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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人主要研究关中地区的商周文化，一直以来，对于关中地区商周时期诸多文化因素的来龙去脉兴趣有加。过去，我曾经注意到关中地区商周时期文化的一些因素，如花边鬲、蛋形瓮、大口尊等陶器和青铜刀等与北方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一直希望有机会亲自到内蒙对相关遗址、环境地貌和出土遗物进行观摩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鄂尔多斯、赤峰等地的诸位先生为这次考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便利，使我们有机会全面实地踏查、观摩相关遗址和文物，收获良多。通过本次的学术考察，对于中原与北方早期青铜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了直观的了解，对于内蒙与中原在地理上的关联和环境的异同方面有了切身的体会。但由于时间有限，因此，对于我个人来说，只能是浮光掠影。参照过去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结合我个人的一些思考，我在此略谈几点随想，就正于方家。 此次考察中，首先，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已经取得的成绩，看到了考古学家做过的大量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即基本建立了鄂尔多斯和赤峰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区系类型的框架，虽然鄂尔多斯地区古代文化区系类型框架尚显粗疏。这些正是我们能进一步进行学术讨论的基础。基于这些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我感到： 第一，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与东南部的赤峰地区相比，两者在古代文化面貌上差异甚大，应该分属于相对独立的文化区，虽然也有学者指出两个地区的古代文化彼此之间有影响，如广泛分布于北方地区的蛇纹鬲所显示出的文化联系。从文化面貌上看，鄂尔多斯地区的朱开沟文化、西岔文化以及后来的毛庆沟文化等均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上、下层文化也有明显的自身文化特征。两个地区的古代文化基本独立发展，自成体系。 从文化的演变、更替和文化传统的传承来看，鄂尔多斯地区早晚文化之间的文化因素传承关系不明显，文化面貌差异大，早晚文化之间的过渡环节不清楚，比如朱开沟文化与其后的西岔文化之间，西岔文化与其后的以西麻青墓地为代表的文化，及更晚的毛庆沟文化之间在陶器群构成和器物形制方面，以及葬俗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虽然在青铜兵器、工具方面，早晚青铜文化之间也有一定的承继关系。这种差异可能不仅反映了文化面貌随时代而发生的变化，也可能反映了这一地区不同时代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即由农业定居生产生活方式到半农半牧，再到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甚至可能反映了不同族群在这一地区的进退斗争。这种文化的变化是由于当地文化自身为适应环境变化而自我调整、演变的结果？还是更遥远的北方游牧族群迁入、取代，即不同族群文化更替的结果？是何具体原因还值得我们研究。有学者曾经提出，在青铜时代早期，北方地区因气候、环境的变化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化，游牧文化是这种分化的结果。这种假说是否成立，对北方地区早期青铜文化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关键。鄂尔多斯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研究提供了验证这种假说的可能性。 赤峰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小河西文化，到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再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彼此之间虽然在文化面貌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基本文化面貌上还可以明显看出彼此之间许多文化因素的传承演变痕迹，如筒形器、石砌建筑物、女神崇拜，等等。文化之间的演变环节也往往有迹可循。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从早到晚均显示明显的定居农业文化色彩，虽然狩猎、畜牧文化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占比重可能有一定的变化。 两个地区古代文化面貌显示的这种区别主要是环境的差异，比如鄂尔多斯地区生态环境比赤峰地区更脆弱，雨水条件更差，承载能力更弱？还是因为周边文化的差异以及接受的影响和承受的压力不同？生态环境因素和文化传播、人群移动因素在中国早期北方农耕、游牧文化交汇地带古代文化的更替变化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不同族群政治势力的进退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其次，从中原地区与北方地区的相关古代文化遗存来看，彼此之间文化的互动是明确存在的。这种互动是双向的。过去，我们过于强调中原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作用，而对于周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关注不够，往往忽视，或先入为主地认为周边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因此只能是文化的接受者，而不会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授者。从朱开沟文化的早期陶器群，如绳纹、单把鬲、高领折肩罐、单耳罐、双耳罐、双耳三足杯、敛口斝，第四期出现的折沿方唇鬲、云雷纹陶簋、深腹盆，青铜鼎、爵、戈等，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鬲、罐、盉、爵、鬹等，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礼容器鼎、簋、盉、簠、尊、壶、罍等遗物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来自中原文化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或周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影响关系已有多位学者予以研究，在此不在赘述。 从鄂尔多斯地区古代文化与陕西关中地区商周文化的关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北方青铜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在我们发掘的关中西部商文化京当类型的老堡子遗址中存在以花边鬲、花边罐和蛇纹鬲为代表的一组文化因素，且占有一定的比例。这类文化因素在陕西礼泉朱马嘴遗址中同样存在。这类陶器同朱开沟文化有密切关系，但在时代上，按照现在的认识，明显晚于朱开沟文化。从先周到西周的文化中，三足蛋形瓮、大口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器物，在陕西丰鎬、山西曲村晋国遗址中常见。追溯其源头，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陶器也是朱开沟文化的典型器物，彼此之间应该有渊源关系。更晚一些，关中秦墓中也出土过一些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如丰鎬遗址的客省庄秦墓中出土的相扑纹铜牌饰。等等。 从现在的时间编年体系看，中原地区的这些文化因素出现明显晚于北方的朱开沟文化，且时间差距明显。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是我们对各个地区古代文化的定年上不够准确，朱开沟文化的下限是否可能更晚一些？还是因为文化迁徙流传过程中的迟滞原因造成的？关中地区出现大量的朱开沟文化因素是否与朱开沟文化的人群因来自更北方的人群的压力或其它原因而导致的南下迁徙有关？有学者提出陕北的李家崖文化是由朱开沟文化发展而来的。从地理环境、古代地貌、交流通道和文化面貌上看，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那么，由鄂尔多斯高原经由陕北高原，古代人群和文化流播到关中等中原地区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条传播迁徙路线也应是中原文化北传的道路之一。进一步，我们想到，过去有学者提出周人属西北民族。那么，周灭商某种意义上就是西北文化融入中原文化的一个过程。从文化背景来讲，无论周人的原始起源地在何处，它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无疑大量吸收了西北和北方文化因素，并将这些文化因素和理念带入中原文化之中。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商周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之一。傅斯年曾将商周文化放入古代中国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互动关系的框架中去理解，我们认为商周文化也应从中原文化与西北、北方文化互动的历史视角去解读。三代及其以前，中国大地上不仅有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互动，而且还有南北系统文化的互动。 到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文化的代表——匈奴文化之间的一个重要互动地带也在今天的鄂尔多斯一带，有学者甚至提出，具备这种连接匈奴与中原文化并促进其文化交流互动的条件的唯一的桥梁，只有匈奴的南部鄂尔多斯地区。说法虽过但不无道理。直到汉武帝大破匈奴，将其驱逐到更遥远的漠北地区。 由此可见，在中国早期历史上，鄂尔多斯地区一直在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互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值得我们重视。 在这种文化的互动中，一方面是具体的技术、物质文化、思想观念的双向传播和互相影响，并经由彼此的接触和中介作用，将更遥远的文化吸收过来，同时也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更远的文化中，如中国可能经由北方游牧民族学到西方的车马技术、某些冶金技术、某些农作物栽培和家畜的饲养，等等，也将中国的丝绸、某些农作物栽培技术传到西方。这种传播和影响是双向的、平等的。我们应该秉持平等、互动的理念来看待中国古代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中原与北方的文化互动还体现在彼此给予对方的压力、刺激和促进作用。用汤因比的理论来说，就是挑战和应战的关系，是文化创新的动力之所在。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带来的不仅是破坏，也同时带来新思维和巨大压力，使中原文化不断调整、创新，组织能力和凝聚力不断强化。汉初到武帝的这段历史是这一现象的最佳证明。 第三， 在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文化迟滞现象”。这种“文化迟滞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是在器物类型学研究和以器物形制比对来确定考古学文化年代时。 这种“文化迟滞现象”是双向的，不仅存在于周边文化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过程中，也存在于中原文化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过程中。比如，前文所提及的，在关中地区商时期文化中的花边鬲、蛇纹鬲，西周文化中的三足蛋形瓮、大口尊等可能均来自北方朱开沟文化，但使用时间要晚得多。在文献记载明确的历史时期，这种文化迟滞现象有更有力的证据。例如，主要作为明器的三彩陶器在中原地区盛行于唐代中期，以后渐渐衰落。但在北方的赤峰地区，辽代则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文化传统，三彩陶器非常发达，作为明器也是其主要功能之一。 这一现象对我们理解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墓中出现的类似二里头文化礼器的鬹、爵、盉的价值和推断其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年代有一定的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文物出版社，2000年。 2， 曹建恩：《内蒙古中南部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简论》，《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文化》。 3， 吕智荣：《朱开沟古文化遗存与李家崖文化》，《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科学出版社，1996年。 5， 徐光冀、朱延平：《辽西区古文化（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综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6，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35年。 7， 马利清：《论鄂尔多斯在匈奴文化中的地位》，《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