三年级就要分配导师，导师是由学生自选。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在燕大兼课，开“文字学”课。我选了先生做我的导师，学习语言文字，每周到先生家，一对一授受。先生命我从几方面学习： 一是学习铜器与铭文。先读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在学习的同时，用钢笔描摹铭文，再读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后来才知道，描铭文不单加强了记忆，还对铜器的时代及地域或国别的断定是有帮助的。 一是学习历史。先生命我将《史记》与《资治通鉴》所记载同时代的事迹对比列表，分别异同。这三本笔记我一直珍藏着。 还有是叫我将甲骨文中的人名、地名分别做出卡片。1953 年我到考古所后，先生正在对刘体智的“善斋甲骨”进行整理和研究，命我一片片检点，转交拓拓片的罗福葆先生。因为学习甲骨学只看拓片，未接触实物是不够的。 这些教育是为日后做研究打下基础，可我哪样也没学好。 更有一事是关于我怎样进讲习所作研究生和进考古所工作。1952 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化部文学所，每周由丁玲、赵树理等文学著名人士讲课。一年后到外地体验生活，然后再做一次分配。当时我不愿走文学的道路，于是我到考古所找陈先生，说明想到考古所工作。先生同意后，立刻写了三封信，让我去见郑振铎、梁思永、夏鼐所长。我心中害怕，面有难色，先生便把见面时各位所长会问什么问题、如何答对告诉我。这次面试通过了，于是我于1952 年12 月15 日到考古所签到，开始了研究实习员的工作，陈先生仍是我的导师。次年二月底，我第一次下田野，参加安阳大司空村考古发掘工作，先生非常支持。此次发掘了几百座墓葬，回来由先生主持写发掘报告，由我写陶器部分。把陶器上架排队时，先生也常上楼观看指点。报告完成后，先生带我和一位师兄去见郭沫若先生汇报工作。 以上等等先生对我的培养可谓尽心尽力，可我当时并不理解，也不领情，直到先生去世后才知道凡此的深意，也才感到工作中遇到问题无处去问，自己的老师和别人毕竟不一样，帮助是毫无保留的。 生活方面先生也常提醒，如1959 年先生去兰州整理武威汉简，我也陪同。虽然正值盛夏，先生说外出工作，不管多热，也要带件毛背心。一次我在做编辑工作，突感不适，先生说人到中年，要有些食品带在身边。 先生待我如父如兄，而我也有过顶撞他，让他生气。回想起来，多多惭愧，不禁落泪。 二 先生的住处最早在燕京大学的镜春园，在燕园内的北部，绿草春荫，环境幽美。他住北房三间，与孙楷第先生比邻。后搬到燕东园，两层小楼，周围栏杆开满荼蘼。1952 年院系调整，先生住在钱粮胡同15 号，是一座多层的院落，先生住在东北面，两间北房，房间较大，走去花径通幽，窗外有一棵芭蕉树。1957年先生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七千多元买了一处住房，在钱粮胡同34 号，有18 间，房连成U 形，没有北房。院内有一棵小树，很不起眼，先生竟结束生命在这颗小树上。 先生的家，没有任何装饰，但明窗静几，非常整洁。先生写作使用的是一明代条案，旁有小几，开合错落，几案上铺满各种书籍，比较沉重的西洋书籍放在低处。家，自然高雅，是读书人的本色。这种温馨幽雅的感觉多在前三处住房内，最后的18 间房的住处则不是这样，进去以后感到憋屈，那正是“反右”以后，去的人也少了。钱粮胡同34 号的房子，在陈先生去世后很长时间空着，后并入隆福商场。 五十年代先生的办公室在考古所的第二层院，北房三间，对面是语言学家丁声树的住地及办公地点。“反右”以后搬到编辑室外间小屋，闭塞昏暗，先生依旧笔耕不辍。来信提到的徐森玉、杨树达先生不是考古所的成员，前者是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后者是湖南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先生对他们不单视为前辈，尊敬有加，对待同辈学者，如吉林大学于省吾、中山大学商承祚、四川大学徐中舒诸先生也都宾朋相待，时常来往。尽管他与唐兰先生有些学术观点的不同，我也常看见唐先生坐在先生办公室长谈。 先生性格直爽，见事就说，我们说他不谙世故。例如在园中散步时，见到刷陶片的或其他工人工作，也加评论，因此容易得罪人，造成“文化大革命”批斗时更加严酷。 先生爱国，尤其爱新中国。街道开会有事他积极参加，不摆专家架子。他爱劳动，例如“反右”以后家中没有帮工，自己做饭洗衣，家中依旧整洁如初。“反右”后，下放到河南洛阳劳动，时年已近五十，搬砖运土，不逊年轻人。 三 先生去世后，我尤感未报先生培育之恩。先生没有子女，家中只有师母赵萝蕤一人。我常去看望，陪她治牙；到考古所找车，接送她去芝加哥返校。更有，代表考古所陪她去领取抄家返还的书籍、家具。某次取回家具22 件，多是明代家具，少数几件清代靠椅，一对下双门、上雕空的柜子。赵先生问我知道这两件柜子叫什么，我说不知道，她说叫“气死猫”，我才知道它的用途。一次提到陈先生，赵先生说：“干嘛要死呢，如若不然，他能活一百岁。” 陈先生去世后，赵先生的弟弟将她接回娘家，22 件家具就陈列于美术馆后街22 号旁门。顺便提一下，美术馆后街22 号旁门的那套房子不是陈先生的，而是赵先生的父亲，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先生的。 四 先生聪慧，头脑非常敏捷，他的夫人说，先生写一篇三千字的文章只需两三个小时，她写则要两三天。刊物上的考古资料刊布不久，便有先生的研究论文发表。先生原是一位诗人，紧随闻一多、徐志摩，成为新月派的后起之秀，从16 岁写诗，到20 岁便不再写诗了，共有三部诗集问世。 先生的治学有别于前人，主要因为他受到西方教育。他更着重田野考古的成果，可算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为学，收集材料是第一步。今日，电脑为资料的聚拢提供了很多方便，但陈先生搜集流散铜器资料的方法，也可间用。赵先生有一次告诉我，陈先生在美国向收藏家找铜器资料，收藏家不予提供。先生跑了多少次，最后还是得到了，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是这种方法限于特定条件不能普遍，这里只说是治学的态度。 先生每出一本书，包括再版书、单行本，都赠我一本，熠熠大字，有名签署。这些书我珍贵保存，并告诉我女儿用心看护，不得遗失。赵先生的《我的读书生涯》及《草叶集》也在其中。陈先生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常梦见他，有些梦境今仍记起，不知是幻是真！最后要说，先生最后居住的18 间房，格局不正，风水不顺，已至于此。这不是迷信！（作者原工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已退休）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8月26日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