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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考古天文学研究过去，特别是在文献材料缺乏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天空的信仰与实践，以及人们如何运用自己对于天空的理解。“考古天文学”这个词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主要是为了解决考古学家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尤其是天文学家之间的争论。 考古天文学家似乎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总是试图对人类过去的活动进行天文学的解释——特别是针对纪念性的建筑物，而不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解释框架中认真评估考古材料中天文学意义存在的可能性。例如，一处房子、庙宇或是墓葬的朝向可能跟许多因素有关，显然，假定它具有天文学意义是危险的，尤其是认为天文学动机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过程考古学或称阐释考古学的兴起，考古天文学被普遍接受。有意思的是，20世纪70年代考古天文学极力关注方法论的问题，比如材料的客观选择、假说的量化检验，这和新考古学或称过程考古学的观点倒是非常一致。而另一方面，如果考古学家的目标是根据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理性”利用来解释社会过程，那么考古天文学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对这些考古学家而言，天空是恒定的。但是一旦我们采用认知考古学的立场，思考人们如何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我们就不仅需要考虑土地与海洋，而且还要考虑人们生存环境的整体性。 如果我们在考古学研究中关注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如何规范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又如何跟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保持一致，我们就不会忽视天空，当然我们不会走向从前的极端，排除所有其他的因素。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考古天文学视为一套思想与方法，它们与时空的概念、历法、宇宙观和世界观、航海以及其他有关主题的研究相关。 在考古天文学的核心里还有一个方法论的难题悬而未决，考古天文学家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一种天文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它就对过去的人们发生了作用。许多东西都可以认为是潜在的排列布局，而且每样东西必定指向某个地方；天空中有许多潜在的天文学目标。如果我们反复观察到一种类似的排列布局，比如说，在某个地方的文化传统中发现一组类似的纪念建筑，那么就有可能排除强烈的质疑，建立起人们行为的目的性。 这类“统计学”方法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它只能揭示最广泛分布的文化传统，而无法揭示我们观察到的天文学联系的社会意义。为了研究特定的环境与个人行动，有必要在更广阔的考古学背景中考察特定的天文学排列布局及其联系。与此同时，有关意义的问题只能在更宽广的解释框架中进行。考古天文学的理论必须和考古学理论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英]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主编 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