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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建立以前，是传说中著名的唐虞时代，这在传世和出土先秦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如《礼记•祭义》即简括云：虞、夏、商、周，天下之圣王也。[1] 《国语•鲁语上》也指出：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容成氏》则追述唐虞时期的禅让史事说：尧有九子，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有七子，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2] 《孟子》也引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3] 看来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唐虞时代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不仅如此，文献还传说唐虞亦即尧舜禹时代的都邑就在冀州的平阳。一个时期以来的考古和学术研究表明，古人的上述历史记忆是有根据的。尤其是近年来，在黄河中游地区发掘或发现了若干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这些古城不仅印证了文献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尤其尧舜禹时代，印证了这一时期关于鲧禹作城郭等传说， 那么当时的社会组织及其性质又是怎样的呢？学术界长期的主流看法是史前的军事民主制或部落联盟制。上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遗址代表的大量新资料的出土，不少学者又从早期文明探索的角度，按我国传统学术话语称唐虞联盟为“邦国”联盟或“方国”联盟，认为其时属于早期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关键时期，而该联盟的核心区域就在晋南，面积达280余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就是该联盟的中心都邑。这些应该说基本都言之成理，大体可成共识。本文认为须要进而指出的是，陶寺古城不仅是尧舜时期、而且是禹及其后益为共主时期联盟的中心都邑，甚至是启建立夏王朝初年的都城。下面谨就此问题与夏朝早期都邑的地理区位等作一些探讨。 苏秉琦先生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4]此说与传世文献记载提供的线索和一个时期以来的考古资料吻合。不仅如此，文献甚至传说尧舜禹都建都于晋南的“平阳”。如《左传》哀公六年所引《夏书》下杜预即注云：“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疏》云：“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 并引王肃云《左传》下文“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指的是夏初“太康时也”。可见尧舜禹均都冀州，乃前人认定的一致看法。此种由来已久的看法得到了考古资料的印证。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地处晋南的陶寺遗址古城规模和规格的极其突出外，它在年代上也比新近发现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更合于文献关于尧舜禹时代的传说记载。[5] 平阳、蒲坂、安邑均远古著名都邑。平阳在春秋时为晋大夫羊舌氏邑，战国属韩，秦置县，治所在今临汾西南，应即今襄汾、临汾一带，陶寺古城应即其遗址；蒲坂，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设县，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安邑，春秋时晋卿魏氏之都邑，战国初期魏国都城，秦朝设县，治所在今夏县西北。“唐虞及夏同都冀州”，说明山西不仅为唐虞联盟的重心地域，而且也是禹族迁到黄河中游后，其早期的居息活动中心地域，而《正义》所云理水及贡赋开始之地的帝都，应就是陶寺古城。 那么又怎样理解《世本》所云“夏禹都阳城”的传说呢？ 阳城一地，今人多从汉代宋衷说，以为在河南登封，但清人张澍考辨指出：澍按：《太平御览》引《世本》云，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此系宋衷注。《史记· 正义》、《汉地理志》并引《世本》云：“禹都阳城”。又按《地理志》以颍川阳城为禹都，非也，当以濮泽之阳城为是。盖尧舜皆都河东北，不居河南耳。[6] 按张澍辨明《太平御览》所引“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等语“系宋衷注”文，非《世本》原有之文字，非常重要；他又指出大禹所都之阳城，应与尧舜所都一样，都在河东北，不会在黄河以南，可谓甚是。王玉哲先生近年也针对登封说指出： 传说上的禹都阳城是否就在河南登封，清代学者陈逢衡于其所著《竹书纪年集证》中早就提出了异议。他说尧舜皆都河东，禹不应在河南。所以，他主张禹所居之阳城应当也在河东地区。[7] 是张澍、陈逢衡均认为阳城本在晋南，今晋南仍有阳城县，虽为中古以后地名，然而必有古史传说之深远背景。王玉哲先生赞成张、陈二氏的看法，并补证指出，禅让制下“历届部落联盟的前后首长处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应当基本上是一地，或相去不远”，因而阳城不应远在大河以南；又引据王国维关于《说文》“唐”字古文作“啺”、铜器铭文中“成唐”就是“成汤”的研究成果，从文字学角度证明阳城之“阳”“也必有来于‘唐’之可能。那末，阳城就是唐城，而唐城当即周初唐叔所封之唐。”晋始封之唐地虽然历来说法纷纭，但主张在山西，则是基本一致的。王先生还进而考证指出，传说中禹父鲧所封之地崇的地望，也不在学界通常认为的河南嵩山一带，实指《禹贡》所述冀州的“岳阳”、“太岳”之“岳”，也就是位于山西的霍太山，而大河以南所有崇高、崇山、有崇等地名皆为以后从山西故地名层化而来。[8] 以上考论，很有道理，而“历届部落联盟的前后首长处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应当基本上是一地”的观点尤其精辟，很有启发性。虽然王先生此意向尚未十分坚定，因而又有“或相去不远”的补充，但王先生未及看到或使用的陶寺古城遗址新的考古资料，已经为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提供了相当坚实的证据。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文献传说的“尧都平阳”亦即唐虞联盟“的前后首长处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地，和“禹都阳城”仍是两地，而且是“相去不远”的两地。准此，我们就可比较圆满地解释《世本》的下述记载： 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9] 原来，考古发现的陶寺古城就是文献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而且是整个唐虞联盟和夏朝初期的都城；而阳城则是与盟的禹族的中心聚落，与之先后成为禹部落或族群中心邑聚的还有安邑或晋阳。中心聚落的历时性调整转移，反映了禹族势力在冀州地域的扩展变化。禹身兼禹族首领和尧舜联盟的“大臣”（即联盟领导机构成员），当其参与“朝”中亦即联盟中心的重要活动时，自然在平阳。而一旦其治水成功，受禅为联盟领导人亦即“天下”共主以后，平阳遂正式成为他的“治所”或曰“处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地。正因为如此，史传舜禹禅让之际，“禹避舜之子于阳城”[10]，《括地志》即云：“禹居洛州阳城者，避商均，非时久居也。”[11] 也就是从平阳暂回其自身族群的中心邑聚。同理，所谓“舜都蒲坂”，实际也只是舜部落或族群的聚居中心，而舜为联盟首领时，联盟的政治中心仍是平阳。禹都平阳，必是继承自舜，而舜则是承尧之后接着以平阳为都。《史记• 五帝本纪• 集解》引皇甫谧云：“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正义》引《括地志》：“平阳，今晋州城是也；潘，今妫州城是也；蒲坂，今蒲州南二里河东县界蒲坂故城是也。”其中平阳、蒲坂均在山西境内，潘位于与山西相邻的今河北省西北部，其地也在上古冀州范围内。上已指出蒲坂实为舜部落或族群的中心聚落，非联盟的中心都邑，潘亦然；联盟的中心都邑仍为平阳。文献中尧、舜、禹皆有都平阳的记载，正是传说中三人相继为“天下”共主时均以平阳亦即今考古发现的陶寺古城为联盟中心都邑之确证。 前面已指出，早期的阳城与文献传说中禹族的其余都邑安邑、晋阳，其具体地望都在今山西境内。那么，《括地志》所云“洛州阳城”亦即今河南登封境内的阳城，又是何时成为禹族的中心聚落、进而成为夏朝都城的呢？原来禹族来到黄河中游以后，主要居住地最初虽是在山西境内，但史料表明，其族群势力较快就开始了在黄河流域由山西向河南、山东等地的扩展迁徙。主要契机，就是大禹治水，以及当时族群之间的互动。因而河南境内的阳城、有崇等地名，虽可能为层化的迹象，却也是禹族由山西向东南进入河南西部、中部的史影。此种情形，与文献反映禹族在唐虞联盟中地位的隆升、势力的扩展也颇能吻合。传说就在尧舜时期，“天下”发生了持续很久的特大洪涝灾害，禹在吸取鲧的失败教训后调整治水方略，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功，受舜禅让为联盟共主，并在其子启继位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 当今很有影响的一个观点是，河南偃师二里头为夏朝建立伊始的都城。但是，各方面的资料和数据表明，二里头都城遗址的年代不早于根据文献推定的夏朝中期。其次，从地理形势看，中州和黄河下游地区，地势低平，当是其时水患严重之地，尤其是偃师地处孟津以下，黄河两岸进入地势低平地区，历来挟带大量泥沙的黄河流速骤然变缓，河床因泥沙淤积迅速变得颇为浅阔，水灾隐患严重。在大规模的堤防修筑以前，泥沙俱下的河水漫流分叉以至改道难以避免，因而在夏朝以前，时常可能遭遇洪灾的郑洛一带包括二里头等地并不适宜成为大型的政治中心都邑所在地。由此可知，大禹取得华夏联盟共主地位后，政治中心不可能马上自晋南徙于此地，这也与我们上面综合文献等资料考证禹为共主时联盟中心都邑仍在平阳的结论若合符节。 考古方面的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时代较晚的二里头遗址不仅在夏初不可能成为王朝中心都邑所在，而且即使是该遗址第一期也不可能。据报道，二里头遗址近年来发掘出四周围有方正规矩的城垣、内有数组大型建筑群的宫城，但其年代均在进入二期以后。其中较早的3号宫殿建筑基址长逾150米、宽约50米，为至少由北院、中院和南院等3重院落组成的多重大型建筑基址，建造和使用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此期该基址以外已出现了纵横交错的大道，但还未建造宫城城垣。到二里头文化三期，在3号宫殿建筑基址上建起了2、4、6号单体宫殿建筑，刚好分别叠压在3号宫殿建筑的中、南、北院落基址上，并在二期大道路土上建起了宫城城垣。[12] 宫城城垣的晚起，说明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是逐渐增大的。而遗址第一期没有宫殿等大型建筑，说明它当时尚非夏朝都城。尽管二里头遗址显示了从夏中期到夏商之际的文化连续性，文献记载却反映此后夏都仍未固定在那里。这既可能与当时夷夏等族群间的政治、军事形势导致的政治中心有时需要调整转移有关，但也可能是限于当时社会的组织与技术水平，如未修筑沿河堤防，因迫于洪患而无力应对等有关。商王朝都城基本都在孟津以下黄河流域，但前期也曾多次徙都，直到盘庚迁殷以后才基本稳定下来。“更不徙都”的巨大变化，当是以都城附近地区黄河沿岸堤防修筑这一重大水利进步为前提。当治水取得初步成功，并通过禅让，禹成为联盟首领后，由于进一步治水的需要，和联盟共同体的东向扩大，其首脑机构及其所在的政治中心逐渐迁往今河南境内的可能性出现。但因水患比较彻底的治理必然是一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尧舜禹联盟一贯有将政治中心设在今襄汾陶寺一带的传统，因而联盟领导机构的地理位置在大禹时期并未改变，乃至启继位之初，夏王朝的政治中心也仍在晋南，所以文献历来将这里称为“大夏”。但禹、启族群自身的中心聚落“阳城”的位置，可能在治水时期已经逐步迁移到了嵩山地区的王城岗一带，并且那里后来一度正式成为夏王朝的都城。 那么夏王朝都城的这第一次转移是在何时和何种情况下完成的呢？根据出土和传世文献，启战胜益，继禹成为天下共主后，起初仍将都城保持在陶寺古城。但其后又发生了与有扈氏的甘之战，[13] 和启征西河等役，[14] 大概为了加强对“天下”局势的控制，尤其是控制初步治理水患后已相对易于开发的豫、鲁、皖等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遂很快就将都城迁徙于地理上变得更为居中的王城岗古城。上世纪70年代发掘的王城岗小城[15]位于近年发现的大城东北部，大城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西北拐角处夯土城墙，可见大城晚于小城。[16] 已知小城年代为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二期，该期年代现有的两个数据是公元前2106和2107年；大城使用时间为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期，该期年代各数据的中间数值均为公元前2060年。王城岗龙山文化第四期年代的数据中间值为公元钱2017-2018年，大城及其城壕在此时已被废弃。[17] 综上看来，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应为禹、启定都于陶寺时夏族自身的一个邑落，大约是治理洪水期间所建。大城则是陶寺古城因战乱废弃后启迁都王城岗时，在小城的基础上筑成的，以之作为夏王朝的都城。不过，随着启死，史载太康之后，“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18] 此即《左传》哀公六年所谓“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可见以王城岗为都城的时间并不长，仅限于启在位之时。启死后“天下”再度发生政局动荡，导致夏政权旁落，夏王室被迫离开了王城岗古城，因而夏族对这一带的原有土著族群的控制和影响还比较有限。而夏势力又从豫西一带被迫迁徙黄河下游，较长时期处于颠仆流离的不稳定状态。 夏少康中兴以后，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没有重返王城岗大城，但也还不在近河而地势低平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古本《竹书纪年》：“帝宁居原，自迁于老丘。”[19] 帝宁即帝杼，少康之子。看来少康复国后，从黄河下游徙都于原，位于今济原西北的山西与河南两省交界处。但帝杼即位后，又“自迁于老丘”，即再度东迁到豫东的开封东北。大约到夏朝中期，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才逐渐成为都城。夏势力及其中心的这一转徙过程，从近年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发掘中亦可略窥其迹。为配合“晋南地区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课题研究，由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运城市文物局组成的考古队，对晋南绛县周家庄遗址进行了试掘，遗址位于涑水河北岸二级阶地上，高出现在河道约20米。绛山（南山）在其北，整个遗址坐落在山前冲积扇上，地势由北向南逐渐降低。发掘和调查表明，遗址范围南北长2200、东西长2500米，面积约500万平方米，至少包含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周代6个时期的遗存。其中，仰韶和庙底沟二期遗存主要分布在遗址东南部，龙山时期遗存则遍布整个遗址，但二里头、二里岗时期遗存只是零星分布在遗址东部，周代遗存除东部有零星分布外主要集中在遗址西南部。[20] 该遗址面积巨大，从地理位置上看似与传说中的禹都安邑有关或不远。遗址的文化面貌述说明，尧舜禹时期此地最为繁荣；二里头时期遗存只有零星分布在遗址东部，可能是遗址居民本多属于夏族，启以后已随王室迁往豫鲁等地而此地只留下少数居住者所致。 陶寺古城作为唐虞尤其夏朝早期的都邑的连续性史迹昭示我们，当时由部落或邦国构成的政治联盟已具有相当强大的整合力量，联盟的中心都邑的长期不变，反映了各与盟族群已经形成广泛深厚的认同意识，因而能形成稳定的跨地区、族群的大型联合体，其体制相应地也具有明显的延续性。此种高度复杂的先民共同体，无疑至少已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而联盟的持续扩大和内外各族群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矛盾互动，必将导致新的突破，推动联盟体制向早期国家的转变。 这个突破，看来就发现在传说中的益、启暴力冲突之际。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容成氏》记述了夏以前的禅让传说后云：禹有七子，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21] 与《竹书纪年》的下述记载相比：益干启位，启杀之。（《晋书·束皙传》引） 益为启所诛。（《史通·疑古》引）后启杀益。（《史通·杂说上》引）[22] 不难看出，《纪年》所载益启间冲突使用的暴力手段，较诸尧舜禹之间的“囚”、“逼”等，可谓更为残酷，而且冲突达到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极端状态，揭示了这场战争的极为严酷。陶寺遗址近来的新发现中，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城址遗存和暴力现象，发掘者指出： 2002年的发掘工作确定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陶寺文化的兴起直接伴随着城址的出现，意味着陶寺文化从诞生之始，就打上了都邑文化的烙印。……陶寺遗址发现的陶寺文化早期城址（面积56万平方米）与中期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正可对应陶寺文化的早期与中期两个发展阶段。 …… 2002年发掘的另一个较大的收获是IHG8所揭露出来的暴力遗存：出土30余个人头骨，上面多有砍斫痕，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有一具明显被暴力残害致死的成年女性人骨架，以及大量的骨镞。IHG8时代属于陶寺文化晚期，联系到陶寺文化城墙在陶寺文化晚期时已被毁弃，陶寺文化晚期的部分遗迹单位中常堆积有大量的建筑垃圾如夯土块、白灰皮，说明在陶寺文化晚期阶段曾有过大规模的人为破坏建筑的行为，而像IHG8这样的反映暴力的遗存，将是探讨陶寺文化内外社会关系的重要材料。[23] 对于这些反映暴力行为的资料，有的学者结合文献资料研究后认为，尧舜时期的陶寺遗址中存在“平城墙”、“废宫殿”、“杀壮丁”、“淫妇女”、“毁宗庙”、“扰祖陵”等灭绝行为现象，证明陶寺遗址中期以前文化毁于晚期文化，如果前者代表的是尧或陶唐氏部族的政权统治，那么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完成的，因而尧舜之间的禅让是不存在的，所谓禅让，其实是儒墨等家为宣扬其政治主张而杜撰的。[24] 这个新颖结论虽然可成一说，但与资料反映的年代仍有所龃龉。 种种迹象揭示，夏启以前，尧舜禹时期联盟的中心都邑均应在陶寺，尧舜禹相继为共主之时亦即唐、虞和虞夏之交三者时段，应大致分别为陶寺遗址的早、中、晚期。而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陶寺遗址的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年到前1900年。其中、晚期之交约当公元前2000年，这个时间正好与文献传说的夏朝初期相当。因此，如果联系文献等诸项资料综合考察，则上述在陶寺遗址中发现的暴行，并非发生在尧舜之间，而更有可能是启建立夏朝之际。具体说即益继禹成为联盟共主后，启与之在联盟长期的中心都邑爆发武装冲突，颠覆名曰“禅让”的传统制度，在“天下”建立君主世袭制度的见证。 [1] 《礼记•祭义》。 [2]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页247-29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此处所引为陈剑拼合与编连后的释文。详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下引《容成氏》释文出处同此，不再注明。 [3] 《孟子·万章上》。 [4]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页161，三联书店，1999年。 [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 [6] 《世本》张澍稡集补注本，页32，载《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 [7] 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 [8] 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夏史论丛》，页5—8。 [9] 《世本》张澍稡集补注本集自“《汉地理志》、《史记·正义》、《玉海》”，页32（《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 [10] 《孟子•万章上》。 [11]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 [12] 高江涛、魏继印：《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建筑格局的变与不变》，《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18日第7版。 [13] 《尚书·甘誓》。 [14] 《北堂书钞》卷一三帝王部：“启征西河。《纪年》云。”转引自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页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1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 [17] 方燕明：《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关系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06年第9期。 [18] 《左传·襄公四年》。 [19] 《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转引自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页8。 [20] 王力之等：《山西绛县周家庄发掘一处古代文化遗址》，《中国文物报》2005年6月1日。 [21]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页91-146图版，页247-293李零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2] 以上三条均转引自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页2。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24] 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山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 作者：彭邦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先秦史。 成都市九眼桥，6100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