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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偃师市境内。从东西方向看，洛阳盆地正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南缘，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盆地内是广袤的平原，山河拱戴，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物产丰茂，四方辐辏，自古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相传周武王克商，得胜回师，在盆地东部一带偃旗息鼓，解散军队，休养民生，偃师即因此而得名。 二里头遗址就坐落于洛阳盆地东部、古伊洛河北岸的台地上，其西距汉魏洛阳故城约5公里，距隋唐洛阳城约17公里，其东北6公里处是偃师商城。遗址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前临伊洛，后据黄河，地理形势十分优越。 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发掘工作持续不断，迄今已有40余年。遗址丰富的内涵不断给世人以惊喜，有众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这里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这里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距今3000余年，兴盛了约300年的都城遗址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其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因其存在时间和所处地域与古典文献中所载夏、商王朝大致对应，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也成为探索中国早期王朝文明的重要对象。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应是夏王朝最后的都城，由于尚未发现当时的文字，这一问题仍是待解之谜。 近年，在这块热土上持续耕耘的我们，又发掘出了几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车辙痕迹、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堪称“超级国宝”的早期龙形象珍品——大型绿松石龙形器。 探明中心区道路网 我是1999年接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的，那年恰好是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40周年。我是第三任队长，也是第三代队长。前辈们的辛勤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奠定了良好的深入探索的基础。但如何站在前人肩膀上，深化对这样一个经长期工作又内涵复杂的大遗址的认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极艰巨的任务。当时的我，有一种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被无数关注的目光“烤”着的感觉。 我们将探索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结构布局作为新一轮田野工作的重点。这一思路与我的学术背景有关。我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是城市考古学，学位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就是在城市考古专家徐苹芳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对于一个从事中国早期城市考古研究的学者来说，二里头遗址实在是一个实现学术设计的极佳平台。 无论古今中外，道路都是城市的“骨架”和动脉，且常常具有区划的功能。鉴于此，考古学家往往以道路为切入点来探究城市遗址的布局框架。在对二里头都邑布局的探索中，我们也深切地意识到中心区主干道的意义，因此对主干道的探寻就成为田野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家都知道，考古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发掘。发掘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野外工作中对古代遗存的直接发掘；一种则是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中进行再“发掘”，发现那些对今后的工作有益的线索。宫殿区的大路就是我们在二里头工作队以往的勘察记录中“发掘”出来的。 根据勘探记录，我队在1976年钻探发现2号宫殿基址的同时，在其东侧钻探出一条南北向大路，当时已追探出200余米，因冬季麦田浇水而中止。20余年后，当我在二里头考古队捧读已经发黄的记录和图纸中的这一线索时，兴奋之情难以抑止。我预感到这条大路是揭开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 2001年秋季，我们循此线索继续追探，短短的几天里不断向南北推进，最终确认这条大路的长度接近700米，路的北端被晚期堆积打断，向南伸进新庄村，实际长度要更大。大路宽一般在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参加工作的同仁戏称其已达到现代公路四车道的标准。这一纵贯遗址中心区的大路给宫殿区布局的探索带来了曙光。在我们钻探的过程中，有老乡告知他家的地里小麦长得不好，依田野考古的常识，这可能是因为地下有质地致密的夯土建筑基址，导致土壤结构异常所致。我遂派人去钻探，发现庄稼长势不好的地块位于著名的2号宫殿基址西北约200余米处，钻探结果又令我们大喜过望。阻碍地下水下渗的遗迹不是夯土建筑，而是坚实的路土，顺藤摸瓜地追探，居然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向东延伸，与宫殿区东侧的南北向大路垂直交叉，主干道的“十字路口”找到了！最后，确认这条大路的长度达300余米。 这两条大路把早年发掘的2号宫殿基址，以及上世纪70年代普探发现的30余处夯土遗存中规模较大的5处（400平方米以上）都围于其内，分布于两条路以东以北的夯土建筑则规模较小。显然这两条大路应当具有区划的作用，它们应位于宫殿区的东侧和北侧。可以肯定的是，位于2号宫殿西南100余米的、规模最大的1号宫殿基址也应在宫殿区的范围内。于是，我们把探索宫殿区南侧大路的目光移到了1号宫殿基址以南。采取拦截法纵向布设探孔，又找到了围绕宫殿区的第三条大路，以及宫殿区东南部的大“十字路口”。 2004年，我们又在1号宫殿基址西墙外，确认了宫殿区西侧大路的存在，大路的北段已被“大跃进”年代的取土坑彻底破坏。至此，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纵横交错的道路网重见天日，其布局上极强的规划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同时，它的初步探明也为进一步探寻宫殿区的防御设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发现最早的“紫禁城” 在探寻中心区道路网的同时，我们对宫殿区东部的大型宫殿基址群做了大规模的揭露。发掘确认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宫殿区东部分布着一组数座南北排列的大型建筑基址，2号宫殿基址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建筑遗存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布局上相当讲究章法。这组建筑基址的下面，还分布着若干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的大规模宫殿建筑，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 就在这批宫殿基址发掘的过程中，我开始考虑下一个探寻目标——宫殿区的防御设施。我在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梳理过中国早期城址的资料，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具有权力中心功能的中国早期城市，其外围城垣的有无在东周时期以前尚未形成定制，但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却不应是开放的。因此我相信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应该有防御设施存在。而就目前的线索看，我们当时正在做工作的宫殿区东部的2号宫殿一带最有可能搞清防御设施的有无这一问题。我们从2号宫殿东墙开始向外横向钻探，得知其外侧紧临大路，大路以外只见有中小型夯土基址，因此可以肯定2号东墙及其外的大路即是宫殿区的东部边界。而二者之间已不可能有墙、壕之类防御设施存在。鉴于此，我做了这样的推测：如宫殿区围以垣墙，那2号宫殿基址的东墙有可能就是宫城城墙。同时，验证这一设想的方案已成竹在胸。 2003年初，在向我所和国家文物局递交年度发掘计划时，我把对宫殿区防御设施的探寻作为一个重要工作项目提出，立下的“军令状”是：通过最小限度的发掘确认防御设施的有无。在二里头遗址这样延续数百年且遭后世严重破坏的大聚落上，钻探仅能提供些微线索，而无法解决全部问题。鉴于二里头遗址发掘40余年来的多次钻探中均未发现宫城城垣的线索，我推测即使宫城城垣存在，其夯筑质量和保存状况肯定较1、2号宫殿基址差，以致难以辨识。对2号宫殿基址东墙是否即为宫城东墙的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先揭开2号基址东北角，看看2米宽的东墙夯土是否继续向北延伸。 2003年春季，发掘工作按这一思路开始实施。当在新开的探方中，与2号宫殿东墙完全一致的条状夯土果真象上述推想那样向北笔直地延伸时，你可以想见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暗喜。为什么只能暗喜呢？因为这还不能排除它是2号基址以北又一处院落的围墙。那就要看其在2号宫殿东南角以外是否也向南延伸。于是我又安排揭开2号基址东南角及其以南区域，在2号基址东墙南向延长线上开解剖沟，一来了解宫殿区东侧大路的结构与年代，二来在此“拦截”可能南伸的夯土墙。在肆虐全国的“非典”到来前夕、当年“十大发现”揭晓之际，我临时有事回北京，在与我的老同学——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同修举杯同庆他们的“日照海曲汉代墓地”项目入选“十大”之时，我仍按捺住已撩拔起的兴奋心情，只向其透露了这种可能性。当我不顾越来越凝重的“非典”阴霾，急切地返回工地，得知同样是2米宽的夯土墙继续向南延伸的时候，欣喜之情才溢于言表。伴随突发事件的复杂心灵感受与面临突破性发现的兴奋心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2003年春我的心路历程。我甚至要感谢“非典”，当时中国农村的“严防死守”让我们减掉了许多惯常的应酬，可以更专心于扩大我们的战果。于是向北向南一路追探，以钻探为先导，每隔30～50米开探沟解剖确认。这样，到了5月下旬，这道夯土墙可确认的长度已近300米，可以肯定属宫城城垣无疑，而2号宫殿基址就是依托宫城东墙建成的。“非典”过去，中国最早的宫城遗存重见天日，这是当年夏季我40岁生日来临之际最值得庆贺的事。 2003年秋至2004年春，我和队友赵海涛率全队技工又乘胜追击，一举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宫城东北角，确认宫城东墙长300余米、北墙残长约250米、西墙和南墙分别残长100余米。至此，一座总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被揭示了出来。这座呈纵长方形、始建于距今约3700年以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虽然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廓清王都布局的意义 在以往论及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论著中，对于二里头遗址聚落总体状况的介绍和分析都是从简处理的。1号、2号宫殿基址，铸铜作坊遗址和贵族墓葬等重要遗存珠玑般散落于这一大型都邑遗址上。如果说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二里头遗址是一个已知点，但作为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其总体聚落面貌、其所应有的都邑布局的规划性则一直乏善可陈。这一拥有我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铸铜作坊，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究竟是松散的聚落还是经严整规划的都邑？ 围绕这一问题，近年有一系列的考古发现： 如前所述，它的中心区有作为城市之“骨架”的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大路宽阔平坦，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阶段长期延续使用，宽度达10余米至20米。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的宫殿区围以方正规矩的城垣，宫城略呈纵长方形，面积逾10万平方米。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宫城遗存。 此外，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有统一的方向，方向南略偏东。宫城内已发现两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它们分别以1号、2号宫殿基址为核心，都有明确的中轴线。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带有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建筑群。 由是可知，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应当说，上述考古学现象的存在及这一结论的得出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作为权力中心的中国早期都城属于政治性城市，它可以没有城墙（其有无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但绝不能没有规划性。可以认为，规划性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往对二里头遗址是否属于城市的疑问，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展现在学术界面前的这处遗址所显现的只是一些杂乱无章的遗存的堆砌，而看不出王都所应有的规划性。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此前，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的例证只能上推至相当于二里冈文化早期的偃师商城。现在，我们知道偃师商城都邑营建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头遗址。如方正的宫城、宫城内多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群、建筑群中多进院落的布局、建筑技术的若干侧面（如大型夯土台基的长宽比例大体相近，表明当时的宫室建筑已存在明确的营造规制）等等。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移向二里头遗址所处时代以前，可知即便像山西襄汾陶寺、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这样的超大型聚落，其城壕的建造开掘无不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迄今尚未发现集中而排列有序的大型夯土基址群及环绕它们的规矩方正的宫城。相比之下，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与陶寺、新砦等超大型围垣或环壕聚落间有着飞跃性的、划时代的变化，而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其后的中国古代都城的面貌更为接近。因此，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与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一脉相承的都邑。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宫殿区内的贵族墓 在“2004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汇报会上，二里头遗址2002年发掘的贵族墓中出土的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引起了与会专家和公众的极大兴趣。这是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的又一重大发现。这条碧龙“生存”在怎样的环境中，为什么迟至2004年才“浮出水面”呢？ 话题还要先回到数年前。 2001年秋开始，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东部揭露出相互叠压的二里头文化大型建筑基址群。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2号和4号建筑基址下，发现了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3号建筑基址，这是一座（或一组）多院落的大型建筑，其主体部分至少由3重庭院组成。时代则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第二期）。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只揭露到最上层的建筑基址的表面，清理打破基址的晚期遗迹如墓葬、灰坑等，利用这些遗迹的剖面来观察早期建筑和其他遗迹的情况。至于建筑的院落则只清理到踩踏面。 2002年4月上中旬，发掘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一天上午，年轻队友李志鹏（偃师商城工作队队员，当时来我队协助工作）走到我身旁，压低了声音说：“许老师，出铜器了！”我赶忙和他来到他负责的探方，这个探方中有一座很大的二里冈上层时期的灰坑，灰坑打破了2号和4号建筑基址之间的路土和垫土，并穿透了其下叠压着的3号建筑南院中的路土。灰坑已基本清毕，刚才李志鹏在刮灰坑的坑壁剖面时，发现有铜器露头，他赶忙又用土盖好，向我报告。我们仔细剥去表面的覆土，一件饰有凸弦纹的铜铃的一角露了出来，阳光下青铜所特有的绿锈惹人心动。近旁还有人骨露头。这应是一座身份较高的贵族墓！被灰坑破坏的只是其一部分。我马上让他再盖好，先扩大发掘面积，寻找墓葬范围、确认其开口层位。考虑到在工地上协助发掘的民工已知此事，决定安排人在工余时间不间断看守，直至最后清理完毕。保护好文物的沉重的责任感甚至盖过了发现的欣喜。 经仔细观察，墓葬开口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建筑——3号基址南院的路土层之间，说明墓葬系该建筑使用期间埋设的。因此，我们在墓葬正式清理前，已可确认其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第二期）。自1959年首次发掘以来的40余年间，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第二期墓葬仅发现过1座。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出有铜铃的墓一般同出嵌绿松石铜牌饰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玉、漆、陶礼器。在这座墓发现前后，我们在该墓所在的3号建筑基址的南院和中院先后发现了建筑使用时期埋设的数座贵族墓，这些墓葬成排分布，间距相近，方向基本相同。尽管多遭破坏，这些墓葬还是出土了不少随葬品。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40余年来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成组贵族墓。成组高规格贵族墓埋葬于宫殿院内的现象，对究明这一建筑的性质和二里头文化的葬俗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3号墓又是这些墓葬中最接近3号建筑基址中轴线的一座，它的规格很可能高于以往在宫殿区周围甚至它近旁发现的同类墓。 我们把这座墓编为2002VM3（即2002年第V工作区第3号墓）。墓葬为近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的方向接近正南北向。在揭开墓葬上面所叠压的路土层后，我们得知这座墓的长度超过2.2米，宽度达1.1米以上，残存深度为半米余。不要小看了这墓的规模，如果与后世的达官显贵的墓葬相比，它实在是小得可怜，但在二里头时代，它可是属于迄今已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墓（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王一级的墓葬）。要知道，二里头遗址发掘40余年以来，已发掘的二里头时期的墓葬总数达400余座，但墓圹面积超过2平方米（即大体为2米长、1米宽）的贵族墓却仅发现了9座。所以，这座墓值得我们期待的很多！ 前述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大灰坑打破了墓的西南部。墓主人侧身直肢，头朝北，面向东，部分肢骨被毁。后来经我所体质人类学家鉴定，墓主人是一名成年男子，年龄在30～35岁之间。墓底散见有零星的朱砂（这种红色矿物质是二里头贵族墓中的常见之物，一般认为应与宗教信仰有关，同时是身份等级的标志物），没有发现明确的棺木的痕迹。 墓内出土随葬品相当丰富，包括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白陶器、漆器、陶器和海贝等，总数达上百件。墓主人头骨上方发现3件白陶器，呈品字形排列，2件顶面朝上，1件顶面朝下，可能为头饰或冠饰的组件。白陶器呈斗笠状，顶部圆孔处各有一穿孔绿松石珠，估计原来应该有丝带类的有机物把二者连缀起来。白陶器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的贵族用器，但斗笠状器却属首次发现，也不见于以往在宫殿区周围发现的贵族墓。墓主人头部附近发现一件鸟首玉饰，其风格酷似长江中游一带的石家河文化的同类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就是典型的石家河遗物而非仿制品。头骨近旁发现2枚较大的穿孔绿松石珠。大量海贝置于墓主人的颈部，数量超过90枚，每个上面都有穿孔，上下摞压，局部呈花瓣状，应该是颈部的串饰，即“项链”。这种海贝称为子安贝，仅产于南海、印度洋及以南地区。玉器和海贝之类远隔上千里乃至数千里以外的珍罕品出现于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内的贵族墓中，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唯一一件铜器即李志鹏最早发现的铜铃，放置于墓主人的腰部，铃内有玉质的铃舌，铜铃表面粘附一层红漆皮和纺织品的印痕，下葬时应以织物包裹。漆器的种类和数量较多，见于墓内四周，而以墓主人左侧最为集中，可以辨认的器形有饮酒器觚、缽形器和带柄容器等。陶器有酒器爵、封顶盉、象鼻盉，以及作为炊器和盛食器的鼎、豆、尊、平底盆等共10余件，这些器物都被打碎，放置于墓主人身旁。 在另外几座贵族墓中，还出土了玉柄形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瓷）以及成组的蚌饰等珍贵遗物，其中也不乏首次发现者。 神秘的大型绿松石器 发现3号墓的当晚，我们即开始布置对墓葬进行“一级守护”。当时我手下有3名年轻队友（我队的陈国梁和外队来协助工作的李志鹏、唐锦琼）以及4名技工，正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共9人来队实习，可谓兵强马壮。同学们听说要为了这一重要发现通宵值班，都非常兴奋，主动请战，连女生也不甘示弱，跃跃欲试。 我们安排“两班倒”，上半夜一拔，包括女生，下半夜则全为男性。我们又从邻近的圪垱头村借来一条大狼狗，把我们的“大屁股”北京吉普2020开去，车头对着黑魆魆的墓穴，隔一会儿用车灯扫一下。上半夜还比较“浪漫”，大家说说笑笑，数着星星，贪婪地嗅着晚春旷野上散发着麦香的空气。有男生还不时吼上一两句粗犷的民谣。下半夜则比较遭罪，四月中旬的夜晚，昼夜温差很大，在野地里要穿大衣。大家索性不睡，蜷曲在车里打牌，用一床大棉被合盖在几个人的腿上，被上放牌。大家戏称是为二里头贵族“守夜”。墓葬邻近圪垱头和四角楼村之间的土路。每有行人和车辆经过，大家都很警觉。 3号墓的清理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在墓主人的骨骼显露之前，已经有一些靠上的器物开始露头，其中就包括细小的绿松石片。我们对绿松石片的出土并不惊奇，如前所述，根据以往的经验，它应该是嵌绿松石牌饰的组件。但随着揭露面积的扩大，我们开始意识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现。 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70厘米。要知道，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及中原周边地区发掘出土或收集到的，以及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手中的镶嵌牌饰仅10余件，其绝大部分长度都在15厘米左右，最大的一件异形器的长度也只有20余厘米，而且其一般都有铜质背托。3号墓的绿松石片则分布面积大，且没有铜质背托。墓主人肩部一带的绿松石片位置较高，较为零星散乱，我们推测系棺木腐朽塌落时崩溅而致，因而对其保存状况并不抱十分乐观的态度。位于墓主人腰部附近，以及胯部一带的绿松石片则相对保存较好，有些还能看出由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合而成的图案。这颇令我们激动，以往在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都应是粘嵌于木、皮革或织物等有机物上的，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散乱的原因除了棺木朽坏时为墓葬填土压塌外，也不排除清理者缺乏整器的概念或清理经验而导致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3号墓的这一发现弥足珍贵。但绿松石片极为细小，每片的大小仅有数毫米，厚度仅1毫米左右。清理起来极为困难，稍不留意，甚至用嘴吹去其上和周围的土屑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而一旦有较大面积的移位，将使以后对原器的复原成为不可能。 我意识到这样不行，清理得越细越不利于今后的保护和复原。于是紧急向我所科技中心求援。我所科技中心对易损文物的清理复原保护工作在文物考古界素享盛誉。电话打给了科技中心文物修复保护组组长李存信技师，讲明情况后，李存信表示即便他们赶赴现场，因条件限制也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好地揭取出来，最好是先整体起取，运回室内，再按部就班地清理。 那就这么办！夜以继日地看守和清理，已使大家人困马乏。文物在田野中多放一天就意味着多冒一天的风险。何况，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这件珍贵文物妥善地保存下来。于是，我们改变战略，停止对大型绿松石器的细部清理。同时抓紧时间清理其他遗迹遗物，照相、摄像、记录、绘图。对于绿松石器，仅在平面图上标示出已知的大致轮廓。另一拔人则准备木板、绳子、钢丝、石膏等备品，准备整体起取绿松石器。 在按照田野操作规程获取了墓葬的基本数据材料后，我们开始整体起取大型绿松石器。当然，最为理想的是将整座墓全部起取，但依当时发掘现场的条件是不可能的。起取体积越大，其松动的可能性就越大，何况偌大体积的土的重量也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我们把墓主人颈部的海贝串饰也纳入了整体起取的范围，即从墓主人的下颌部（头骨在发掘前已被压塌）取至骨盆部。好在墓以下即为生土（未经人类活动扰动过的土），将下部和周围掏空，塞以木板，周围套上已钉好的木框，再在木框与土之间填以石膏浆，上部精心加膜封盖。然后用钢丝捆好木箱。这一长1米余、宽近1米的大箱，由6个小伙子抬都十分吃力。它被抬上了吉普车，送回位于二里头村内的我们考古队的住地。忙活完之后，已是发现铜铃的第四天晚上九点半了。 到了住地，放在哪儿又成了问题。因为木箱内还有铜铃，恐怕会成为窃贼的目标。抬到二楼太困难，而一楼除了我的卧室兼办公室和值班室外都无人住。于是有技工建议道：“队长，还是先放到你屋里吧！”也只好这样了。20余年的考古生涯，我已不介意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数千年前的死者“亲密接触”。就这样，这个二里头贵族与盖在他身上的那条绿松石龙与我“同居”了一个多月，直到它被运到北京。 碧龙惊现“第一都” 与李存信商量的结果，他说在北京他的工作室清理可能比在我们队里做要好。可也是，他清理绿松石器需要的各种工具和物 品，要么得从北京专门带来，要么得我们开车去洛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在请示了考古所和研究室领导后，我开始安排把大木箱运回北京。那时已是2002年的7月。我当时在北京，押运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当时唯一的队友陈国梁身上。陈国梁与队里技工们一起，用我队的吉普车把大木箱及几个整体起取漆器的小木箱安全地运到了北京。一直在考古所等候的我，直到安排把木箱放进科技中心的大房间内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科技中心的工作千头万绪，既要完成所内的工作，又有许多兄弟单位的不时之请。李存信答应尽快处理我们的“宝贝”。但随后就是2003年春的“非典”，我们的大木箱也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这件国宝的重见天日。 2004年夏天，李存信开始揭开箱盖进行清理。从小心翼翼地剔凿去石膏，一直到总体轮廓出来，颇为不易。到了8月份的一天，李存信打电话给我，说有一定的轮廓了，保存得还不错。我急忙赶了过去，当看到我们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而保下来的这件宝贝，居然是一条保存相当完好的大龙，顿感此前一切丰富的想象与推断都变得黯然失色。当你从上面俯视这条龙时，你感觉它分明正在游动；当你贴近它硕大的头与其对视时，它那嵌以白玉的双眼分明也在瞪着你，仿佛催你读出它的身份。就这样，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逐渐“浮出水面”。 此后，我和队友赵海涛经常去清理现场，提供背景资料，与李存信商量如何一步步地处理及收集记录各种信息。后半段，我又从队里调来了一名技工，协助清理并负责绘图。 所里的领导来了，老专家来了，大家都很兴奋，有人将其誉为“超级国宝”。经历了两年多的期盼，现在，我们可以一睹其“庐山真面目”了。 这件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的身上，由肩部至髋骨处，与骨架相比略有倾斜，头朝西北，尾向东南。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原应粘嵌在木、革之类有机物上，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仅在局部发现白色灰痕。全器整体保存较好，图案清晰可辨，仅局部石片有所松动甚至散乱。由铜铃在龙身之上这一现象看，可以排除龙形器置于棺板上的可能。又据以往的发现，铜铃一般位于墓主人腰际，有学者推测应置于手边甚或系于腕上，联系到墓主人侧身，而绿松石器与其骨架相比上部又略向外倾斜，这件龙形器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而呈拥揽状。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色彩绚丽。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案，多处有由龙头伸出的弧线，似表现龙须或鬓的形象，另有拼嵌出圆孔的弧形纹样。 龙头隆起于托座上，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微突出。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玉柱和鼻端根部均雕有平行凸弦纹和浅槽装饰。两侧弧切出对称的眼眶轮廓，为梭形眼，轮廓线富于动感，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在半圆形玉柱的底面发现有白色和浅黄色附着物，可能是粘接剂的痕迹。 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线，向两侧下斜。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体，由颈至尾至少12个单元。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因此更为逼真，尾尖内蜷，若游动状，跃然欲生。 距绿松石龙尾端3厘米余，还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二者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我们推测此物与龙身所依附的有机质物体原应为一体。条形饰由几何形和连续的似勾云纹的图案组合而成。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 这一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龙头部为何有一个略呈矩形的托座，说来还有一个认识过程。从绿松石龙头部清理出来后，我们就对此百思不得其解。2004年秋季，二里头遗址持续发掘，工余时间我又开始端详起绿松石龙的照片。如前所述，绿松石龙形器在出土前既有多处石片松动或散乱，应是棺木塌落时受压变形，龙头部位就有些因石片错位而导致图案不清。托座上的图案究竟表现了什么样的含意呢？这一问题一直萦绕于脑际。于是翻检相关的材料，试图能找到某些启示。一日凭印象查找曾看过的一件出土于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陶器盖上的刻划兽面纹（发表于《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再次看到这一兽面纹，不禁连连感叹其与绿松石龙头太像了！你看那面部的轮廓线、梭形眼、蒜头鼻子，甚至连鼻梁都是相同的三节，简直如出一辙！最具启发性的是从新砦兽面伸出的卷曲的须鬓，让我们茅塞顿开。托座上那一条条由龙头伸出的凹下的弧线，展现的不正是用绿松石难以表现的龙须或龙鬓的形象吗？ 新砦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之间的相似性，还有更深一层意义。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由中原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演进的过渡期文化，可以看作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当然这一认识主要是来源于以陶器为主的文化因素的比较。而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表现手法的高度一致，则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上彰显了二者密切的亲缘关系。也可以说给绿松石龙找到了最直接的渊源与祖型。 至于以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或稍晚的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图案，则大部分应是绿松石龙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因此，绿松石龙又成为解读嵌绿松石铜牌饰这一国之瑰宝的一把钥匙。 总体上看，位于宫殿区内、最接近所在建筑的中轴线，且出土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3号墓的墓主人，其身份也要远高于随葬铜牌饰的墓主人。绿松石龙形器或嵌绿松石铜牌饰都与铜铃共出，随葬这两种重要器物的贵族，其身份是否与其他贵族有异，如是，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是乘龙驾云、可以沟通天地的巫师吗？龙，是中华民族神圣的图腾，并不专属于某一族系，因此，尽管文献上有不少夏人与龙关系密切的记载，但它们的出土还是无法确证二里头文化肯定就是夏文化。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地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同时又提出更多新的问题，引发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去探索。而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之所在。 （原刊于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2004年卷》，三联书店，2006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