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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黄岩屿头乡前礁村出土了南宋赵伯澐古墓，轰动一时。 这座南宋古墓，出土了大量随葬丝织品，还原了一位南宋文官生前的服饰礼仪，因而被学界称为“宋服之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参与了黄岩赵墓发掘的全过程。多年的考古经历，让这位“老司机”看到了考古的另一面。 7月30日，郑嘉励在台州市图书馆以《终极之典——从黄岩南宋赵伯澐墓说起》为题，以赵伯澐墓的发现为引子，讲述了古代文人的墓葬礼仪，进而引申到古人的生死观及“终极思考”，讲座十分精彩。记者截取其言论加以整理，成文如下。 赵伯澐的古墓，坐落在屿头乡前礁村一个叫“大坟”的小山丘上，正对着长潭水库。这里拥有典型的江南风水：背山、向阳、面水、藏风、纳气的“怀抱之地”，就像一把太师椅。 这是一座长方形竖穴砖椁石顶墓，合葬着赵氏夫妻两人。石顶墓室以深埋、密封为特征，棺木与墓壁之间用“三合土”整体浇灌，与外界完全隔绝，使得墓室具有非常好的防腐效果。可以说赵伯澐墓，从选址到墓地构造，都非常符合当时的丧葬礼仪。 古人对于丧葬有着一套完整、系统的礼仪。北宋理学家程颐在其《伊川文集》的《葬说》中写道，“地之美者，则其神灵安，其子孙盛”，好的葬地，“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确定墓地后，“必四、五丈通石，必更穿之，防水润也”，并以松脂涂棺椁，石灰封墓门。 之所以要走这么多程序，是因为古人相信有灵魂的存在，先人的灵魂可以干预人间的生活。好的墓地，可以让逝去的人灵魂获得安宁，方能庇佑子孙。 灵魂不灭，是古代丧葬的核心观念，种种礼仪，莫不与“魂魄”观念相关，坟墓不只是为死者而设的，生者更是想通过为逝者选择好的墓地来谋取当下的福祉。 古人的墓葬，也讲究昭穆制度，昭穆即以位次规范长幼尊卑。赵伯澐墓中，赵伯澐本人居左室，其妻李氏居右室，以示男尊女卑。 更大型的墓葬昭穆制度，是族葬，即同一高祖的子孙葬在同一块墓地。《周礼·地官·大司徒》有云：“二曰族坟墓。”清代孙诒让对此正义：“族葬，盖以先祖居中，子孙以昭穆居左右，所谓生相近、死相迫也。”儒家最推崇“周礼”，族葬亦是士大夫眼中丧葬制度的最高境界。 陕西蓝田县出土的北宋吕氏家族墓园，不啻为古代士大夫阶层族葬的范例。墓园由墓园北沟、墓葬群、家庙遗址、神道组成，29座墓葬在墓园北部，以墓园中轴线为准，纵向排列关系，为“长子长孙”系列，同辈人的横向排列关系仍以中轴线上长房为中心，突出体现年长者尚左的观念。 而赵伯澐虽是南宋时期的贵族，依据《黄岩西桥赵氏宗谱》记载，他只与其三个儿子葬在“大坟”，其父赵子英，其另外三个儿子，都葬在别处，未形成家族墓地。 不光是赵家，南宋时鄞县的史弥远家族，从史浩、史弥远到史嵩之都是权倾一时的权臣。史弥远埋在鄞县，史建的伯父埋在现在的石刻公园，史嵩之埋在余姚河姆渡，还有些人埋在奉化，有些人埋在慈溪，每个墓相距非常远。以南宋史家的财力，如果想依据昭穆制度，建造一个大型的家族墓地，恐怕不是一件难事，然而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儒家思想集大成者，本应维护周礼“合族聚葬”制度，但朱熹墓在建阳黄坑镇大林谷，父亲朱松墓在政和县，儿子朱塾墓在建阳另一个乡镇。伟大如朱子，也未能在丧葬礼仪上向周礼看齐。 为什么宋代时，北方有族葬传统，到了江南，这一传统就消失了呢？ 明初学者宋濂在《赵氏族葬兆域碑铭》中说：“盖大江以南拘泥于堪舆家，谓其水土浅薄无有族葬之者。”元代奉化学者戴表元分析道：“江南山稠水迫，难用中原昭穆为穴，穴多者惟以砖椁隔分左右。” 江南地带地下水的水位高，往地下深挖便出地下水，不适合造家族墓地，这是原因之一。但恐怕更重要的原因，如同宋濂所说，是因为江南士族看重风水，而美其名曰水土浅薄而已。 一片青山看上去哪儿都可以建墓葬，但实际上若按照苛刻的风水学观念，适合埋墓的地方可能就一两处。 以史弥远家族为例，大抵是每一代家族成员，都想为逝者找到一个风水优越的地方，好保佑子孙升官发财，因此导致了家族成员各葬一地。 风水是世俗观念，族葬是理想的儒家伦理观念，正是因为世俗大于理想，才导致了江南一带无族葬的景象。 赵伯澐父赵子英，在南宋是第一代南迁的移民贵族，才到黄岩，就将葬俗“在地化”，不讲究家族的昭穆制度了，其余的北方移民也几乎如此。 当然，也有例外。 宋六陵，位于绍兴市富盛镇攒宫山茶厂，这里有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南宋六帝陵寝。这里有多代人合葬，按照中原传统，长幼尊卑，井然有序地排列安葬。 宋代帝王们于江南地区设置了家族墓地，明显不符合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之所以“刻舟求剑”，目的是为了宣扬其皇家正统的地位——百姓可以不照周礼行事，帝王家却不得不保持原有的姿态。 除了宋六陵之外，还有个个例，那就是金华武义明招山吕祖谦的家族墓地。自曾祖吕好问建炎年间南迁，凡六代人，聚葬明招山。 吕祖谦来自于一个世代显赫的家族，他的六世祖叫吕夷简，是宋仁宗时期的宰相。吕夷简的宗墓在新郑县怀忠乡神崧里，七世聚葬。北宋灭亡后，吕好问南渡，他的四个儿子都居住在不同的地方，没有一个是武义人。 但是这四个儿子将吕好问葬在了明招山，建立了家族墓地，他们自己死后也都葬在了这里。之后，从南宋初延续到元代的150余年时间，吕氏子孙虽然分散四处，但死后都葬在明招山的家族墓地里。据“明招山坟图”记载，一共有96座坟。 吕祖谦家族是个南渡的学术世家。合族聚葬，是这一家族的特殊追求，他们想通过墓地将家族凝聚起来。 正是这些个别家族的“坚守”，让中原“族葬礼”在南方落地生根。元代礼书中，开始出现了“族葬”的讨论，族葬观念由精英阶层向中下层社会渗透。浙江南宋族葬墓地很少，但到了明代，族葬墓地多了起来，有义乌冯氏家族墓地、乐清高友玑家族墓地等。 坟墓虽然是往生者的归宿，但同样体现了生者的意志。从南宋的世俗化墓葬观念，到元明时期，家族墓地逐渐在江南普及，这条历史脉络，希望能给当代人一些思考。 （原文刊于：《台州日报》2016年8月5日第0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