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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北神木石峁调查发掘，发现面积大约400万平方米的石城址，尚未进行系统的发掘而将之先定为一座大城，且年代上限被视为距今4000年左右。不过，在发掘方举办的专家座谈会上，有考古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想法。例如高蒙河先生认为：在这400万平方米的面积中，可能含有时代早晚不同的工程，恐怕不宜视为同一个时期建筑的大城。另有几位学者对此城的功能亦提出了疑问，认为不像是大型聚落，应该加以研究，并从不同的角度讨论石峁的工事。李水城先生指出：“这个地区支离破碎的地形地貌会不会当初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对遗址功能的判断。我们上次在神木两河流域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个规律，凡是龙山到夏代的遗址都在山头上。到今天为止在山上生活非常不方便，有的遗址相对高差100多米，取水尤其不便。当时的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地点来构筑他们的聚落？”4000年前河套地区地形地貌显然不会比现在更平缓，黄河北游自古以来便是支离破碎的地形，不符合先民长期定居的生活。因此，李水城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颇有道理：如果没有可长期定居的生活条件，如何会形成大型聚落之城？ 高大伦先生进一步质疑石峁城是否具有聚落的功能，“石峁城里面沟壑纵横，似乎并不适宜居住，这个城是否也是一种特殊时期的建筑，比如战争时期的短期防御场所？”曹建恩先生将石峁城址与内蒙古军城比较，认为内蒙和陕北文化类型是一致的，并强调本地带防守技术续用到汉代，或可视为长城的萌芽。刘斌先生同意此观点，石峁石墙顺着山势修建，“对它的研究不能套用几层城圈中间是宫殿这样的观念。石峁城沿着山脊线修得很像长城，除了防御，作为通道也是很重要的。” 此外，刘绪先生注意到，在此发现的文物中，似乎有很多是非本土制造的，包括长江流域鬶的残部等，另认为石峁遗址必需被放在世界史的脉络讨论。其它学者也有提出，需要从跨越中国边境的角度去研究石峁城址。水涛先生认为：“石峁的东门址单视作一个城门的话，体量和结构太过复杂，功能上还需要讨论。”同时也强调，石峁遗址需要放在新疆、阿尔泰地区安德罗诺沃大文化体系去讨论。郭物先生亦思考，石峁遗址在欧亚草原文化脉络中的位置。 笔者赞成前文中所引学者们的看法，我们不宜采用农耕文明的古城概念来讨论石峁城址的历史意义，而需要从时代和地理脉络的背景来进行思考。因石峁城址所在的位置属于亚洲南草原通道，所以，对该遗址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更加是世界古代史的重要问题，了解该遗址，对世界史的研究亦十分有贡献。 石峁城址地处黄河流域北部的黄土高原地带（后文称为“北游”），其地处黄河“几”字形大转弯的中间，纬度达到40°左右，位置相当偏北，经过黄河要道，往西南可通到黄河上游早期的黍作区，往东南可通到三门峡——即中原宽阔肥沃的农耕文明区域的西北大门。距今4000年前后，与气候变冷及干旱同时，在西北地区发生了非常大的族群变迁，造成早期彩陶黍作文化的消散。黄河中游新来的族群越来越发展起游牧和战争的生活方式。  石峁遗址发掘现场 石峁城址紧邻黄河北游的河套地区，该地区是亚洲草原丘陵地带的通道，大约从距今4400年之后，从里海到渤海及日本海，在这一通道上出现了甚多中、小型城池，均属于为军事用途而建造的城，是掠夺族群的城邦：西以也里可温（Arkaim）文明为代表，东以夏家店下层为代表。 出现也里可温之类文化遗址的地理范围，西到南乌拉，东到阿尔泰、蒙古，南到伊朗山等北纬40°左右的低山和山麓地带，北到北哈萨克草原库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州，一路到蒙古，并涵盖中亚草原一带。在这一带中出现许多城堡表明此时草原族群间正处于彼此争斗的阶段。在这一类遗址中，几乎未见农具，反而有很多青铜和石制的兵器，并出土了20多台完整的驾马战车，另外还有很多马具零件以及相关器物。这一带属于用马战争流动族群的活动范围，恰好与河套地区交界，并往东跨到东蒙古草原低山地带。 纬度相同的东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亦发现了很多军用的石城。夏家店下层文化奠基于红山和新乐文化上，保留了一些本地独特的面貌，但夏家店无疑是由新族群建立的古国文明。西辽河及周遭地区发现了很多古城，形状有方形、圆形以及其他形状，常有外城与内城结构。不过夏家店下层古城与同时期农耕地区的古城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中国农耕地区的城均是土城，而夏家店都是石城。在燕北地区已发现有42余座城址，燕南另发现70处有石城的遗址。城为堡塞区，主要农作和聚落区在城墙外，另有相当多的聚落没有发现石城，大部分位于城堡遗址以南。遗址的密度相当高，显示红山文化的继承者是北方族群的大型集团。 处于不同族群流动路线上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必然面对很多侵略者的袭击。东北石城与长江流域土城的建筑，功能有所不同。夏家店城没有农作灌溉和防水的作用，或符合苏秉琦先生定义的“原始长城”，不过徐昭峰先生指出其具有城堡作用，包含贵族居住区、军事防御、祭祀台，并有多重城墙，及半圆形的所谓“马面”建设等工程，都显示其军事防御功能很强，是近似汉代居延的要塞防御系统，“由城障、烽燧和坞堡等组成抗击匈奴的防线，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中型石城相当于城障，小型石城无疑相当于烽燧和坞堡，共同构建相互依托的防御系统。”东北地区为何需要这种系统？无疑是因为该地在当时已经是许多族群的流动区，辽西社会不断地发生战争，又吸收同化了许多不同的人种。 夏家店下层古国与汉代北疆建坞堡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汉代居延是大帝国边疆区域的防御设施，而夏家店先民却以此“边疆区”为全部的生活范围，这是生活在草原边界上的古国，自然也学到很多草原人所流传的知识（草原人流动地域很广，所以能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包括草原人最拿手的技术：战争。 以笔者浅见，西边的也里可温和东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背景，可用于理解石峁城址属性。 黄河上游、北游地带应也经过类似的变迁。从时代和地带脉络背景来看，石峁所发现的石质工程不可能是一座城邦或大型聚落。距今4500至3500年间亚洲草原出现了很多石质的军城，并亦有军城之区——战争掠夺族群在相距不远的地点、早晚几十年重修军用的工事。因为这些族群的社会不稳，对外掠夺与互相争斗搭配，每一座军城的寿命皆不久，经常重修以扩展其功能性的范围。在未系统性地发掘前，容易被误解为是一座大城。学者们所提出的，所谓山头上的建设，显然并非是作为居住区而兴建，而是为袭击和防御所建的战线工事。所谓“外城东门”可能起瞭望塔的作用。 该地带的族群流动率高，在此地早晚修筑军城的族群虽可能有所变化，但生活方式却是相类的：以战争掠夺维生。遗址中所发现的粮食不似是本地所种，遗物亦表明这些族群来往混合多元的情况，并显示他们掠夺的对象，主要是南方富裕的古文明地带。同时，这些年轻族群亦采用包括南方以及本地带早期古老文明的技术、形象和人才。 从新石器晚期到周代之前，黄河北游河套地区与燕山之间有密切的来往，相关的证据甚多，曹建恩先生认为，当时陕北与内蒙文化的一致性奠基于彼时气候的条件。这个时期，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带才开始沙漠化，所以本地带为流动族群的交通大道，在哈萨克、新疆、蒙古、黑龙江草原及丘陵一带，流动族群频繁互动及迁徙，彼此战争、学习、吸收、传播等。 换言之，黄河北游（包括陕北高原）属亚洲草原低山的地带，从里海到日本海、从也里可温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是距今4000年前后以来，致力于发展战争技术之族群的生活区。从此时空背景的脉络来看，石峁城址对整个亚洲、含中国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宝贵的新资料，显示青铜时代亚洲南草原的族群流动，在也里可温和夏家店下层的文化间，补充了关键的中心环节。同时，因黄河的要道，石峁城址或能解释很多农耕文明的北界问题，包括陶寺毁灭者的来源、二里头遗址所在地区的重要性，并且能在此观察到不同族群经黄河中游的通道互相认识、来往、互斗、混合，以及最后的互相同化等先商与商周研究的历史难题。（作者单位：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17日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