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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马是由野马驯化而来。马的驯化成功不仅能够稳定地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肉、奶等蛋白性食物，更主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运输、作战和劳动能力，促进了人类的迁徙、民族的融合、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以及社会的进步。可以说，马的驯化成功对推动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年恰逢马年，马年说马，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  马踏飞燕 5500年前：世界最早的家马 人类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成功地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狗是世界上最早的家养动物，出现于距今10000多年以前。自从有了家养的狗，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路途中就不再孤单了。虽然狗在成为家畜以后，对人类的狩猎技巧有所帮助，也对人类居住地的安全有所保障。但是，狗并没有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多大的作用。从距今10000年左右开始，人类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展开驯化猪、牛和羊的活动，这些动物的驯化成功给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及肉食的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对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人类自身体质的强壮和人口的繁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相比之下，马的驯化则出现较晚。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证明，马的驯化开始于距今5500年左右。在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距今5500年左右的柏台遗址中，动物考古学家发现大量的马骨、用马骨制造的渔叉和带有象征性刻纹的马骨。通过对该遗址里出土的陶片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陶片上有马奶脂肪酸的残留物，证明当时的柏台人既吃马肉，又喝马奶。另外，在遗址的文化层中还发现马粪，这也是马在此地长期生存的证据。所以动物考古学家推测当时的柏台人已经开始驯马，具备了养马的能力。马在哈萨克斯坦被驯化成功之后，家马和养马技术开始向其他地区传播和扩散。 3700年前黄河上游：中国最早的家马  殷墟郭家庄的两驾马车  各个时期出土马骨分布图 1879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蒙古国的科布多郡首次发现了一种野马。1881年，这种野马便以这位探险家的名字正式命名为“普氏野马”。图中的红点表示中国北方地区10000多年以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多个遗址都发现了普氏野马的化石。曾有专家据此推测，中国的家马起源于普氏野马。但是，近年来DNA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早期的家马与普氏野马在基因上没有关联，这就为中国家马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课题。 动物考古学家的研究结果证实：自10000年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出土动物遗存的遗址有上百处，其中绝大多数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中没有发现马骨。图中的绿点表示距今10000年至40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在当时中国大地上发现马骨的遗址，其数量不仅很少，对马骨的鉴定依据也鲜有描述，更未做过年代测定。因此，其是否就是家马、是否属于那个时期等科学的判断，都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我们认为，中国的家马最早出现于黄河上游地区。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甘肃省永靖县大何庄齐家文化的遗址里发现随葬的3块马的下颌骨，在甘肃省永靖县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墓地里也发现了随葬的马骨。由于在距今9000年前中国就开始在墓葬里随葬狗，后来又发展到随葬猪、牛、羊和马，这种习俗延续了几千年。经过动物考古学家的研究证实，全部随葬的动物几乎都是家养的。因此，尽管齐家文化的墓葬中随葬的马骨都是几十年前的发现，当时仅做了简单的马骨鉴定，并没有进行动物考古学的测量和研究。但是，依据齐家文化的墓葬里发现的马骨，我们可以推测在中国黄河上游地区距今3700年左右存在驯化的家马。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3600年至3400年以前的商代早期的河南省偃师市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市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等都发现了大量动物遗存，但是却没有发现马骨的证据。这个地区最早的家马发现于距今约3300年前商代晚期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在该遗址里发现多个车马坑，一般都是一车两马。另外，在殷墟遗址的西北冈发掘和钻探的马坑有100多个，每个坑中马的数量少者一匹，多者37匹。目前，对殷墟中出土马骨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包括马牙、马骨在内的形态学的观察和测量、病理现象的研究、数量比例的统计、考古学文化现象的观察、古DNA分析和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等一系列研究结果，均证明这些马属于家马。图中蓝点表示商周时期该地区多个遗址中发现马骨的状况。鉴于这一地区在距今约3300年以前几乎没有发现马骨，而在距今约3300年以后多处遗址中发现车马坑和被埋葬的马，因此，我们认为家马在这一地区是突然出现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家马可能是从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但是，既便是在黄河上游地区，家马出现的时间与迄今为止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家马的年代相比，大约晚了1000多年。所以，当时黄河上游地区的家马很可能是从现在的中国境外传入的。 马的用途   唐 张萱 虢国夫人游春图 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黄河上游地区发现的马骨是与随葬相关的，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断言驯化家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随葬。由于在殷墟属于王陵范围的西北冈发现大量的马坑，埋葬的马达数百匹之多，如此规模的埋马，似乎显示出王权的高贵。从这点看，饲养马匹从一开始就与巩固等级制度的行为密切相关。有意思的是在殷墟和陕西省长安县西周的都城沣西遗址都发现了马坑，两处遗址埋马的方式有所不同，殷人埋马都是一匹一匹整齐地摆放，而周人埋马除整齐地摆放之外，还有杂乱地放在一起，这显示出商人和周人各自的风格和文化传承。 用马驾车是驯化野马为家马的另一个原因，这可以殷墟发现的不少家马出土于车马坑来证实。家马是人从野马驯化而成，车是人制作的工具，人把家马和车合二为一，是一个伟大的创造。马拉的战车带动了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殷墟发现的车马坑都是一车两马，两匹马拉车是商代的特征。属于西周的沣西张家坡遗址出土了四匹马拉的车。当年周武王率军讨伐商纣王，在朝歌打败商王的军队，一举灭了商朝。“武王伐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典故。在那场战争中，四匹马拉的战车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春秋开始，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马拉的战车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战斗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一辆四匹马拉的战车被称为“一乘”，当时已经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说法。 战国后期，赵国的北方地区毗邻游牧部族，身穿窄袖短衣的游牧部族时常骑马纵横驰骋，开弓射箭，滋扰边境，对赵国形成极大的威胁。赵国的武灵王大力推行“胡服骑射”，在全国推广胡人的服饰，组建骑兵部队。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由此开始。新建的骑兵部队行动迅疾，灵活机动，先后战胜北边和西边的游牧部族，拓展了赵国的版图。这一改革还带动了各国军事力量的重组，史载燕国“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国“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秦国“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秦始皇最终横扫六合，统一中国，“骑万匹”加上“带甲百余万，车千乘”，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公元五世纪左右出现的马镫更加有利于骑马。那样，马除了用于作战外，开始成为交通工具，后来发展到妇女也可以骑乘。唐代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就展示了几位贵妇骑马踏春、悠闲自得的景象。 马的饲养技术  史书记载，秦人在秦襄公（死于公元前766年）建立秦国之前，是一个以养马为主要职业的游牧部落。后来秦国的历代国君都十分重视养马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秦穆公（公元前659～公元前621年）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相马专家——伯乐。伯乐对长期的相马经验进行总结，撰写了《相马经》，把马依照品种、体型和毛色进行分类，依据马的各个部位的形状、尺寸和比例进行归纳，总结出良马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及具体形状。后来的多部历史典籍对相马和养马技术做了更加全面的描述。在历朝历代的民间也广为流传养马的技术，比如“马无夜草不肥”这句俗话就是对如何养好马的生动写照。 尽管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在研究秦始皇兵马俑的陶马时，发现秦代已经存在阉割技术。考古学家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一组大型的陪葬坑，出土了大量木制的战车和陶制的武士及马匹。其中1号坑是以战车与步兵的排列组合，2号坑是战车、骑兵、步兵的混合编组。这些武士和马匹均按照真人和真马的尺寸制作。1号坑里的马均是拉车的，每辆车由4匹马拉。我们发现1号坑出土的全部的马都被制成被阉割的公马，这些马只有阳具，没有阴囊。2号坑里发现的骑乘的马的背上有马鞍，故称为鞍马。鞍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有阳具，没有阴囊。另一类除阳具外，还有阴囊。由此看来，当时安放在这里的全部陶马依据阴囊的有无，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明显地表现出是被阉割过的公马；另一类则明显地显示出其是未被阉割的公马。当时拉车的马都是阉割过的公马，而鞍马却可以分为阉割过的和没有阉割过的这样两种公马。这一发现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养马技术、用马制度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阉割技术发明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的结论。据大学问家闻一多考证，甲骨文中已经有关于阉割的记载，如猪字的腹部有一画与腹部相连和不相连两种写法，相连的是公猪，不相连的是阉割过的公猪。据古文字专家王宇信考证，在甲骨文中还有在马字的腹部加一符号，此为用绳或皮条为套，将公马的阴囊绞掉。但是这些研究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共识。 我们知道，公马看到母马是要发情的。史书记载13世纪中叶十字军第6次东征时，土尔其和阿拉伯的士兵骑的是母马，而十字军的士兵骑的都是公马。在战场上，这些公马都跑去和母马调情，弄得十字军的士兵十分狼狈；十字军的将军骑的公马因为看到母马而兴奋，把将军翻落到马下，最终导致那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而告终。 阉割的公马看到母马不会发情。由此可见，对公马阉割与否，是有效驾驭马匹的方法之一。中国古代驾车的马都是公马，御手仅能通过缰绳和马具驾驭拉车的公马，阉割的公马看见母马不会有什么反应。因此，便于御手控制马匹。但是必须强调的是，阉割的公马性情会比较温顺，似乎不适合骑在马上的武士在战场上与对手英勇厮杀。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解释上面提到的秦始皇兵马俑的拉车的公马全部是阉割的，而部分鞍马是没有阉割的原因。秦朝开始于公元前221年，当时已经存在对家马的阉割技术，尽管中国不是家马的起源地，但我们的祖先对于养马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艺术品中的马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先人以马为题材，塑造了众多流传千古的艺术作品，令人叹为观止，这里仅举三例。比如，1969年在甘肃省武威县雷台遗址发现的一座属于东汉晚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青铜艺术品。其马昂首扬尾，马的头顶上花缨微扬，马尾打成飘结，马的前两足和左后足三足腾空，右后足的足蹄踏在一只飞燕上，飞燕双翅展开、惊愕回首。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瞬间将一匹骁勇矫健、奋蹄疾驰的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马踏飞燕”的制作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这匹马，几乎每个部位均合尺度。“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定为中国的旅游标志。 再有，在陕西省礼泉县唐太宗的昭陵北阙，原来列有什伐赤、青骓、特勒骠，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等六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被称之为“昭陵六骏”。相传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自己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令著名画家阎立本将这六匹战马绘成图样，专门雕刻在石头上，陈列于自己的陵寝之旁。这些简练明确的造型，娴熟浑厚的手法，栩栩如生地突出了六骏的性格和在战阵中的不同遭遇，以形传神，形神结合，充分展现了六骏的勇武和刚烈，表现了初唐时期写实性极强的艺术风格。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在1914年被美国人盗走，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到1918年美国人把其余四骏打碎，即将盗运之时，被当地人坚决阻止，未能得逞。这些破碎的四骏石雕被重新拼复，陈列在博物馆里，给人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还有，相传唐代的大诗人王维慧眼识英雄，资助在酒馆里打杂的小厮韩干辞掉工作，师从当时著名宫廷画家曹霸专学绘画。后来唐玄宗看了韩干的画，又亲自安排他拜画马圣手陈闳为师。身为宫廷画师的韩干在虚心学习、用心钻研的同时，想到了“师法自然”四个字，干脆搬到马厩里住，因为酷爱养马的唐玄宗汇集天下名驹，皇家马厩里的御马最多时有40多万匹。经过用心观察马的形象、揣摩马的习性、对比马的性格特征、寻求马的动作规律，在盛唐文化的影响下，韩干画出了他的惊天动地之作。以往画家采用“瘦中画骨”的笔法画马，展现螭颈龙体、筋骨毕现、姿态飞腾的“龙马”。而重视写生的韩干所画之马丰肥健硕、风姿绰约。它们的骨骼隐藏在光滑的肌肤下，眼睛有棱有角，耳朵又高又挺，胸脯丰满发达，四肢强健有力，再加上马尾细长，完全合乎良驹的标准。唐玄宗最喜欢的那匹名马“照夜白”被韩干描绘成昂首嘶鸣、四蹄腾骧、体态矫健、充满生命的动感。韩干画笔下的马显示了盛唐时期特有的精神气质，所谓雍容华贵、气度不凡。 （《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3日5版） (责任编辑：admin) |