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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告诉现在人们一个他们血脉所系却不熟悉的那个中国。在我看来，那个埋在地下的中国魅力无穷，人在面对各种困境时爆发出来的强大的生命力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延续。” 王明辉拿起一块黑色片状物反复端详，戴着橡胶手套的右手手持细毛木刷小心清除上面的泥土，仿佛手握无价之宝——其实那是一块4000多年前的人体肢骨，这也许是打开曾经繁盛于中国长江下游一个古老文化的钥匙。 王明辉是人骨阅读者，在人骨中寻找遗失世界的信息，业内他这样的科研人员被称为体质人类学家，以研究人骨形态学特征为主。中国最早一批先行者可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发现殷墟甲骨文的考古学者。  王明辉（右）与同事赵欣在位于江苏句容市的南京博物院江南考古工作站的一个人类学实验室里。 在日常工作中，他们有时面对的是来自青藏高原的先民，有时是四千多年前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女子，有时是新疆草原里带着耳环的三千年前的牧民。他们的任务是从人骨里寻找古代社会的信息片段。一个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的中国在他们眼前展开…… 在人骨里阅读国史 “我眼中的中国历史是不同地区、不用时段、不同族群的迁徙变化融合消亡的历史。”王明辉说，“与史书的记载不同，我所看到的历史是鲜活的、曲折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发展的一段，是波澜壮阔的一个节点。”  王明辉在工作中。 能像王明辉这样亲自感受中国历史“血肉”的人并不多。中国专业考古人员不过三千余人，体质人类学者数量更少，不少有医科背景。王明辉师从中国著名体质人类学家朱泓，1999年从吉林大学考古系硕士毕业。这所大学的考古专业在业内享有盛誉。他目前任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王明辉介绍，中国专职研究人骨的考古工作者仅20多人，而人骨研究近年来在业内越来越受重视，已成为考古常规动作，因而他和同事常受邀参与国内多个考古项目，“供需相当不平衡”。 “现在每年全国出土的人骨个体数量不一定，从几百到几千例。这几年，我们下工地都跑不过来了。”他说，“日本专门做人骨研究的有二三百人，可他们能找到的研究材料少，这方面悠久的中华文明就有优势了。” 体质人类学的兴起跟中国考古思维转变关系很大。 “从前考古着重挖到什么宝贝，而现在着重还原古代社会面貌。这背后其实是中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变革，从以物来考证一个东西是否存在上升到探究这些东西之间的内在联系。”王明辉说，“而一个社会里最核心的元素有什么比人更重要呢？他们吃什么，穿什么，有没有生病．．．．．．这是一个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问题。” 通常来说，考古学者在考古现场会对找到的人骨进行初步鉴定，业内俗称“下工地”——在新发现的墓葬里清理出人骨，根据其特征判断其性别、身高和年龄。这些初步发现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个体的种族类型、生前的健康状况、食物结构、生活习惯等，而这正是王明辉的工作内容。 “比如根据牙齿上的残留物、磨损程度和口腔卫生状况能知道这个人生前吃素为主还是吃肉为主。同等年龄和性别的情况下，食肉者的骨密度一般较高，通过实验室骨胶原的定量分析，甚至可以判断他吃鱼多还是其他肉类多，吃小米为主还是吃大米为主。”他说。 再比如，六千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居民有在成年后拔出上颌侧门齿的习惯，这实际上是当时人们成年礼的标志之一——一般十四岁以上的男女通过拔这颗牙齿，表明他们已成熟，可以婚配。  王明辉在鉴定新发现的人类牙齿样本。 DNA探秘 但还有些问题是王明辉也不能回答的。如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合葬墓里谁是谁的亲属，或者一个墓主人与另一个墓主人是否同宗同源。科学家则通过DNA鉴定来试图揭秘。 在王明辉领导的团队里，1982年出生的女博士后赵欣承担了这项任务。她也是王明辉的师妹。 在位于江苏句容市的南京博物院江南考古工作站的一个人类学实验室里，赵欣哼着梅艳芳的《女人花》里的歌词“我是花一朵”开始锯骨头。四月中，她和王明辉应邀对江苏蒋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研究。 蒋庄遗址距今5200到4200年，是长江以北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大型聚落。在此发现保存较好的人骨是考古界巨大的“惊喜”，因为此前发现的长江以南的良渚文化地区因水系密布和土壤酸性人骨难以保存。 事实上，每个古人类个体基因的提取只需要几块骨骼样本，而并非整具遗骸。赵欣的工具包里除了刀具、电锯、小刷子，还有铅笔和橡皮－－因为要在骨头上标记取样的位置。 “我是女魔头。”赵欣挥舞着手上的橡胶手套玩笑着大声宣布。此时她身着白色连体带帽工作服，戴着护目镜，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让人想起抗击“非典”时的医务工作者。 拿起电锯，她熟练地在几经挑选的一块肢骨上取下一个长约2厘米，宽约1厘米的长方形小块，业内俗称“开天窗”。随着滋滋的电锯声，骨头上附着的尘土连同几千年人骨的细末在工作台前升起，通风橱呼啦啦地将其吸入，但实验室里依旧一股浓重的土腥味。   赵欣给人骨“开天窗”。 赵欣说，通常会选择牙齿或肢骨提取DNA，因为釉质能很好保护牙齿，使其受到的污染较小；而肢骨骨密质致密，相对而言DNA含量多。 然而并不是每次都能像江苏出差这样找到合适的人骨样本。赵欣的苦恼是这些人骨阅读者共同的苦恼——骨骼保存太差，辛苦半天什么也做不了。这种经历时常发生，这是他们最大的噩梦。 “尤其在潮湿地区，人骨很难保存，经常找到后轻轻一碰就碎了，根本无法提取DNA。低温干燥地区往往能找到相对较好的样本。”她说。 由于目前中国古人类DNA研究历史不过20余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有一部分工作并不能得出直接结论，而属于数据积累，这些数据都会存贮在一个专门的数据库里。 如果将这些古人类个体看作是天上的星星，王明辉期待收获整个宇宙的数据，并据此找到星星之间的联系。  王明辉与南京博物院的体质人类学家朱晓汀在工作中。 “要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古代中国社会包括骨骼形态特征、DNA等人类信息方面的数据库，我们掌握的核心数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只有大量积累，今后的考古研究才能更易找到突破口。”他说。 对古人的敬畏 “你不害怕吗？每次接触人骨之前有什么仪式？”对于这样的问题，王明辉已见惯不惊。 从1994年第一次到黑龙江海林市兴农遗址的田野实习，在三个月内从完全不懂田野考古，到熟练掌握“下工地”技术，他接触人骨已有20多年。 “我摸过的头骨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不是不敬畏，这是工作，多年训练下来都习惯了。但每次看到一个保存完好的头骨时，尤其是眼窟窿，会有特别的感觉，因为好像可以跟他（她）直接对话。”他说。 子曰，告诸往而知来者。了解过去，才能知道未来之路。考古人员是现代社会穿越到过去的使者，将历史文化信息科学地、且尽可能完整地带回。 王明辉说下一个工作目标可能是致远舰的人骨鉴定，这艘承载了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舰船上曾有他喜欢的英雄——抗击日寇的清代海军将领邓世昌。 “做人骨研究越久，就越感到作为个体人的渺小，但总有一些个体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与众不同。如果真能找到他的遗骸，我会非常有成就感。”他说。 “我们想要告诉现在人们一个他们血脉所系却不熟悉的那个中国。在我看来，那个埋在地下的中国魅力无穷，人在面对各种困境时爆发出来的强大的生命力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延续。”王明辉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