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象征考古学其实有很长的历史，虽然以之命名的领域出现较晚。例如，文化历史方法中也曾就与群体相关的风格与文化的变化。文化历史方法研究象征时更多注意地区风格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而没有全面深入探索材料的衍生意义。这种情况在过程考古学中有所改变，过程考古学也主要研究象征，不过它关注的是象征如何加强人们对环境的适应。 这些观点的局限是把象征主义看做分隔的、边缘的或者次要的。事实上很难确定一件物品或一种行为没有象征的意义，同样难以确定功能的意义一定就比象征的意义更加重要。一种代替的观点认为，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东西都是象征的，或者说象征的意义无处不在。 也就是说，物质文化是有意义的。一种研究物质文化的方法就是把它当成文本。人类制作、使用、废弃物质的过程就像写作一样，制造了考古学文本，文本存在隐喻的问题，物体与词语之间的比较让物质文化研究进入到更广阔的符号学领域。 考古学中的结构主义主张客体必须组织在符号系统中才有意义。一些研究探索物品之间关系的形式结构、居室内的空间安排、陶器上的图案排列等，它们都可以称为结构或形式的分析。 考古学中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还有相当的困难。主要是物质文化不像口语或是文本。特别是，物质文化的含义很少完全是主观的，任何声音都可以用来表示“树”，表示者与被表示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主观的，而一件炊器代表做饭，一处房子代表室内生活，这样的关系并不主观——真正的物品进入到符号过程中。一件陶罐的意义和日常使用的实际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陶器使用与陶器风格的任何形态都可能与劳动关系、技术、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这些都和语言句法、抽象的两项形式完全不同。 在当代考古学研究中，从结构角度进行的考古材料分析多归因于吉登斯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他们把结构主义跟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能动性与实践理论经常在器物组合中发现“结构的沉淀”，而且这些还和惯习联系在一起。惯习比结构主义支持的潜在结构更有弹性，对改变保持开放，更多涉足于社会实践。 结构主义除了影响能动性和实践理论，还孕育了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价值是批评。如果符号系统是主观的，那么符号的意义只能根据所有符号的关系才能理解。如果所有的行动都有符号或象征的意义，那么许多我们认为是“真实的”或“正确的”东西都不过是符号系统的一个部分。它可以批判任何对真理或客观事实的诉求，只要说这个诉求在事实上基于主观的符号传统。这个视角导致了成果丰富的批判，但是这些批评和他们的逻辑结论有点自相矛盾，他们自己宣称的“真理”因此削弱了。 参考文献：[英]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主编 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